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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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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从这一句开始，林彪“离谱”了）：“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李卓然也笑出了眼泪。
从那以后，林彪和罗瑞卿作为“演员”的名声大振，李卓然这位“编剧”也广为人知。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去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跟他当年“编剧”也有点瓜葛。李卓然和刘少奇到了遵义，就赶往新城，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头天夜里，从炭火盆旁走上冷风飕飕的大街，受了风寒，感冒了。李卓然在一九八四年曾回忆：“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十六日、十七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十六日晚的会议之后，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赶赴前线——那是因为柏公馆的那位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进攻红三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彭、杨出征。
第二、第三个晚上的会议，仍然在柏公馆楼上客厅里举行。据伍修权回忆：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伍修权的回忆》，《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州大学编印，一九八五年版。
作为李德的“老校友”，刘伯承被李德撤过职，他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势必会惨败。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李卓然作了发言，说部队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向来稳健的朱德总司令，当面谴责了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举足轻重，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他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正因为这样，给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是以“恩来”署名发出的。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已经支持毛泽东，黎平会议时更与李德当面“顶撞”，此时他在发言中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实，周恩来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至于林彪，聂荣臻和伍修权回忆说他“一言不发”。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则回忆说林彪“竭力操着粗暴声调”批判他。尽管不同人的回忆有着不同的印象，不过，有两件史实，可以很生动勾画林彪的形象：一九三四年春末，李德在红一军团视察时，曾与林彪作了一次深谈，建议他写一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的文章。林彪果真在这年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赞同李德的战略战术。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被削去军权的李德“下放”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与会者一个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赢得了明显的多数。会议的形势，如陈云在手稿中所描述的：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博古和李德，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除了凯丰那一票表示支持博古和李德之外，二十位出席者中的十六位支持毛泽东。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样，既批评了“三人团”，又把“三人团”中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区别开来，指出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1
会议进入第三个晚上，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着手进行最后的议题，即作出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并未见诸张闻天起草的会议的决议。直至陈云手稿于一九八五年公开发表，这四项决定才正式公布：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四项决定，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条，“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指毛泽东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一步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与非常委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长征途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由政治局常委决定。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当时，究竟哪些人是政治局常委？无原始常委名单档案可查。不过，以陈云手稿为依据，可以巧妙而准确地“推算”出常委名单来：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是新任常委。
二、“扩大会议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表明周恩来是常委。
三、“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表明张闻天、陈云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据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选的毛泽东。遵义会议的第四条决定，是以组织决定形式的方式最终取消了“三人团”，并宣布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过，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只是他这负总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战事匆急，遵义会议在一月十七日晚刚刚结束，柏辉章师已逼近遵义城了。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蒋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计划。红军在一月十九日撤出了遵义。这时的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红军撤离遵义城之后，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是柏辉章的表弟余大勋。他来到二楼客厅，据他回忆：“餐桌仍在原处，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张藤睡椅。”这便是遵义会议后残留的现场场景。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下台已成定局。终于，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结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位。
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说及博古交权的过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说及博古交权的地点：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据考证，那个“一鸡长鸣，三省皆闻”的村子，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赛乡的一个村子。
博古交权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刘英：《长征琐记》）这样，博古结束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由张闻天接替。从此，张闻天成了中共中央负总责。在“鸡鸣三省”的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推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是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推举了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因此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张闻天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2
张闻天又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自从他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之后，便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再则，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中转述在延安时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载自《回忆张闻天》一书）。容易与毛泽东共事，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毛泽东的眼力不错。此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走笔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幕，竟在无意之中给毛泽东帮了大忙，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提供了机会……
一九三四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组织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围剿”。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上海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他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捕，后来叛变。于是，康生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由于形势日益严重，康生和妻子曹轶欧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离沪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离去后，李竹声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差不多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步进行，中统特务加紧了对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侦察、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侦破，书记李竹声落入中统特务手中。李竹声叛变，又使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落网。盛忠亮成为李竹声的继任者。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位上任才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审时一言不发。中统特务知道他与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与李竹声同案被捕。他们劝降了秦曼英，让秦曼英跟盛忠亮见面，这促使了盛忠亮叛变。中统特务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号”。所谓“警号”，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挂着的一件雨衣之类，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统特务“保护”了盛家的“警号”。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见到“警号”依在，进入屋里，当即落入中统特务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由此，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削除军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并没有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自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便不设总书记。博古的实际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这在当时陈云的手稿中，就已写得很明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此后，张闻天还曾公开发表启事，否认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称。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汉《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所载《张闻天（洛甫）启事》：广州《救亡日报》三月二十七日载有署名洛基者所写的所谓“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二月十二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
（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谈话不负任何责任。
（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也就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在进行常委分工时，开始授予毛泽东以军权。陈云手稿中写及：“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可以着手过问军事，虽说还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后，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起，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走马上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二月五日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至扎西镇，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二月六日开至二月八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一九三六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二月八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后完成。作为遵义会议的精髓的，是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这份决议的三种不同的“归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被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被收入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毛泽东著作，那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
它又被收入一九九○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这三种不同的“归宿”，综合起来，倒是说出了一个意思：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主，内中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于是又由张闻天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发出。这一大纲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通过的。
毛泽东很懂得策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大大减少了遵义会议的阻力。因为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艰难的，组织手续上也不完备，所以毛泽东聪明地只限于军事路线的讨论，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同样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刚一通过，就开始向基层传达。不过，传达时很注意对李德、博古点名的范围。如陈云手稿中所写：
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也就是说，对李德的点名范围广，在全党范围内；而对博古的点名只限于“团以上干部”，因为博古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月十日，首次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馆门前的操场上进行的。那时，刚刚过了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四日），阴冷的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干部们在雨中听得聚精会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传达报告的是张闻天。像李维汉这样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直至此时，才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如他所回忆：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回忆道：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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