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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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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副总经理冯敏杰会怎样去选择？吴铭德呢？还有党委书记陈永明，他又会怎样？他们如今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一眨眼间就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很难想象他们会干出那样的一些事情。人即使是要变，那也得有时间呀。怎么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想当初，李高成离开这个地方时，他们都还是四十几岁的壮年人。这个岁数正是人一生中最宝贵、最成熟、最老练、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李高成仍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中纺作为一个龙头，从而带动整体把全市的经济搞上去，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搞上去。他对中纺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关心，对中纺的每一个决策都要亲自过问。中纺的这些领导们，三天两头地往他这儿跑，每件事都要做出详细的汇报和解释。李高成是内行，没有什么能瞒过他，也决不可能有什么能逃脱了他的思维和眼睛。做鬼没做鬼，只要你看看他的眼神就清楚了。这一点自己完全可以做保证，至少在那两三年时间里，中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问题和出什么大的差错。而这些人也绝不会在那时就开始蜕化变质了，就算你想蜕化变质也得有条件才行。整个一个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班子，还有一个刚刚离开这里的分管市长整天把着关，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漏洞在他眼前滑过去？
再以后，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但即使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也从未对中纺的工作情况彻底放手。那时中纺的情况已不容乐观，形势已显得非常严峻。不过大致的状况他还是了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也还是清楚的。那一年，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几位主要领导，只要一来北京，都肯定要来看看他，给他汇报汇报公司的情况。尽管有喜有忧，但他们信心十足，觉得问题解决得了，困难克服得了，用不了多久，中纺就会度过难关，走出困境。其实满打满算也就这么一年，又能出了什么大问题？
从中央党校回来不久，他便被推举为市长候选人并在市人大会上被选举为市长。在这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里，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大换班，许多领导的具体安排一直没有到位，所以市里的工业一直还是由他直接分管的，中纺的问题他并没有放松过。他曾为中纺的许多问题亲自做过批示，尤其是在如何使像中纺这样的大型企业能更好的运转起来的问题上，他还专门和市经委、市计委、市财委、市银行、市工业局的领导人一块儿进行过座谈和协商。尽管他非常非常的忙，但他对中纺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了若指掌的，那时候的中纺也并没有出过什么让人疑虑的大问题。
这就已经是1992年了，至少在这以前中纺的领导班子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信赖的。
那么要出问题会不会就出在以后的这几年？
说实话，自从有了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后，他对中纺的事情确实关心得比较少了。这倒不是他对中纺的事情不想管不想问，而实在是无从过问、无从插手。自从有了分管市长后，他再那么直接去过问和插手中纺的事情，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虽然你是市长可以主管全面工作，但具体的事情，你就不那么好再去管了。从企业单位到行政部门，短短的几年时间，也已经让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这两个领域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根本就是两码事。在企业单位里，你尽可以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干部们聚集在一起，为了工作上的事，有时能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不管职位高低，也不管年龄差别，只要是为了厂里的事情，再争再吵，也决不会放到心里去，争过了，吵完了，什么也就全都过去了。没有人会在意什么，更没有人会去记恨什么。但在行政部门可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别看表面上和和气气、平平静静，究底里可是孙庞斗智、龙虎相争。干惯了谋事的工作，如今到了谋人的地方，有时候可真能把你累死、憋死、活活气死。然而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人说中纺是他的根据地，中纺是他的老窝儿。中纺的干部个个屁股摸不得，除了市长李高成谁也管不得。中纺领导的尾巴能翘那么高，就因为有李高成在撑着腰。有了李高成这个后台，中纺的事情你们就谁也别想管。只要李高成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就永远会是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地方，就永远会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中纺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上，更是让他感到头疼。按说，像总经理郭中姚、党委书记陈永明这些人，在中纺这个领导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早该动一动、换一换了。不管怎么说，在这样一个终日操劳、日夜不宁、时时都得把神经绷得紧紧的地方工作，即便是一个铁打的汉子，连续干上几年也一样会吃不消的。何况在一窝儿里呆得久了，就容易出问题。动一动、换一换，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就是因为他这个市长是从中纺出来的，所以一旦研究到中纺的问题和中纺的班子，只要有他在，立刻就会冷了场。很少有人会提出什么意见来，更不会有人表态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就常常想，有朝一日如果中纺出了什么事情，中纺真的给弄垮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大的责任还是在他身上，害了这个公司害了这些干部的人其实正是他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对中纺的这些领导们，他更多的是怀着一份内疚，怀着一份自责，他总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也许要不是因为有他，要不是因为他当着这个市的市长，眼前的这些人说不定早离开这里了。他们的日子会安稳得多、也平静得多。
反过来讲，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使得他们在这几年里，在观念上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而使他们挺而走险，彻底腐化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老上级是个市长，他们同市长有着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一座靠山，有着这样的一个后台，所以才借着这棵大树的阴凉，恣行无忌、为所欲为、狐假虎威、羊狠狼贪？难怪新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杨诚会这么说，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早就该换一换了。
他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看着眼前这十几张熟悉的面孔，他真的没法相信他们真的能干出那么多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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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呢？就在李高成表面上不多管中纺的这几年里，其实在暗中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放弃过中纺的事情。只要一有机会，他总是要问一问中纺的情况。而中纺的这些领导干部们，大事小事也常常来找他商量和汇报。不论是市里开会，还是逢年过节，他们也总是要来办公室或者家里坐一坐。中纺的事情他毕竟还是了解的，至少他还是心中有数的。绝不至于这一伙人全都成了腐败分子了，他竟还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说实话，平时他并不是个耳根子软的人，也绝不是个优柔寡断、好谋无决的领导干部。这一点在市政府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人所共知。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涉及到中纺的问题，他就觉得有一股扯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就好像豆腐掉在灰堆里，打不得、提不得、丢不得、舍不得。
仅仅就因为是感情的关系吗？或者正像别人说的那样，就因为眼前的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都是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过的同事和战友，所以自己自觉不自觉地也就成了他们无形中的后台和庇护伞？从而在无形中也就助长了他们的那种放肆和贪婪？抑或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他们也感到他们已无从提拔和调动，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公司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离开这儿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既然什么也盼不到了，那就还不如实惠一些，这一面捞不上了，那就到另一面去捞上一把？因为市长的缘故，他们的仕途已彻底无望；但同样因为市长的缘故，他们在这儿不管怎么干也不可能会有什么人敢来查一查，问一问。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捞就怎么捞。既然有个市长作着后台、撑着腰杆，那捞也是白捞，不捞也是白不捞，堤外损失堤内补，不捞才他妈的真正傻瓜一个！
他们就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做得吗？李高成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些同样也默默地注视他的一双双眼睛，心里像祈祷一样默默地思考着。
这就看他们怎么说怎么解释了。
因为不管怎样，这个摊子是在他们手里给烂掉的，公司里的乱子也是在他们手里给捅出来的。
他们必须得有个交待，也必须得有个说法。
八
准确的说，公司领导们的汇报是在下午5点20分开始的。
李高成的开场白很短，他知道他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对工人们的那些讲话他们全都听到了，职工代表们的发言和要求他们也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其实一切都不必要再说什么了，他这会儿要的就是解释、要的就是回答。
第一要说真话，第二要说真话，第三还是要说真话。这会儿你们谁也别再给我来什么哩格嘟，我就要真的。
郭中姚当时有点小心翼翼地说，时间也不早了，是不是先安排吃点饭，等吃了饭再汇报？
李高成瞧也没瞧他地摆了一下手，这会儿了还有什么心思吃饭！我这会儿要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那职工们会怎样看我和你们，中纺这个大门我还想不想出去了？
李高成在这里和刚才在工人们面前的心情和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刚才他面对的是主人，是这里的中心，是一团熊熊的火，是一个他直接管不着也根本不害怕他的社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事关他的荣辱与变迁，甚至会影响他的位置和仕途。面对着这个群体，他潇洒不起来，更轻松不起来，不能笑也更不能怒。每一个举止都得三思而行、慎而又慎，每一句话都得字斟句酌、瞻前顾后。而现在在这里，他则是真正的主人，他则是这里的中心，他也同样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他面对着的全都是他的从属和下级，这些人他全都管得着，而且一个个都对他怕得要死。尤其是他的喜怒哀乐直接关系着他们的荣辱与升迁、位置和仕途。在这里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愿意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他一点儿也用不着去在乎什么。何况这些人还真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何况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管得着他们的市长和老上级。
见李高成这个样子，十几个人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几分钟后，郭中姚翻开一个本本来，两手有些发颤地戴上花镜，小心翼翼地瞟了李高成一眼说道：
“那就让我先汇报吧。”
也就这么一句话，直让李高成心里阵阵发酸。郭中姚真的老了，但却仍然还是以前那副对他总也恭恭敬敬、说一不二的样子。大概这也正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只要你作过他的上级，你就永远会是他的上级，即便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便是他已经成了你的上级，在他的心底里还依然会把你当作他的上级。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难怪为什么许许多多的领导一旦上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要把属于自己的人提拔起来，于是乎这些下级就会永远在心底里对你感思戴德，会刻骨铭心地感激你一辈子。否则，你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恩怨分明真君子，知恩不报乃小人。谁要是跟自己的老上级闹矛盾，谁要是造提拔你的人的反，你这个人的人格就算彻底完了，一辈子也别想再在人面前直起腰来。而发生在我们干部阶层里的种种弊端，是不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团团伙伙、圈子山头也越来越多，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一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人们就会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会变得复杂棘手起来。李高成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也正是陷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而不能自拔？事情还刚刚开始，就先自手软了、心软了。看来自己的感情早就有了偏向，屁股也早就坐歪了。要真是这样，那还怎么能彻底公正的解决问题？又怎么能让全厂的职工和干部心服口服、畏威怀德？
一定要冷面如铁、公正严明，绝不能因为眼前的这几个人而冷落了几万工人的心。只要有问题，就绝不能心软，更不能手软。
郭中姚汇报得非常认真，也非常仔细，虽然是逐一反驳，针锋相对，却显得是那样得体、那样中肯。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浮躁的牢骚，没有辛酸的委屈，更没有火爆的情绪。大概是早就有了准备，一条一条的都是那样充分、那样圆满，而且有理有据、有条不紊。
郭中姚的汇报和解释看来是代表了公司整个上层领导的意见和观点。郭中姚首先认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些年来的亏损和负债，公司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公司领导的观念这几年越来越老化僵化，市场意识太弱太差，在新旧观念的转换中，步伐太慢。一切都还是照老章程、老规矩办事，体制上是这样，管理上是这样，行为方式上依然还是这样。想变又不敢变，往前走一走，又往后退一退。老是想盼着上边下文、下指示，等着领导来说话。要是没了这些，就会觉得什么也不牢靠。所以在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不只是慢了半拍一拍，而是远远没能跟上，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跟。郭中姚说，公司的许多领导，也包括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总是只想着往母亲的怀里躲。什么时候也是等靠要，等财政、等拨款、等投资；靠领导、靠国家、靠政府；没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听党的没错，听政府的没错。总想着公司是党和国家的，工人也是党和国家的，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大的摊子，党和国家还真会不管了？要真成了那样，那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宗旨还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国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管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这才有些傻眼了，然而这时已经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来不及了。这种旧思想老观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厂，害了国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几万工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这种经验教训，就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转变了思想观念，我想我们绝不会垮成现在这个样子。五年就让我们几乎外欠了整整五个亿呀！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
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眼泪。
说实话，李高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骚，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因为国家撒手不管了，所以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业也就彻底完蛋了。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什么时候撒手不管过？别的不说，只说这几亿外欠的贷款，不全都是国家贷给你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财政那么吃紧的情况下，仍然一年几乎平均要拿出一个亿的资金扶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怎么能说政府撒手不管了？这像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说的话吗？但看着郭中姚泣不成声的样子，李高成不知为什么没能把这些话说出来。转回来一想，他真心实意就这么想的，你能说他想的这些没有一点儿道理吗？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听党的，听政府的。党叫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国家怎么计划，他们就怎么按计划行事。如今党和国家突然让所有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来做主，让他们自己去找市场，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产品的出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吗？他们的心理能有这种承受能力吗？说实话，在党和政府面前，他们真的一直充当着一个孩子的角色，让他们突然离开母亲的怀抱，他们能够自立行走吗？应该说，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就让他说吧，让他能没有任何顾虑的把心底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就是苦水也尽情地往外倒一倒。
也不知过了多久，郭中姚又接着讲到：
“就说买棉花的事情吧，买回来的棉花不好，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也确实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我们也多次在全厂的干部会议上详细地讲过事情的全部经过，在厂里的闭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干部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子给干部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道呀，我们真怕你知道了，批评也好，处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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