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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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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士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收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凋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注释：
第八章 百花运动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开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
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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