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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此-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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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淮怼�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笑）。
放松情绪（38）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人文关怀（39）
你们都不紧张，我就紧张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敞开心扉（40）
在1995军底、1996年初，开始筹备这个节目。我和时间几个人最早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理念，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我们要为电视台争回一点面子。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策划，有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在文化界口碑都非常好，当时我们租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葫芦架，阳光透过葫芦架，照在每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然后我们会挨个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们专门请来一个保姆，每次保姆都会拿来一张纸，一支笔，问每个学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记下来，照这样去采购，去给他们做，先在生活上让他们满足了、安逸了。第一次付他们酬劳的时候，我们拿一个信封，里面装厚厚一沓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第一笔”。这些文化人因为受到尊重。有了极高的热情，觉得我们这帮人可交。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起来。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而不是看你见报的频率有多高。
你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一定不要接受采访，我说肯定不接受，现在还没有人来采访我（笑）。因为那时候节目刚刚开始，后来做了大概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这里敲我们的门，进来以后他就说，崔永元在吗？我说我就是。我星《人民日报》属下《大地》杂志的记者，我来采访你。我说不，你休想采访我。后来我看了看郑也夫没在，说咱们到旁边那个屋去谈吧（笑）。
都是凡人，普通人，一般的人好像很难抵御这个诱惑。但我觉得在电视白的主持人里，我是曝光率比较低的，见报比较少的，接受采访比较少的，参加活动比较少的。到现在为止，没商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有一些商业活动很挣钱，有一次有一个商场开业，希望我能够去主持剪彩仪式，8无钱，大概15分钟，我当时说，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有纪律再说我们主持人怎么能参加这种商业活动，还有，你们是给现款吗？（大突）
想想这个诱惑确实非常大。来找的人特别多，因为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次一次在抵御。从8元钱的剪彩赛，到几百万元一钱的广告费，我都抵挡住了。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的素质育多高，而是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策划班底。一个由北京著名的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
他们策划节目和我们电视人策划节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只想节目的样式，他们希望在节目中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在节目中体现他们做人，这一点到今天，《实话实说》还在受益。过去我们和专家、学者合作，我们电视人没有摆出很好的姿态，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底抖落给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才肯这样用心来帮助我们。一直到现在，《实话实说》始终坚持这种好的传统。
北京知名的教育学者、社会学者几乎都参加我们的节目策划，一是我们有专职的策划队伍，一个我们会针对一个具体的话题。请这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我们在讲滇池水污染这个话题的时候，水污染研究所的所长，带着挂图到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下午，让我们把整个水污染的情况和基本常识搞清楚。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主持人上场是胸有成竹的。大家看主持人在场上很懂，很精通的样子，当专用名词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讲得通透。基础就在于前期的准备，前期的补课。
我在大学学的是新闻，经常逃课，基础很差，这些知识都是做《实话实说》以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学者们的人文关怀慢慢渗透到节目组里，让组里每一个成员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就会在你的节目里表现出来。所谓“人文关怀”，实际上它有两个境界，最高境界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骨子里的，你会尊敬每一个人，不管他干什么，不管地的职位有多高，薪水有多少，不管他是什么生存环境，什么家庭背景，你都会尊敬他。
差一点的，就是你可以装出来，也算是个技巧吧，你可以装得很有人文关怀，你可以装得尊敬每一个人。不知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连装都不装，这就是真不尊敬别人。
现场归我管（41）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专职策划（42）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总会有一种神秘感，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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