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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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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享受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男孩的爱是最棒的。“同性恋”一词直到1891年才开始流行，不过当妇女和家庭价值取得显著地位时，花花公子们的同性恋行为也不断变得明显，或者在表示他们意志如此坚定。
“新女性”的出现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男性身份危机。1903年，奥托？韦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说道，这场危机或许在19世纪末男女关系苏醒的问题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爱德蒙得？龚古尔在《日记》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这种苏醒。1909年马里奈蒂的《未来者的宣言》突显出来的对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说是对阴性的轻视，是花花公子作风的另一个不变之处。在康普夫看来，这不应被看作是厌恶女人的，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现并威胁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不管是自愿、持久或仅是天生逆来顺受，隐居给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境遇，因为以激进的观点来说，在时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没有一个适合女性隐居的空间。米什莱充满怜悯地评价道：“没有家也没有保护的女人必死无疑。”还有一些说法附和这种观点：“大自然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女人天生应该受保护，在女孩时期和妈妈共同生活；作为妻子时，归她丈夫保护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别人身后（朱尔？西蒙，《劳动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救助。
大家庭（11）
一个一无所有只靠魅力生活的绝望女人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这种单身女人必然招致怀疑、非议和奚落。大龄青年也许显得古怪，但人们只会认为他傻而不会同情他，然而老处女变得不修边幅，她的青春已凋谢，巴尔扎克将之视为可耻的“非生产性生物”。老处女脾气恶劣、尖酸刻薄、诡计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如同巴尔扎克1847年在《贝蒂表兄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她像只蜘蛛，经常在城市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直到20世纪在男女平等主义者和莱昂？弗莱皮埃等作者的影响下，我们才看见对单身女子不同描写的出现。只有此时女性才拥有保持单身的权利。
然而许多女性确实发现自己很孤独。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岁以上女性中，12％从未结过婚，34％单身。1896年的比例也一样。在中世纪的法国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和中央山地的东南角，单身女人的比例极高。后来，地区差异缩小，但是大城市中单身女性的数字在戏剧性地增高。
女性单身的高比例成为中世纪后西欧人口统计学的一个不变特征。这种现象由几个因素造成。首先，家庭的战略考虑决定了哪些女儿该出嫁，哪些不能；年轻女孩通常被认为应该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最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 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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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大家庭（12）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试图视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租房的里昂丝绸工、巴黎阁楼女仆、克鲁斯泥瓦匠。实际上，肺结核，经常被公然抨击为独身主义的祸端，只是起到延长其独身生活的作用，因为婚姻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
隐居，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并非这个社会的真实形象，因为这个社会无论如何最重视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温暖。
对于回忆的渴望（1）
“在费勒维尔的庄园，一派兴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马德莱娜、玛格丽特和索菲为表兄弟们的造访而匆忙地准备着。“她们往来穿梭，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路小跑地通过走廊，她们雀跃着，欢笑着，喊叫着，彼此推搡着。”万事俱备，只等小伙子们的到来——她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庄园里给小伙子们准备的休息室也在恭候着他们的来临。花束布置停当后，准备工作即大功告成，而塞居尔的伯爵夫人在1859年所作的小说《假日》也就此开始了。
此次拜访的时间恰逢暑假。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姑娘们等候着小伙子们。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她们事必躬亲，包括花束的摆放这样的细节，以确保她们的表兄弟们能受到恰如其分的欢迎。她们流露出的情感标志着此事的重要，她们竭力履行着身为女人的义务，因为总的说来，对私人场合的布置安排正是女人的职责。
假日的欢乐不仅表现在空间场所上，而且也体现在时间跨度的构建之中。当孩子们团聚在一处时，总是通过回忆过去，比如此前的夏日中发生的事情来彼此问候：
“我们肯定还会做许多蠢事的，就像两年前一样。”
“你还记得我们捉的那些蝴蝶吗？”
“还有那些我们没捉到的？”
“还有那个可怜的癞蛤蟆。”
“还有那只小鸟。”
“啊！我们将会度过多么美妙的一段时光呀！”他们大声呼喊着，彼此进行第20次的拥抱。以过去时态（未完成时）叙说的回忆立刻就为未来搭建起了舞台。这是一份允诺，也是一份保证。
当过去未完成的东西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而永不再来时，对过去的哀叹也就变成了浪漫的过去未完成时。
但是幸福可以在记忆中永葆鲜活，而未达成的东西则积聚成可以阐释现在的令人欢愉的纪念品。现在的一切不仅可能得以承受，而且有了记忆的滋养，还可以在将来探询今时得到的极致；飞逝的幸福时光，在时间的涓流中汇聚在一起，转化成持久不息的丰盈果实。
据此观点，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确保他们的幸福，以使他们能够拥有资本积累，留下足够令人欢愉的纪念。同时，成人们也在他们的孩子尚小之时积聚一笔不可替代的记忆的财富。
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本质上是平淡无奇的，但如果将构成它的琐细时刻转化成附着感伤意义的仪式，它的实际价值就会呈现出来。一个定期将家庭成员召集到餐桌旁的家庭主妇，有资格被任命为幸福的掌管者。她设定了私人生活的韵律节奏，建立起一种规律性，并指挥了整个演出。
在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中，重复并不意味着例行公事的乏味。它被仪式化了，并且这种仪式将会持续到以后。事前，是等候和做准备；事后，是做评述和重温整个经过。欢乐存在于对一天中那些犹如标点符号的各个时刻的期望。仪式化将有价值的幸福和事件结合在了一起，而事件本身也注定要成为一件纪念品。
记忆如同资金一样被储存起来，再像在银行存折上一般被一一记录下来。阿方斯？都德（法国小说家，译注）女士使用了“女性的年表”这样一个短语来描述那些作为纪念物而被女性们加以组合、收藏的日常用品。一个女人可能会把她用破了的手套还有旧衣服收藏起来；而小姐和年轻的姑娘们会用散文、诗歌还有画作等其他的纪念物形式来装饰她们的“纪念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对于回忆的渴望（2）
1836年摄影术的发明为一种新式纪念册奠定了发展基础。1850年后，摄影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照片”这种简洁的方式直到1876年才出现。油画人物肖像可以超越时间范畴，在艺术的不朽中来描画所要表达的主题；而照片则保藏了稍纵即逝的瞬间。照片不仅是可以刺激起回忆的纪念品，汇集在相册之中，而且照片上的景象还透射着时光的章节，让孩子们的成长和历经了婚姻、生育、洗礼的家庭成为永恒。
在对布瓦洛家族的研究中，卡罗利娜？考塔尔德－洛伊莱特发现了3本相册，其中包括1860年到1890年间拍摄的约40帧照片。这些照片是记者们送给布瓦洛家族的人的。玛丽？布瓦洛从她的表兄妹们那里收到了几封信，信中答应寄给她一些近来拍摄的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照片。通过这些相片，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个生命个体从7岁时的洗礼到青春期，然后经过婚姻到成人，再成为父母，直至最终到老年的整个轨迹。这项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家族网络规模的具体证据”。当玛丽的女儿们在1901年结婚时，她把她们的照片送给了其他的家族成员。1910年以后，摄影已成为了很普通的事情。在1912年到1914年间，玛丽的丈夫欧仁拍摄的照片装满了16本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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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记也起着记忆存储仓库的作用。加布里埃尔？拉奎因是一位来自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译注）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她在1890年7月，当她16岁半的时候开始记日记，“从现在开始，过了许多年后，我或许会很高兴地重读这些开始于年少而又欢快的时段的描述（7月12日）。”10月30日，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以后，等我很老时，重读这些日记将会让我感到很愉快，在时光的镜子中看看过去的我是个什么样儿。”
不久以后，她的日记成为了一本参考书。在写日记的过程中，她也在创造她自己的历史。通过记录下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在，她构建着自己的生活。“现在”在这些书页中明显是最少的，它已被即刻转化成了过去，转化成了一个参照物。
加布里埃尔的未来是由诸多的梦想构成的，这些梦想都与她和她28岁的表兄路易斯？贝洛尔的婚姻有关。1891年10月3日，那些梦想终于成真，但她仍继续怀着敬意将自己置身于过去（“噢！我是多么幸福！我终生的梦想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实现了。”）和未来（“是的，我当然还有渴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1892年会是我体验成为母亲的欢乐的一年吗？”）之间。她的日记在此处戛然而止，这正是这位年轻女性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她的日记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对她的个人情感进行秘密观察的处所。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日记使她记录下了时光的章节，通过将她的现在和时间的溪流相链接，她书写出了自己生命的历史。
20年后，加布里埃尔的大女儿勒内？贝洛尔，在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开始了她的日记。日记中现存的最早的开始日期是1905年，那时勒内13岁，但是从她在1910年3月9日所写的日记内容判断，她开始做记录的时间要远比这个时间早，在她日记的第500页写道：“500！它们还在增长！没错，从我开始时算起马上就要满8年了。”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本书，“我们都在比索埃过基督教的诸圣日（11月1日，译注），聚在饭厅的炉火旁……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就在书架上随手翻看，在那里我发现了拉马丁的《我母亲的手稿》。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记我自己的日记。”87book。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于回忆的渴望（3）
私人日记可以提供有关日记作者本人生活的无法估量价值的细节。它们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其中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标记时光片断的渴望。家庭成员间经常往来的信件也激发起同样的渴望。玛丽和欧仁？布瓦洛在1873年到1920年间收到了11000封信件，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家族成员寄来的。信件中传达的信息包括孩子、家庭事务、参观游览，最重要的就是亲属们的健康，但在深层次的私人感情方面却几乎是空白。通信起到了礼仪性的功能：它是家族成员之间情感相连的确实证据。信件的价值并不像其往来的规律性所表现出的那么大。
人们可以从所谓的“生日书籍”中看到这种标记时光章节渴望的最纯粹形式。它最初出现在英国，后来是法国。1892年，出版商保罗？奥伦多尔夫出版了一本被他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文选》的书，在此书的序言中，他评论道，英国的生日书籍通常都是拜伦和莎士比亚作品的选集，而他选择了雨果，以表达他对法国民族诗人的敬意。书中每一页正面（即右边）的书页都是空白的，只指示出了月日，而反面（即左边）的书页则印有雨果作品的摘引。
生日书籍有三种不同的用途。首先，可以通过诗人与之相应的思想来评说生日。第二，人们可以对诗人的诗句加以评论（或是让一个朋友来评论）。第三，这种书可以当作日记本使用；对女性而言这是它最主要的用途。
我手头就有一本生日书籍，是一本《维克多？雨果文选》，它曾经的主人是沙托堡的克莱尔。在她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克莱尔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本书。有时，她记录下重要的日期和生日；有时，一般是生活中有了重要的事件时，比如在订婚或是她去俄罗斯旅行时，她会详细记录下某些日子中发生的事情，就如同记日记一样。她这本小书中的手写文字非常之小，有时几乎难以辨认，在一位古董商的手中经过加工才得以重放光彩。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研究这位女性的生活，她希望自己能够幸免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
克莱尔的生日是9月1日，年份约是1870年。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在1880年。她有时住在巴黎的瓦格莱姆大街，有时住在瑞士蒙特勒的日内瓦湖沿岸，她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座庄园，这座庄园在1896年5月30日被卖掉了，此后，克莱尔和她的父母搬到了一幢租来的别墅中。作为一位小姐，克莱尔的生活中充斥着社交舞会和悠闲的漫步，但对她来说，比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她生命中的高潮出现在1899年去俄罗斯旅行时；她的父亲在1900年8月17日病倒，随后去世；她在1902年2月订婚，同年4月份嫁给埃德蒙；而她的儿子阿尔贝在1903年1月11日诞生。
这本生日书籍的几处评论显示出了克莱尔和她丈夫之间那种挚爱的关系。在1902年4月6日，也就是他们婚后的第一天，她写道：“美好的日子。埃德蒙和我乘四轮马车前往磨粉厂，然后经过当皮埃尔和卢瓦尔码头安全返回。真有趣……我很开心。山楂树开花了。”同年5月15日她的记述是这样的：“医生告诉我，我可以期待小宝宝的问世了。当然，我有了所有怀孕的症状！我非常高兴，埃德蒙也是！他说他更爱我了！而我也感觉到他的爱在与日俱增！”8月6日，“我所期盼的可爱的小宝贝，正把我们俩越来越紧密地牵引到一处。”然后，她和她的弟媳一起动身前往保陵根；从8月10日到8月17日，埃德蒙在那里与这两个女人会合。
阿尔贝出生于1903年的1月11日，是个星期天，然后在2月15日进行了洗礼。此后，书中的记录就不那么频繁了。9月23日，我们读到：“我和巴贝尔（即阿尔贝）还有努努一起离开卢湾涅前往巴黎和索米尔，我们期待在那里遇到埃德蒙。”11月26日，阿尔贝冒出了第一颗牙，第二颗牙是在12月11日长出的。1904年2月22日，这个13个半月大的孩子在索米尔照了一张相片。6月19日，“巴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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