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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那个秋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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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喝茶。“
卓记者端起茶，依照顺序，现在便轮到洪记者开口说话了。电视上就是这样的，女声播一条，接下来就是男声播～条。洪记者显得很斯文，很缓慢地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一边往外掏，一边慢声慢语地说：“确实呢，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遇，对企业来说呢，也是一次机遇。
李总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和广大的电视观众说几句话，对贵公司扩大知名度肯定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样是说三十秒钟，效果肯定比广告好，费用也比广告便宜。如果资公司能够成为赞助单位的话，费用虽说多一些，可是我们可以把公司的名称打到字幕上去。“李建国听到这儿算是彻底明白了，彻底恍然大悟了。一句话，拉”赞助“来了，说白了，要钱来了。既然是要钱，李总也就没有必要太恭敬了。这时候洪记者从包里抽出一张价目表，递过去。李建国看了一眼，脑袋里一阵晕。李建国丢下价目表，叉起了十只指头，放在大腿上，尽量平静地说：”价格倒是公道，比北京和广州公道多了。“李建国这么说着就仿佛和北京广州的新闻界打过交道似的，听上去见又多识又广。
“喝茶。”李总说。
洪记者和卓记者一起端起了茶杯，低了头，做喝茶状。李建国的脑袋里头开始飞快地运转，他挺了挺上身，表情一点～点冷峻起来了，说到底他们是来要钱的，李建国就不能没有一点总经理的样，样子越足，就越是财大气粗，越是财大气粗，“洪记者”和“卓记者”就越是拿自己当回事的。要不然，他们是不懂得什么叫恭敬的。
李建国说：“这样好不好，这的确是一次机遇，我和你们的领导再商量商量。”
洪记者和卓记者一同放下了茶杯，相互打量了一眼，似乎有难言之隐。还是洪记者开口说话了。洪记者说：“你看这样吧李总，我们也认识了。算是朋友，将来还有很多合作机会，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先谈妥了，再去和我们领导会面。”洪记者笑起来了，有些不自然，说：“我们台有规定的，谁拉到的赞助，就算谁的。我们两个人不会把李总撇下去，你和我们是五五开还是四六开，你给个痛快话。这个账我们不会不认，我们两个向来都是这样的。”
李建国把玩着打火机，说：“这个好说。”
李总掂出了他们的斤两，信心越加充足了，而“李总”的派头也就越大了，他站起身，走到记者的面前去，洪记者和卓记者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了身来，李总把一只巴掌搭到洪记者的肩上去说：“这样，交个朋友，哈，后天下午，你们再来一趟，我给你们一个回话。”李总拍了洪记者一把，说：“顺便吃顿饭，哈，今天就不陪了。九点钟省里报社的一个记者还要来采访，没办法。”李总笑道：“实在是没办法。”
洪记者和卓记者陪上笑，忙说：“你忙。”
李建国把他们送到门口，大声说：“就这样，哈，不送了。”
李总关上门，抱起了胳膊，放在胸前。他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感觉到自己有一点气宇轩昂。
李建国把自己关了近一节课的时间。他半躺在自己的大班椅上，把双脚跷到桌面上去，一口气抽了七根三五牌香烟。整个办公室里头都雾气缭绕的。李建国眯了一双近视眼，仔细地设想，推断，他的整个身心都像要登台的样子，准备演出的样子，蠢蠢欲动却又冷静镇定。
四十分钟过后，李建国掐掉了最后一根香烟，一份精致的计划就有了一个大概了。想完了，他拿起了电话，用内线叫过小蔡，小蔡在数秒之后就站到了他的面目u。李建国说：“你记不记得，前些日子二十二频道报过一个十一岁女孩，得了白血病的那个，叫什么停停的。”
小蔡说：“记得，晚报上也做过报道的。”
李建国伸出一只指头，开始发布他的命令：“你立即把报纸找来，或者直接与晚报联系，找到这个小姑娘，越快越好，一找到就和我联系。打我的手机。”
“知道了。”
“你把手头的工作全放下来，现在就去办。”
“知道了。”
李建国吩咐过手头的事，站到了空调机的前面去，等身体冷却过来，他洗了一把脸，整理过头发，上身下身都打量一遍，关上门，往楼上走去。李建国敲响了罗博董事长的办公室。
李建国坐在了罗绣董事长的对面。他扼要地汇报了季候风唱片公司的工作，一共谈了五点。每一点都只有十来句话，最短的只有七八句。汇报完了，李建国总经理开始请示董事长有什么新“考虑”或新“指示”。罗绣女士说没有。罗绣女士说，唱片公司交给你，你就是主人，我们不干涉你的工作，李建国表示了谢意。表示完谢意李建国就开始谈及如何扩大总公司知名度的事了。李建国说，根据他的调查，市电视台的二十二频道快满一周年了，依照惯例，电视台会有一台晚会。李建国建议说：“总公司可以考虑把晚会的冠名权买下来。”李建国说：“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学不远了，离教师节也不远了，教育的问题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成为话题，好炒作，也就是说，记者好发消息。”李建国提议说：“第一，晚会的演出，我们可网罗一批歌手，这件事我们可以让电视台去张罗，他们熟，有路子；第二，二十二频道多次报道过一位十一岁的白血病患者，公司可以由您出面捐一笔款子，把晚会推向高潮。主持人热泪盈眶，全市的市民会热泪盈眶，当然，您更应当热泪盈眶，现场直播，社会效益是可以想见的；第三，利用这个机会资助几位特困户的学龄儿童，要是在平时，这笔费用肯定买不来这样的新闻报道，联系工作可以让电视台出面，他们求之不得，做圣人，谁都会抢着去干，我们只要掏点钱就可以了。”罗绣听完了，点了点头。但出乎李建国意料的是，罗博并不缴动。罗绣拿起了圆珠笔，有节奏地敲打自己的大拇指。罗绣说：“想法不错。”夸奖完李建国，罗董事长就语重心长了，罗绣说：“小李，新闻界的人来掏钱，千万不能当真的。你干长了，自己就会明白了。”
李建国说：“做广告也得掏钱，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广告做得更漂亮，像一首歌，一首诗。
催人泪下呢！“
罗绣笑起来，说：“你还是个艺术家，不过想法不错。”
李建国说：“具体的事务工作由我来谈，不给总公司添任何麻烦。”
罗绣说：“挂一个冠名，他们开价多少？”
李建国说：“价格是活的，只是说话的技术问题。”
罗绣说：“想法是不错，但是总公司毕竟不是银行，总公司有总公司的困难。”
李建国说：“只要董事长答应，三七开，我们季候风愿意承担三成。”
罗绣说：“小李，与电视台合作，最大的收益者将是你们，五五开，算是我对你们的支援。”
李建国说：“五五开不行，这样我们不和总公司平起平坐了。四六开，我一年之内把款项划到总公司的账上去。”
罗绣笑起来，说：“小李，果真是不吐骨头。”
李建国陪上笑说：“这只能说是总公司的遗传基因好。”
罗绣听了这句话真的开心了，脸上就有了和颜悦色。说：“那就献一回爱心。”
李建国说：“那我找他们谈了？”
罗绣说：“我让广告部的人和他们谈。”
第三章
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只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1992年9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H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考上了大学。
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d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嫡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棚后来“豁”了出去，拖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宁‘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胸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狂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反过去还是十元钱。
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赃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悟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这时候丈夫耿长喜刚从肉联厂下班回来。他站在床边，拉下了脸，说：“告诉我，谁欺侮你了产‘童惠娴便用被角把头裹住。耿长喜从铺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杀猪的点红刀，到巷口里头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来。耿长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头柜上，大声说：”你说，是谁＊’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说：“没有谁，我自己难受。”耿长喜放低嗓子问：“真的？”童惠娴说：“真的。”耿长喜收起刀，往外面去，临出门时回过头来关照说：“也不要哭得太长了。”
童惠娴把那张十元钱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么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里头也没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娴骑车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马路潮湿而又空荡。童惠娴长叹了一声，像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总结：“哎，人哪。”
一个星期之后耿长喜才知道老婆在外头摆摊了。听完妻子的诉说，耿长喜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却比童惠娴早起了半个小时。当天晚上耿长喜就笑嘻嘻地问了：“今天生意好吧？”这个混球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长喜端了酒盅，开心地说：“上午环卫工人刚一扫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娴愣了半天，说：“你怎么能这样严耿长喜腆了脸说：”为你好。“童惠娴说：”你怎么能这样？“耿长喜不高兴了，放酒盅的声音便不好听。他用浓郁的苏北乡音说：”为你好／他梗了脖子说话的样子活像他当年做支部书记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队的地方。1970年的春天童惠娴来到了这座苏北乡村。是一条水泥船把他们从小县城分散到各个村庄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头，心旷而又神治，迎接他们的除了乡村锣鼓队之外，还有遍地的鹅黄色的菜花。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锣鼓声仿佛不是从锣鼓里头发出来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风中摇曳，兀自发出的惊天动地的锣鼓声。童惠娴深吸了一口，多么柔嫩的空气呵，掺杂了植物的气息，太阳的气息，水的气息，以及泥土的气息。童惠娴的心情绽放开来了，三四天之内都没有平复。童惠娴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她认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朵油菜花，鹅黄色，有一种动人的摇曳，扑棱扑棱的，无始无终的。
耿家圩子当天晚上就传开了一则好消息，城里头来了一位美人胚子。人们都说，这一下晚上出门不要等月亮上山了，那些年轻人的眼睛到了晚上肯定就会自己放光的，就像天上的星，一颗比一颗亮。小光棍们的眼睛碰上美人没有一颗不会发光芒的。耿家圩子在不久之后就传出一首歌谣了：
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墙头望知青。
天上星是泛指的，指那些年轻人。而知青则是特指，说的正是童惠娴。
其实童惠娴称不上美人。只不过白肤特别地白罢了。但她的动人之处不在皮肤，而在神态。童惠娴是那种安静的、羞怯的姑娘，不爱说话，就会微笑。她在遇上生人的时候总是低顺了眼的，以那种招人怜惜的样子满面含羞，接下来就泛上来两腮红。她的白皮肤在这种时候就会格外显眼了，红而衬白，白而衬红，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样子。这样的神态总是能够满负荷地激发起农民朋友的审美激情。他们用葱和藕这样的上等植物来比拟童惠娴，表达他们的心情，表达他们对城市人的认可与赞同。
农民朋友们说童惠娴和“大葱”一样水灵。而好皮肤则和“新藕”一样皎白。
童惠娴的歌声传到农民朋友们的耳朵里头，则已经是这一年的初冬了。农民朋友们再也没有想到，这个一说话就会脸红的女孩子，站到舞台上去居然是那样地一反常态，当着黑压压的一群人能把普普通通的一首歌唱得睁开眼来，一眨巴一眨巴的，直愣愣地盯住你，让你的下已再也挂不住。童惠娴小学时代可就参加“小红花”艺术团了，还做过十几回领唱呢。
这个胆小羞怯的小丫头一上台就镇得住场，豁得出去，台下的人～多她反而不害怕人了。用老师的话说：“天生就是一个唱歌的料子。”
入了冬就是乡村的闲时，正是各类文娱宣传队传播“思想”和“主义”的日子。公社把刚刚插队的知青组织了起来，挑选了十几个文娱骨干。这些文娱骨干直接肩负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用表演唱、三句半、快板书这些艺术形式把它们送到农民朋友的心坎里去。他们一村挨一村，走一村，演一村，学一村，教育一村同时又被教育一村。热热闹闹地红火了一路。当然，“不正当”的事总是会有的，演到一半上海的一位男知青和女知青就给开除了，他们有事没事总要蹲到一块说上海话，头靠了头，距离都不到一尺宽，把所有的人都撇在了一边。这像什么话嘛！这哪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这不是小宗派、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嘛！不要他们。让他们去兴修水利去。
童惠娴是这群骨干里的骨干。压台戏女声独唱就是由童惠娴来承担的。给她做手风琴伴奏的是刘家村的一个知青，叫徐远。童惠娴和徐远是老乡，童惠娴毕业于二十一中，而徐远毕业于九中。方言相同，在一起说说话的时候当然就多一些。幸好有上海知青的前车之鉴，要不然童惠娴犯一些错误也是说不定的。童惠娴自己都意识到她在徐远面前的话已经越说越多了。照这样下去无疑会有滑进小资产阶级泥坑里的危险性。这真是太危险了，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不警惕，走错了道路实在是一眨眼的事。
文娱宣传队的巡回汇演进行到最后一站，是耿家圩子，也就是童惠婚所说的“我们村”。
舞台搭在乡村小学的操场上。童惠娴给乡亲们演唱了《远飞的大雁》。童惠媲一登台就使村里的乡亲们惊呆了。她上台的步子迈得落落大方，一点都不像她的黑眼珠子，见人就四处躲藏。
她在舞台的正中央站成“丁”字步，小辫子从左肩那边挂在胸前，用指尖不停地缠绕。童惠娴始终保持一只肩头对着台下，当她换句子的时候，另一只肩头却转过来了，又自然又切娜，宛如玉米的修长叶片。她的春秋衫做成了小翻领，收了一点腰，不过分，真是又漂亮又朴素，完全有资格代表耿家圩子的全体社员向首都北京表达深情：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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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一个信儿到北——京（哪）
翻身的农奴想——念
恩——人毛主——席——
“恩人毛主席”那一句被童惠娴唱得动听极了。舞台上的扮相也就格外动人。她会把重心移到前脚上，后脚只有一只脚尖支在台面上，而两只手的指尖翘起来，呈兰叶状，交叉着缓缓地扣向胸前，紧紧地贴在了心窝子上。热爱毛主席的人太多了，可是谁人这样热爱？谁又能把两只手与胸脯的关系处理得这样柔和，这样相互企盼，这样情深似海，这样美不胜收？
方圆二十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耿家圩子的村民盯着童惠娴，所有的脖子都随了这句歌转了半个圈。这句歌里头有一种无限的亲近与缅怀，更严格地说，有一种普通人才有的牵挂，像牵扯了骨肉那样难分难舍。真是动听，都有点像儿女情长了。如果不是献给毛主席，这首歌要是这样演唱简直要犯错的。好听得叫人耳朵都支棱不住了，直往下挂。
耿家圩子这一站汇演完了，文娱宣传队就暂时解散了。所有的知青都聚集在河边向童惠娴道别。徐远坐在抽水机的船头，手风琴一直被他套在脖子上，像个宝贝似地搂在怀里。东风牌抽水机发动之前童惠娴正在和一个扬州女知青说话。这时候她听见手风琴响了一下，是“3”这个音，就一下，童惠娴倒过脸，徐远正冲了她微笑，半个脸被傍晚的太阳照得通红，又快活又帅气的样子，童惠娴一点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又产生了那种错觉，就是刚刚下乡时的那种错觉，胸中的油菜花抖动了那么一下，但不是纷絮状的，漫天遍野的。只有一棵。一株。一朵。愣愣地抖动了那么一下，毫无预示地抖动了那么一下。童惠娴一下子就呆住了，失神了。童惠娴站在河边的柳树下面。柳树临近落叶，青黄色的叶子显示出最后的妖烧。童惠娴反而看不见眼前的徐远了，徐远的模样反而成了她的想象了。她想起了这些日子里头的诸多细节，每一个细节都伴随了徐远，而徐远都是快乐的，帅气的。童惠娴就这么失神地位立在初冬的夕阳里面。
太阳在河面上红了一大块，而村里的鸭群正从水面上归来。抽水机船开动了。冲到了鸭群里头，鸭群对称地分成了两半，向两边的岸上飞窜。船上的知青们开心得不行了。他们大声喧哗，夹杂了手风琴的快乐响声。他们的叫声随抽水机船缓缓远去了，随后船拐了个弯儿，河水最终归结于静，那种白色的、易碎的静。童惠娴握住了自己的辫梢，有一种旋律好听得都让人难受了：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童惠娴的成功演唱使耿家圩子的人们对她有了全新的认识。村里的小伙子开始更为伤心地单相思了。童惠娴和谁说过话了，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谈话的中心。他们用～种悲痛的心情与神态评论起村里的女孩们：“她们要是有人家的一半就好了。”“人家”当然是童惠娴，而“一半”到底是怎样，这个难以量化的标准则近乎令人绝望了。但是童惠娴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傲的，甚至是冷漠的。这个问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外，童惠棚木马虎，不随便。尽管童惠娴处处显得很随和，然而什么样的人可以多说话，什么样的人不能说话，她心里头有底。光棍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童惠娴注意着回避。该把头低下去的时候她一定会低下去的。
有些人的目光天生就不能搭理。你一和他对视他就会缠上你；目光炯炯，兼而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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