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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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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长的时候对这些事一直都不知情。可是过了几年，我加入了东方青年队。那个教练不再提他当初的预言。又过了几年，我入选大鲨鱼一队，教练还是什么都没说。一年后，我去国家队试训，再后来，我去了NBA。这时那位教练开始到处说是他发现了我，说我小的时候，他每年都给我的学校捐钱。其实我听说他只有一年捐钱给学校，是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于是妈妈不高兴了，把她第一次领我去见教练时候说的话告诉了我。
妈妈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时并没有失望。如果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期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只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边上大学边惦记着作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能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
那时领导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打球。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力量，这样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捶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作一般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会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第一次玩真的篮球，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让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
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
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而办，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第四章 篮球与人品
方凤娣：（姚明母亲）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加入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庞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其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爸妈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认为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循序渐进，不愿跨跃式前进，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这个水平已经是很高荣誉了，那也是进入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入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成就。
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罚球圈，只想从外围投无阻挡篮，作后仰式跳投、拉杆投假动作。但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无阻挡点投篮。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和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巨人。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
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至少一会，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他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理想主义，太乖了。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忽视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
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然后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强迫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我住的第一个家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和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一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开始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第五章 鞋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
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十五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个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入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作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篮球水平并不高，“好吧，去见见他吧。”我妈说，“没关系，跟他随便聊聊好了。”
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当时看上去真大。
“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想打CBA。当时国内的球员中，没人有比这更大的梦想吧。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说NCAA是怎么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所以，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我知道姚明是通过我的太太Angie，那以前我没听说过他。我们不是表亲，Angie和姚明才是。她和姚明妈妈是远房亲戚。活又说回来，只要你要愿意的话，谁都可以称为表亲，是不是？事实上，我和姚明互称表兄弟另有原因。那天我们见面，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偶然从姚明的一个表亲那里听到，姚明需要球鞋，所以我提出帮他在美国找，带回来给他。鞋子很难找，也许赛季中会好找一些，但也难说。我几乎找遍了麦迪逊市所有鞋店，又找了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一些鞋店。最后，一个朋友在威斯康星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家鞋店，他同意去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一双给我。是上一年的款式，但我想姚明肯定不会在意。
姚明和他妈到我爸妈在上海的家来取鞋。那是1996年，他骑自行车来。我知道他已经超过2米10了，因为我有一个童年的记忆——是关于姚明爸爸的队友，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们的老房子是30年代造的，那个人约2米06，他进来的时候，门框就在他头上，但他还不需要低头让一下。姚明进来的时候得低头避让。我问他关于篮球的目标，很明显他没怎么想过NBA。他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如何在上海队生存下去。他妈妈更担心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处境艰难。中国的学校体系某种意义上让运动员人生错过许多。姚明妈妈问我许多关于大学的问题，我想，我也为大学做了些宣传。瞧，我在帮威斯康星大学队招兵买马，如果他有NBA的梦想，我就会试着打消。我说，你看，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有这么多球队，欧洲有这么多球队，每年他们都有资格参加选秀，可只有60人入选，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坚持3年以上。所以你的机会不大。你应该听妈妈的，优先考虑教育。如果你能打NBA，最好，如果打不上，还有后路。
那时，中国球员没人想到去NBA打球。我们当时最好的职业球员是胡卫东，但他不可能进NBA。他是CBA的大前锋。他的膝盖受了伤。如果膝盖没受伤，他能打小前锋或得分后卫，这样他的水平能够得上进NBA。他不高大，但很强壮，巴特尔也动不了他。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或许，中国的南方就好比美国的西海岸，北方就好比美国的东海岸。但胡卫东来自南方很远的地方，他是一个例外。
斯蒂夫·弗朗西斯（休斯顿火箭队后卫）：我所认识的在中国打球的球员从不谈论姚明。他们经常谈到胡卫东。所以有一次找到姚明，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胡这人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像麦克尔·乔丹。”
“他一般般，”姚明说。“一般般”是他的口头禅。
我问，“你是指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问的是胡卫东过去怎么样，他以为我问的是胡卫东当时的水平。
“我爸爸还在打球的时候，他是新手，”姚明说，“现在他年龄大一些了，不如过去，但几年前他是很棒的。”
就像我说的，姚明很注重细节。以后你问他什么可得小心——他会咬文嚼字，跟你说上一大通。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1996年夏天，耐克中国公司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所以我看准了姚明。我们与CBA签了赞助协议，为所有甲级队提供球鞋和运动服。所以，那年秋姚明所在的上海大鲨鱼队从乙级晋升到甲级，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样我们有了一支在自己大本营的球队。
我不仅和姚明会了面，还跟他对打过。我们公司有一支由员工中的中坚力量组成的球队，每周都在当地的体育馆练球。为正式开始耐克与大鲨鱼的合作，我们邀请他们打一场比赛。大鲨鱼队员上场，我们觉得他们很一般嘛——大多数只有6英尺4（1米93）左右，少数几个有6英尺8（2米03）。最后出场的是姚明，当时他已有7英尺3（2米21），体重230磅。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筷子。他在做伸展热身时，我们又私下小声说，他可能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光有高度，没有技术。
然后姚明上场了，一次次地跳投拦截。他不停移动后撤，不停地断球。我们队里没有专业选手，我们像小孩一样被耍得晕头转向。那时，我们断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要清楚，那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只产生了一名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甲级队的球员——马健，他在犹他州大学打了两个赛季（92‘和93’）。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耐克在比弗顿的篮球鞋工厂快递了几双为阿龙佐特制的球鞋，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有球员穿这些鞋能和阿龙佐一样合脚。
第六章 我和刘炜的训练营
在两个星期里，教练将钱带走了。两个小孩只有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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