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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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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2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结束。四天后——一月二十二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入。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三人，候补代表八十三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开幕那天清早六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只是几门土炮而已。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的“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地方，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蛋”。“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乡苏”，即乡苏维埃。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树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作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加里宁”！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即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红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
自从三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三天两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崽卖爷田心不痛！”1
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潇潇春雨浇洒之后，那红土下才会骤然钻出嫩嫩的笋尖。一九三四年初，尚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却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钢骨的“冬笋”。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一九二九年，鲁涤平向蒋介石转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岳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戴岳：《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卷，第四十五辑。，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赛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
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由顾问而成为统帅。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价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铜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不管那里是山是河，反正按距离计算行军的进度。他甚至就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作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据云，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
李德是一位“街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据曾经担任他的翻译的王智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告诉笔者，李德去瑞金的四所军事大学讲课，均由他翻译。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以黄公略名字命名）、特科学校。王智涛的印象中，李德讲军事课程是内行的——当然所讲的全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正规课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及：“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所知甚少。他用下“国际象棋”的经验来下“中国象棋”，这不能不跌跤！两个日耳曼人赛克特和李德，以中国的江西省为“棋盘”，对弈起来。
赛克特，熟悉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十九世纪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并效命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李德，熟悉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并投身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帝国，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国际。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广昌。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旴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的以往的打法，那会放弃广昌，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了。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命令指出，“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
军委主席朱德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崽卖爷田心不痛！”2
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广昌城里，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蒋介石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调集了十一个师，沿着盱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红军呢？“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彭德怀自述》，第一百八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只是没有水泥钢筋，用的是木头架子，垒上泥土，如此而已。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德国顾问赛克特也不顾高龄，亲临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
赛克特，用的是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李德，用的是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一场正规化的大战，一触即发。
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这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的部队，采用的全然是新的战术。三四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再用德国进口的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然后步兵徐徐推进，每天只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之后，第二天重复着昨日的“操作程序”。决战从四月十日开始，清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雨点般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因为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所以死伤惨重。一位战士发牢骚道：“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到了下午，看看炸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军队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黑压压地攻过来。
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
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十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四月二十七日，是战斗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夹攻广昌县城。彭德怀这样描述当时的激战：从上午八时至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九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作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三军团的政委，本来一直是滕代远，此时患病，由杨尚昆代政委。杨尚昆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和张闻天结伴回国。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一九三三年二月杨尚昆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他作为政委，跟彭德怀一起来到前方总司令部。
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本想安排他们明天走后的工作。没谈几句，直性子的彭德怀便开始“放炮”！他历数李德的指挥错误，斥责他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伍修权把他的话一句句译成俄语给李德听。李德绷紧了脸。
彭德怀越讲，火气越大，他骂起李德来，用一句湖南的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可是，李德竟没有反应！彭德怀估计是伍修权没有翻译那句话（据伍修权说当时他听不懂这句土话），就请在场的杨尚昆翻译。杨尚昆照实译了：“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这下子李德火了，咆哮着说：“封建！封建！”李德挖苦彭德怀，说中革军委改选时，没有继续选他当副主席，他不满意！彭德怀反正豁出去了，他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当面顶撞。他是个火暴脾气的人。照理，他会像对待萧劲光一样对待彭德怀。但大抵由于他自己在广昌吃了败仗，不敢那么傲慢神气了；也可能是由于他考虑到彭德怀是举足轻重的红军将领。他居然只是骂了一通彭德怀“右倾”了事。在广昌已经败得一塌糊涂，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第二天撤出战斗。就这样，从四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广昌战役历时十七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六百余人、伤一千八百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那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打的！”他们怀念在“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在广昌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失去军权的毛泽东，是在瑞金南面会昌县的文武坝度过的。那时的文武坝，是粤赣省的省政府、省委所在地，是离县城五六里远的镇子。所谓“粤赣省”，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建立的。虽说是一个“省”，其实只包括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只相当于今日的一个专区。这七个县的总人口，当时不过五十五万。那时的中共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据刘晓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刘晓：《给会昌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回信》，《回忆中央苏区》，第四百六十六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是开了“二苏全会”之后，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但博古仍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毛泽东愿去粤赣省，除了跟刘晓挺讲得来之外，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带了三个巡视员，一起前往会昌文武坝。这三个巡视员是王首道、周月麟和朱开铨。
就这样，“毛大帅”来到小小的镇子文武坝。博古支开了毛泽东，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当广昌大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曾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时机。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毛泽东在粤赣省的几位干部的陪同之下，登上会昌城西北的高峰会昌山（又名岚山岭）。毛泽东望着逶迤的山峦，触发了诗兴，写下《清平乐·会昌》一首。他曾为这首词写下一段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毛泽东所提及的《菩萨蛮》，即《菩萨蛮·大柏地》，是他一九三三年夏过大柏地时写的。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如下：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在写罢这首词之后，背起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因为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他望着田野，深情地说：“好快啊！来的时候早稻才有一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他告别了会昌，在酷暑中，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七八十里的路程，走得他衣衫尽湿。
毛泽东到了瑞金，才知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作出了重要决定，即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这一训令要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为什么忽地派出三千多人的红六军团西征？那是因为在广昌大败之后，蒋介石军队步步进逼，博古、李德要红军节节抵抗。三个月来，蒋介石的包围圈越收越小，“池塘”里的水渐渐被抽干。看样子，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这样，博古、李德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和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会合。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
沙洲坝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有一颗巨大的炸弹的脑袋钻进土里，尾巴高翘着，居然没有爆炸。红军赶紧在炸弹四周插了一排竹子，拴上稻草绳，树起“不许靠近”的木牌。沙洲坝目标的暴露，是因为蒋介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红十六军的军长孔荷宠，兼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一九三四年春，他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学习。这本是要提高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他却因此大为不满。他暗中勾画了沙洲坝的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然后借口到兴国前线了解情况，偷偷投奔国民党部队。当蒋介石获知红军军长前来投诚，大喜，立即发去电报，要把孔荷宠押来南昌。
孔荷宠向蒋介石当面献上那草图。
蒋介石正为空军找不到中共“心脏”而骂他们草包，得到此图，乃是意外的收获。
于是，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接连三天对沙洲坝狂轰滥炸。
这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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