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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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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常常赞美日本人的合作态度，但是，在冰心看来，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所谓合作态度，其实只是顺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当局提倡民主，允许罢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罢工。而在1947年，听从美方意见的日本当局忽然禁止罢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罢工。尤其让冰心不以为然的是：日本妇女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妇女杂志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议员访问冰心，还有一名男议员作陪，由男议员提问，也由男议员作答，女议员不过是个陪衬。针对这种情况，冰心在日本的大学讲演时，就提出：一个社会若不尊重女权，就相当于一个人只用一只脚走路。这种走法，当然是既不快又不稳。而如果日本社会要想民主，要想向前发展，就必须治好另一条腿，让两条腿一块走路才行。冰心在观察了日本的现状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结论，就是：战败国的日本，现在只要求重新建设，自给自足，复兴民族，决对谈不上再侵略别国。将来是否还要侵略，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情况。冰心在国内小住之后，于1948年的6月又返回东京。这次到东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仓石武四郎安排的，应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邀请到东京大学讲学的。冰心为日本的大学生做了五次讲演，为这五次讲演作翻译的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讲演，受到了日本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讲演所在的东京大学三十九号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们纷纷提出要求，要把这几次讲演的稿子，印刷出来，结集出版。
于是，仓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来。
他先从研究室的小野泽精一、山井涌、山下龙二三君手里要来了冰心讲演的记录，并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帮助他作笔记，他边看这三位同事的记录稿，边回忆自己翻译时的情况，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译成日文的第一稿。仓石武四郎一方面为冰心的文稿进行着翻译，整理着记录稿，另方面还要写作自己的讲义，紧张的工作和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相当地影响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她要求，在她的讲演稿出版之前，让她自己过过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给冰心过目是没有用的，这样，仓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强语言学习为理由，请来了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的中山时子君，请她把他翻译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译还原成中文，然后将这份中文稿拿给冰心来过目。冰心把这份文稿仔细地阅读过之后，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话。虽然仓石武四郎觉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为冰心不愿意让这些话落实在文字上而流传开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强地同意了。在经过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劳动、过目、翻译、书写之后，这份稿子，终于由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誊写清楚，于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转送给了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这三天，再把由冰心审定的中文原稿改删译成日文，然后由他的同事小野泽精一与山井涌两位誊写清楚，交付讲谈社出版。这本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49年9月出版的讲演集，即是冰心所著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或译《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在这本书的正文的后面，还列有仓石武四郎所作的鉴赏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这是讲谈社的学艺课长洼田稻雄要求仓石武四郎附上去的。据说这是仿照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尔曼·海赛编辑《世界文学文库》所列书目表的例子，而提出来的要求。
……
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女作家兼学者的冰心，又在1949年至1951年，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任外籍女教授，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除去授课之外，她还应东京大学校刊及日本的妇女杂志之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文。如散文《丢不掉的珍宝》，就是应《妇女月刊》之约而写的。
第十章归来
我们的祖国，真是可爱得不能以言语
形容。
——冰心：《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住在战败国日本的冰心，一直时时刻刻地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①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东京。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又传到了东京。冰心和吴文藻，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着这一来自祖国的喜讯。“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②
“从这时起，他们夫妇俩和同在东京任职的谢南光、吴半农两位进步人士，出于爱国赤诚，经常聚会交换情况，下定了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去的决心。”③
……
①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周明：《记冰心》
1951年的秋天，美国的耶鲁大学以优异的待遇邀请冰心夫妇去彼校担任教授职务。冰心和吴文藻看准了这是一个离日返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们立即表示应聘，“并以先到香港做些准备工作”为理由，从东京经横滨，来到了香港，“然后冰心全家便由港秘密乘船转到广州。”①“1951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②
冰心在回到了祖国以后，曾经写文追忆过她在日本时的心情，以及她离开日本时的心境。尤其是她在横滨码头，登上了轮船之后，看到的一只漂在水上的木屐，更是引起了她的许多联想。战后的日本人民，处处面临着苦难，冰心经常看到的，是悲哀憔悴的老人和老妇，痛苦愤怒的工人和农民，忧郁彷徨的青年和少女，他们每个人的脚上，都穿着一双嘎达嘎达作响的木屐。每逢冰心夜晚无眠的时候，她听着楼前走过的嘎达嘎达的木屐声，就会同情地遐想：“苦难中的朋友！在这黑魆魆的长夜，希望在哪里？你们这样嘎达嘎达地往哪里走呢？”③因此，当她登上了归国的轮船，又看到了海上漂着的一只日本人民穿在脚上，风里雨里寸步不离的木屐时，虽然她归国的决心早已下定了，双脚已经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但是面对着这只漂浮的木屐，与日本人民的惜别之情却又油然而生，她对着这只木屐悄悄地自语：“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
①周明：《记冰心》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一只木屐》
关于冰心全家在东京时准备回国的情况，她在回国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回国以前》里，也透露出了端倪。她用作品中的“我”——一个住在东京、向往祖国的女青年，和“我”的表兄、作品中的祥哥——一个热爱祖国、具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对于“我”的父母决定从东京到美国去，并把“我”也带到美国去上学，表示坚决的反对，而当作品中的那位“林先生”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不是去美国，而是回北京的时候，“我”才喜出望外地看着父母亲笑容满面的面庞。“林先生”继而又向“我”解释了过去未曾把真相泄露出来的原因：“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你可不能说出去啊！现在你放心了吧？”那位因为“我”要去美国而不再理睬“我”和“我”的全家的祥哥，当“我”悄悄地告诉他，他们是回北京的时候，态度也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他就十分惊讶而又高兴地看着我。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你们回去了，我呢？’”“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冲天的怒气没有了，但是同时头也垂下了，眼光也忧郁了，我从心里同情他！”
经过了深思熟虑，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的冰心，看到了她从小就如此熟悉的地方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内心感到非常的兴奋。她说：“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①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曾经是她三十年前在学生时代，与同学们一起，排成长队，游行示威走过的地方；如今，那昔日的黯旧的城楼及荒凉的广场，已经变得金碧辉煌，明光四射了。她所熟识的故宫，天坛，北海白塔，仿佛也都换成了新的模样，在她所喜受的北京特有的蓝色高空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庄严美丽。然而，最使她感到惊奇、新鲜的，还是首都与祖国的人民：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群众，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②
……
①冰心：《归来以后》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冰心回到了北京之后，立即受到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冰心和吴文藻。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冰心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之后，又于这一年的春天，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
祖国的新面貌，和新的人，新的事，都使冰心的心中充满了欢欣，创作的灵感如一股股清泉，奔腾流泄。她写散文，写小说，写诗，歌颂北京城，歌颂天安门，歌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这些新建筑，歌颂十三陵水库，歌颂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歌颂改天换地的农村新面貌，歌颂福州的工艺美术，歌颂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她也歌颂着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的新人：新一代的“面人郎”，十三陵工地上的英雄民工——小五虎，南口农场的农工，大连港务局的码头工人，十七八岁的苹果脸姑娘，三门峡工地上的青年劳动者。无论从作品的题材、内容，还是从感情、笔调等等各方面来看，冰心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气氛变了，对作家的要求也变了。
新中国的老作家冰心，她在写作“今天”的时候，往往也与“昨天”相比较。她在歌颂她所熟悉的天安门时，就不仅写到了天安门的今天，也写到了天安门的昨天：“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①
……
①冰心：《仰望天安门》
她在写到她的故乡和出生地——福州时，也不忘记与过去的福州相比较。回到祖国之后的冰心，曾经象她在十一岁时那样，又一次回到她的出生地——福州。当她为阔别四十四年终于再见的故乡，而写作散文《还乡杂记》时，她虽然象过去一样写到了故乡的大自然，写到了它的秀美的山峰，青葱的树林，芬香的野花，平坦的公路，同时，她也写到了故乡的农民。不过这些农民的形象，不再象是她曾经在小说《还乡》中描写过的那些痛苦而又麻木的农民了，而是健康、欢快，正在从事着改变家乡面貌的创造性劳动，面貌完全崭新的，可敬而又可爱的新型农民了。她还写到了故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战士是威武、健壮、严肃、活泼的新一代，他们与冰心过去曾经描写过的那些和蔼的兵丁，不重要的军人，写日记的军官等等，渤海湾里的海军官兵，也已经有了绝对的不同。
那些写到海外华侨的作品，她更是不忘对比今天和昨天，象短篇小说《在火车上》，她在歌颂福建农村的变化，和新社会对华侨子女的培养时，更是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解放前福建农村的贫瘠，和海外华侨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的艰难，同时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华侨子女在海外家中的娇养，以及在北京学校里的成长和进步。
然而，回到祖国以后的冰心，着笔最多的，恐怕还是她所喜爱的儿童。正如她自己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所说的：“在总的路线中，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我的作品中，我要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①
……
①冰心：《归来以后》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冰心为儿童们写作了大量的作品，象中篇日记体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短篇小说《好妈妈》、《小桔灯》、《回国以前》、《在火车上》，散文集《归来以后》、《还乡杂记》、《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等等，还有很多短小的诗歌。
冰心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十岁了。但是，从她为孩子们而写的作品中，你却可以看到她那一颗永远不会变老的童心。
她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竟然能够用一个小女孩子的口吻，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许多少先队员的故事，她对那些还上小学的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有很深的了解，象记日记的小淘气——陶奇，象勇敢而又诚实，但是喜欢调皮捣蛋的美猴王李春生，象聪明、功课好，可是有点儿懦弱自私的范祖谋，象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陶真，象努力上进、愿意改掉不良习惯的资本家小姐王瑞萱，象患有腿疾、性格坚强、心地善良的新加坡归侨曾雪姣，还有那个学龄前儿童，日本归侨、可爱但很娇气的小秋，个个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冰心这位老小孩儿，竟然能够用看上去十分平常的笔墨，把这些性格完全不同的可爱的孩子们，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个性，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把自己也化装成了小淘气——陶奇这个“我”，仿佛她本人也混杂在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中间，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一员，向读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平凡的但是又很动人的故事。这些孩子们与作品中的班主任张老师组织成了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班集体，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所有少年儿童都很熟悉的生活。即使是作品中那些着笔不多的大人们，比如那位爱学生如子、循循善诱的张老师，那位言语生动、心肠慈善的陶奇的奶奶，那位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的陶奇的妈妈，那位勤劳清苦、心地宽厚的李春生的妈妈，以及那位面色苍白、涂着口红的王瑞萱的妈妈，和自私自利、存有偏见的王瑞萱的爸爸，也都各有个性。而在时代气氛的感召之下，即使是象王瑞萱的父亲这样的资本家，也在努力地学好、变好。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我”的眼里，以及在一切少年儿童的眼里，生活总是一片光明了。
五十多岁的冰心，不但具有不变的童心，有时又象一位循循善诱的模范教师。在《陶奇的暑期日记》里，她能够细致地分析出某个孩子的优点和缺点，又能够对症下药，温和地引导他（或她）改正。在作品一开始，张老师为了帮助聪明但是有点不踏实，又很淘气的陶奇，提高作文水平，和掌握运用词汇的能力，跟陶奇的那一番用心良苦、细心别致的谈话；还有专门为陶奇订好，然后郑重地送给他的那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子，都体现了一位对学生既十分负责任，又善于因材施教的高明教师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象冰心这样地爱孩子，又非常了解儿童的特点，是难以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
同样地，冰心在短篇小说《好妈妈》里，又把自己化装成了一个学习努力，但是不爱劳动，一切依赖妈妈的女孩子——“我”。这个“我”，在邻居也是同学的一对姐妹——永瑛和永珍的热爱劳动的行为的感动之下，终于转变成了一个既爱学习，又爱劳动的好学生。
在散文《从“到此一游”说起》里，冰心也以一个小孩子——第一人称的“我”出现，她用一个有教养、懂道理的学生的口吻，劝说那些喜欢到处书写“到此一游”的人，希望他们改掉这种不良的嗜好。
而在散文《只拣儿童多处行》里，冰心却以她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她不再是一个自称为“我”的小孩子，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作家了，她在这篇短短的散文中，热情地歌颂着春天和儿童。当她在颐和园里看到了成千盈百的孩子，又同时看到了几棵盛开着花朵的大海棠树——那令她非常喜爱的，她曾经歌颂过的海棠树，她就把海棠花与可爱的孩子们联系在一起，歌唱着：“春光，就会这样地饱满，这样地烂漫，这样地泼辣，这样地华侈！”她告诉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为了寻找可爱的春光，她要“只拣儿童多处行”。
在刻画今天的儿童的同时，冰心也没有忘记描写昨天的孩子。她在今天写的回忆昨天的作品，最精采的恐怕要推短篇小说《小桔灯》了。她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歌颂了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并在歌颂这个小女孩子的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歌颂了她的爸爸——一个没有在作品中出场的地下党员王春林。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解放前夕，在父亲失踪、母亲病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她还用自己那双灵巧的小手，用作品中的“我”送给她的红桔皮和一段小蜡头，给“我”做了一盏小桔灯，为“我”照亮天黑路滑的出路，这个用“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使“我”“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的小姑娘，不仅使“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也一定会使生活在光明的今天的小读者，觉得非常的可爱。
在这些为了儿童而写的作品里，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再寄小读者》的十四篇通讯。这十四篇通讯写于1958年3月11日至1959年10月14日。1942年12月12日至1944年12月1日，冰心在重庆的潜庐，曾经写过一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这次重写《再寄小读者》，距离上面的一次，已经十六年。①距离冰心刚刚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二十九封通讯，则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三十五年前，当她开始写作《寄小读者》的时候，她就要离开祖国到美国去留学，而三十五年之后，当她开始写作第二组《再寄》的时候，她则是刚从埃及访问归来。当她应《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之约，拿起笔来，再继续她三十五年前的旧题目，写作《再寄》的时候，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面对着她所喜爱的小朋友，心情很兴奋，觉得“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于是，她便向亲爱的小朋友们描述了自己刚刚结束的亚洲——欧洲——非洲之行。然而，她刚刚与小读者们通了三封信，就又登机远行，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欧洲之行。她在远离开祖国的意大利和苏格兰，都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的小读者，在后面的五封通讯里，她就向小读者们描写了这次欧洲之行的见闻——瑞士与意大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到处可见古城遗迹，而又布满了现代化建筑的罗马；庞贝城的废墟；“水如碧玉山如黛”的西西里岛；罗马城里复活节的钟声；水城威尼斯；苏格兰的依山傍海的爱丁堡。她用不减当年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观察，把瑞士、意大利、英国这些欧洲国家的美丽风景，描摹给她的小读者们看。但是，与过去的《寄小读者》不同的是，她不再在其中用缠绵的笔调抒写母爱和乡愁，而是用开朗、乐观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地方的现状，并教给小读者们关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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