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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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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的总人数，多达八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为军委总司令部各局和总政各机关，四千七百人，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队又称“罗迈纵队”，因为司令员是李维汉（罗迈），包括党、政机关和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九千八百多人。在行军时，光是“罗迈纵队”，便长达十多里！按照李德的“设计”，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一军团，其后为九军团；右翼为三军团，其后为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呼拥着的轿夫们。如此前呼后拥的队伍，加上五千名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而为了躲避敌军，只能走赣粤、湘桂交界那些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小时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如此驮着全部“家当”的“象队”，行军的步履比老头、老太婆散步还慢！前三道封锁线，没有遇上激烈的抵抗，慢吞吞地行军，还不觉得什么。可是，当蒋介石明白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就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显示了他的精明，他发出电报：“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论资历，何键是够不上“追剿总司令”这头衔的。蒋介石不任用陈诚，而任用何键，是因为主力红军西征，正是从何键的地盘湖南经过。而且给一顶“追剿总司令”空头官衔，会大大调动何键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全力，何乐而不为？除了发电报之外，蒋介石还派出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蒋委员长如此看重何键，使他受宠若惊。果真，这一着棋很灵。何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奉委员长蒋电”，在十一月十四日就跑到衡阳“军次敬谨就职”，发表“就职通电”，声称“共匪弃巢南犯，折而西窜，键负西路重责”。
何键这一“就职通电”发出后，原先跟他“脚碰脚”的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不得不致电“恭贺”。白崇禧的贺电称何键“帅五省之师，系万民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这当然使何键兴高采烈。其实粤军、桂军、黔军三军，都是地方军阀，各有各的一套“拳经”。他们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真正为蒋介石卖力的，是何键和蒋介石嫡系薛岳部队。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调集各路兵马。他总共调了大约一百个团四十万人，迎战红军主力。蒋介石把这些部队部署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一个三角“口袋”，等候那缓缓而来的“象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支“象队”在湖南道县一带渡过了潇水，便朝广西东北部进发，面对着全州、灌阳、兴安那个三角“口袋”。当时在南昌行营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蒋介石：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待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
蒋认为红军已经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在湘江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随着红军逼近湘江，一时间，坐落在湘江之侧的全州成了战略要地。全州地处广西、湖南交界之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扼守着湘江。全州是在广西地盘之内，原由桂军驻守。桂军，亦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副总司令为白崇禧。李、白与蒋介石矛盾深重，跟何键也矛盾重重。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红军临近时，李、白下令桂军从全州撤退，调往恭城、平乐一带，以保自己的要地桂林。桂军的撤防，本来给红军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2
无奈，李德指挥失误，在过了潇水之后，忽地命令红军改变队形向湘江前进。所谓改变队形，即把左翼换成右翼，右翼换成左翼。这一换，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前进的速度本来就慢，当红军前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觉城门紧闭，湘军已抢先一步入城！抢占全州的，是由湘军参谋长刘建绪所率的主力部队。这是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派刘建绪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城。何键致电蒋介石，大骂桂军，“全州以上，无兵守河”！红军晚了一步，陷入被动。因为原本因蒋桂矛盾而曾松动的“铁三角”，被湘军补上了。桂军呢，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报，骂他们“纵匪西窜”，严令“速以大军压迫”，于是不得不调五个主力师回防，跟红军作战。红军在全州觉山跟湘军刘建绪部队打了两天，无法取胜，只得选择全州以南的界首镇渡湘江界首，一个只有四百多户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对岸组织渡江。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他被排斥在“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还好，湘江这时水正浅，有些地方可以趟水而过，虽说水冷刺骨。只是那些辎重令红军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一军团、三军团已经大部分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积聚在湘江东岸待渡。就在这一条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发动总攻击——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铁三角”猛烈地收紧：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由东向西冲过来的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空前酷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蒋介石给部将们下达的命令中，引用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由四十万大军组成的“铁三角”，要把“流徙”的红军全歼于此！湛蓝的天空，朵朵纤云，忽地冒出黑压压的机群，轮番轰炸着静静流淌的湘江。红军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枪都没有，那些飞机在大模大样地在俯冲，有时甚至贴着树梢飞行，机翼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清晰在目。
大炮也在轰鸣着。炮弹落在渡口，落在湘江，在人堆中开花。每一声爆炸，都溅起一摊鲜血！碧玉般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一方在抢渡、在强渡，一方在狂轰、在滥炸。雪花般的传单从天而降。传单上印着“蒋委员长劝降令”，声称“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铁三角”在不断收紧，枪声在没完没了地响着。
湘江上用木船搭成的浮桥，一到天亮，便给炸得稀烂。到了傍晚再度重建，翌晨又被炸成碎木片！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尸体、马匹尸体，漂着斗笠，漂着散乱的文件、书页，漂着“蒋委员长劝降令”……
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湘江西岸战斗也极端激烈，林彪、聂荣臻所率一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湘军。如聂荣臻所忆，“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据统计（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载《红军长征大事文集》，陕西省党史学会一九八八年自印）：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二月一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十二月十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都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三十二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之后，损兵折将，虽然过了湘江，蒋介石军队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甩掉尾追之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进大山之中。所幸广西东北部有的是高山，何况那些沉重的印刷机、造币机之类，早已被扔在湘江东岸，红军的步履反而变得轻捷起来，就连那位唯一获准坐着轿子参加长征的“大知识分子”傅连暲，也不得不把轿子扔在湘江彼岸，怯生生地爬上了马背。
进了山，路变得又窄又陡。傅连暲回忆道：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我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傅连暲：《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幸亏，傅连暲掉在河边，水浅，被战士们救起。那匹马连同马背上的被子，全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从此，这位“大知识分子”学会了步行行军。毛泽东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了傅连暲，因为这位“红色华佗”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毛泽东裹着一床薄薄的毛毯，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红军进入了高高的“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才算把尾随着的国民党军队甩掉了。陆定一写了散文《老山界》，如今被收入中国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夜里爬山，“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最陡处，“几乎是九十度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如此悬崖峭壁，担架无法通行，不论是患肺病的邓颖超、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还是上了年纪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唯有身健力壮的康克清，在回忆长征时，说就像散步一样走了过来！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1
红军在桂东北高山密林中钻行，每个人的帽子上、背包上都插着树枝，以躲避不时在山上盘旋的国民党飞机。就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得不可开交。他刚刚赢了湘江这一局，就赶紧“洗牌”，布好新的阵线。他在十二月二日，就已接到何键的电报，称红军“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新的“口袋”。因为红军“仍取萧克旧径”，以与贺、萧会师为目的，他便令何键在湘西红军必经之路上，赶修了四道堡垒防线。不过几天工夫，湘西一下子冒出了二百多座崭新的碉堡！蒋介石重新组织兵力，把原先分散的五路兵马编为两个兵团。他任命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集结了十五个师二十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横刀立马，在等待着从大山中钻出来的红军！第二个“湘江之役”在等待着红军。如果红军这一回进入蒋介石的新的“口袋”，命运便是全军覆没！
蒋介石在南昌，谛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虽说他正在大山中钻行，他没有半架侦察机，却猜透了坐镇南昌行营的蒋委员长的心思。毛泽东历来是布好“口袋”让蒋介石部队去钻的，他当然也就很容易判断蒋介石会在“萧克旧径”上布下“口袋”——蒋介石毕竟是“口袋专家”了！毛泽东主张红军必须放弃与贺、萧会合的计划。
毛泽东在担架队里，把自己的见解讲给两位吃过洋面包的人物张闻天和王稼祥听，马上得到他俩的支持。历史真是富有趣味，在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张闻天在广昌之役后与博古产生矛盾，倒向毛泽东成了必然，却又那么偶然地在瑞金云石山与毛泽东同住一座古寺，而且那古寺中只住毛和张，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便已为毛泽东辩护，倒向毛泽东也成了必然，偏偏又负伤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也因病躺在担架上，担架队里朝夕相处促使了他俩的迅速接近！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正在江西乐安县一个四面环山的谷冈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萧华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会议仍在进行。到了上午九时多，敌机又来了。这一回，响起炸弹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走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身后的周恩来大叫：“稼祥，卧倒！”但已经来不及，王稼祥在炸弹爆炸声中倒下，炸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抬到瑞金医院，一位名字也叫彭真的大夫给他做了检查。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动大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只能坐担架……不过，那时的担架，只是两根长长的竹竿，中间绑着一个用草绳编织成的网而已。下雨时，则盖上一层油纸。在晃晃悠悠的担架上，王稼祥有长足的时间跟毛泽东交谈。他开始真正地了解毛泽东，日渐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每当入夜，燃起了篝火。火光映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脸，他们越谈越兴奋。特别是毛泽东，夜间的精神特别好，白天则常在担架上睡得迷迷糊糊。李德不时关注着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担架队里那三颗常常挨在一起的脑袋，称他们是“三人核心”。红军终于从大山中钻出。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便接到第四集团军行营的电报：“据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则可进入贵州，往南退则缩回广西群山之中。蒋介石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确实是在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通道县城。翌日，在匆匆的征途中，一次“飞行会议”在通道县举行。“飞行会议”即“飞行集会”。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街头，“左”派青年学生们常常组织“飞行集会”：一群人突然冒了出来，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集会早已结束。那“飞行”是指集会的迅速、短暂。在通道举行的会议，由于迅速、短暂，因此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在通道县只逗留了一天，便急急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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