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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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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堑谝怀”热涓琐栌愣樱踔污ず鸵γ鞯牡梅质�0比11。姚明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投3分球、2分球，从篮下、中场挑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会拚命的去抢无人持球。有个无人持球，姚明追着抢，可是王治郅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这是很典型的。如果球在地上，身高7英尺6的姚明会去弯腰捡球，而王治郅会站在那儿看着。如果姚明能够这么做，每个中国球员都应该能这样做。另一点让我很失望的是球员一般都不愿意刻苦训练。姚明是个例外，他可能不一定同意或者理解我所说的每件事情，但是他都会尽力去做。
我真不知道王治郅现在在NBA球场上还能做什么。他现在没有很多机会打球，而在替补席上，他看起来更像旁观者而不是球员。当姚明和巴特尔坐在板凳上，如果他们的队友打了好球来到板凳前时，他们会鼓掌，并且站起来和队友击掌庆贺。而王治郅像个局外人，他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斗志。如果是那样，那么一切都完了。
第十七章 强弩之末
人们不知道我之所以选择11号，是因为叶莉。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我平生只和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事实上，”穆奇微笑着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能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第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关于奥运会，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因为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200多个代表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然后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浦东的上海最高建筑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挂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地变旧。如果真的断了，我们可以换一对新的。但是我们会挑个特别的时间一起去换。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是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体育医生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他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和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之所以选择11号，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
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缝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和她争为妙。
第十八章 中国与美国
姚明父亲：作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章明基只好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也许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发生过类似事情。这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度。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和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活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
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身后，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时，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不这样。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这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溶入平民中，成为另外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大多能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我向她展示了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和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上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来自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签名和照片。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可能每个球迷都觉得自己是唯一这样要求的人，或者他们认为签名和照相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对此我要说，你也来试试，每天，每天，几百次。如果我去机场，在那儿工作的航班人员或者保安会找我要签名，有些甚至让我签在他们的服装上；如果我住在酒店里，那儿上班的人会来到我的房间找我要签名；如果我在大巴上，车停下来付高速公路费，那些守卫会上车找我要签名和照片。很奇怪的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有隐私的人，对所有这些关注我并不完全适应。
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中国队对自己如此出名还缺乏准备。他们对酒店和赛场周围出现的人群也没有做准备。在我们表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因为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到我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的隐私，但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一个球队领导看见球迷走进我房间就想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不理他。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很肯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这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和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作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
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这都会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那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会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但是，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赛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和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第十九章 CBA联赛
我看中国篮球：教练是我退休后最有可能有兴趣做的事情，尽管谈这个还为时过早。我也许会回国在CBA或者中国国家队里工作，不过我想先做些别的什么事情。
从我1994年加入上海东方青年队到现在，中国的职业篮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和刘炜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条件不是最好，尤其是球鞋的质量非常差。你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最好的篮球鞋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穿的是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质量与耐克、锐步生产的球鞋相比有很大不同。这些鞋的底都非常薄，穿起来也很不舒适。看起来就像那种又旧又白的帆布鞋，但是质量却没有那么好。我们没有练习专用的汗衫、短裤或者短袜。你只能穿自己能找到的随便什么运动服装。在体育场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所有的队员整周都在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我们六个男生睡在一个房间里。篮板都是木制的，篮球上也没有外皮。现在他们除了有球圈、好篮球、耐克鞋，所有的青年队球员还配有护肘、护膝和护腕。过去的日子听上去很可怕是吗？我现在只能这么想。当时我觉得有机会为东方青年队打球很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有机会能去中国青年队打球，这样我有朝一日会有机会进国家队。
经历困难时期是会对你有帮助的。那段时间我梦想着加入大鲨鱼队一队就为了能有双好鞋。不光是我，王治郅、刘炜和其他在青年队的所有球员都是这样。我不是说今天的球员因为日子好过多了，就比我们缺乏上进心。如果我那时拥有现在的球员所拥有的一切，也许我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可能我会马上想去NBA，而不是在第一次去了美国之后才有这个想法。不管怎样，在进入大鲨鱼一队六个月前我得到了一双很好的鞋。
现在困难的是为火箭队打球后，再回到中国为国家队打球，然后再回到火箭队。两个地方条件太不一样了。为火箭队准备比赛就涉及到很多人：教练、训练员、助理教练、肌力和体能教练、设备主管、设备副主管、传媒关系主管、队医、保安主管。在朝鲜战争时每一个在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后面都有两到三个人提供服务。因此10000名士兵，就有30000人提供医药、食物、原料和弹药服务。而中国如果有10000名士兵，那么可能只有5000人在提供支援。
篮球界的现状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自己洗自己的队服，自己带着自己的鞋并且自己绑脚踝。我们有12名队员、一个主教练、一个副教练、一个队医和一个球队经理。总共就这四个人。他们管了所有的事情：比赛、酒店、旅行、安全和传媒。我们乘坐普通飞机，自己排队拿登机牌，再将行李放到X光机上，还要通过金属探测器，坐的也是经济舱座位。你知道在一些飞机上的中间位置有连在一起的六个座位吗？国家队2001年去达拉斯训练的时候，我、巴特尔和王治郅，三个身高等于或高于6英尺7的大个儿，就一起挤在飞机上这样的一排6个位子上，从北京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到达拉斯。我们就像那样坐了16个小时！现在他们允许我和巴特尔与教练一起坐在头等舱里，这样就有地方放我们的长脚了。
在火箭队，我们有自己的飞机，我们不用通过安全关卡或者自己买机票，每个座位都是头等舱位。有很多的食物供你享用，你不需要系安全带，还可以一直使用自己的电脑。唯一困难的地方是区分哪个位置，是哪个球员喜欢坐的地方。每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位置，你不要坐错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旅行也可以这么的舒适。在NBA第一年结束后回到中国和国家队旅行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火箭队的飞机。
李元伟篮管中心主任：我只想强调这点，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中。在美国，个人导致变化。在中国，国家导致变化，个人服从。所以，我可以对事情应该如何发展或是非曲直有自己的主意，但我无法自己去落实。我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国家的大环境。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思考问题，但我也必须代表CBA和中国国家体委。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市场化。透明度也越来越大。这是我看到的趋势，你可以因此通过推断来预料我们会如何处理下一个从中国去NBA的球员。我们将不会沿用过去的看法，认为国家最重要，或者CBA最重要，或者任何其它的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它将会是一个平衡的看法，会考虑到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CBA的利益。
我刚刚成为职业球员的时候，大鲨鱼队给我5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工资，每赢一次比赛得5000元奖金。换算成美元，就是每个月70美金，赢一场得700美金。第二年，他们给我2500元人民币一个月，5000元赢一场的奖金。在最后一年，他们付给我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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