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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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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动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安国县，再乘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小森才八周岁，因为从小没跟过父亲，一路上很规矩，怯生生地坐在车边，连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母亲不在身边，做父亲的，不免怀着歉意，哄好了孩子，随后带她去投考天津市实验小学。这是一所办得很不错的可以寄宿的小学，老师问了一些问题，接受了这个从农村来的质朴而聪明的孩子。从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亲的也舒了一口气。
这以后，孙犁的母亲和大女儿小苹，也都分别随亲属来过天津一次，在他那间小屋里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到老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这才轮到妻子来。
孙犁先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了长途汽车，也是由孩子的舅父套牛车送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儿子小达已经会跑，叫做玲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还得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挤着孩了，车到任丘，就下了车，这位也是初次出远门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任丘离天津还有多远。任丘在天津西南，还有一大半路好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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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她们的那位亲戚，到天津后没有到孙犁的住处，只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家眷来了。”孙犁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丘什么店里。
孙犁一听就急了，边听电话，边请身边的同志记下店名，并立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商议。杨经理先给了他一叠钞票，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他去任丘。
……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居，托我给他的孩子在天津买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发票寄给人家，叫人家把钱还给家里用。她这次来得仓促，我也没有寄钱给她们，实在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①天色已经晚了，不管他多么着急，大车也只能次日出发。车夫是慢性子，第二天，等到动身，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车开起来，孙犁的心还在提着。
路上打尖时，他迎住了一辆南行的汽车，请司机带个纸条，到任丘交给店里。这张纸条，换来了暂时的、也是有限的宁静；但是后来知道，这位司机没有照办。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才到任丘，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孩子都住在掌柜的家里，得到消息，也都过来了。孙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几碗烩饼，叫她们饱吃一顿。
妻说，已经有两顿不敢吃饭了，在街上买了一点儿棒子面，到野地里捡些树枝，给小达煮点粥。小玲呢，还在吃奶。这位从农村来的母亲，唯独忘了自己。现在，看见了丈夫，就像看见了主心骨，在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进退两难之地，她心里踏实了。不过，刚才进店和丈夫见面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埋怨：为什么昨天还不来？
孙犁没有说话。他充分理解妻子的心情，在他看来，这句埋怨话与其说是为了责难，还不如说是出于信赖。因此，他只是忧虑而欣慰地看了她一眼，便回过头去招呼要烩饼了。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不只大人转忧为喜，一对小儿女还是那样娇憨可爱。这几天来，当父母的心分悬两地的时候，他们照样嬉戏玩耍。有母亲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是不容易受到伤害的。
妻子和店家的女主人说了说，当晚孙犁也和她们住在一起。任丘属冀中区，西北不远处就是白洋淀。孙犁深深感到，在老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朴实的，这一点也使妻子儿女少受了许多委屈。
次日一早，辞别店家，一家人上车赶路，这时真是人欢马叫，另是一番光景了。
晚上，宿在唐官屯村头的一家大车店里，睡在只有一张破席的炕上。春风沐浴着的北方原野的夜晚是宁静的，也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混合着倦意和兴奋的族人感到了夜的温馨，夜的舒泰，但是一时很难入睡。
“荒村野店，也有爱情。”孙犁回顾说。
到了天津以后，孙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立刻热闹起来。小森也从学校回来，和母亲、弟弟妹妹见面。一年多不见，母亲看见小森长高了，也白胖了些。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比原来在城市的孩子更容易吸收城市的营养，使身体得到长足的发育。
孙犁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家里更艰难。妻子来以前，只有一件她自己织的粗布小褂，都穿得半旧了。来天津穿的，是向邻居借的一件阴丹士林褂子，虽然也是旧的，色彩和质地却要好些。住下后，孙犁买来两丈蓝布，在他的小屋里，妻子缝制了一身新衣。
孙犁每天上班，晚上还要写作，小屋里住了这么多人，热闹是热闹，却失去了他一向喜欢的安静。另外，当时还是供给制，他觉得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所以，这样住了半月光景，他让妻子回去。
已经说好要跟报社的一位同志坐火车走，孙犁也把她们送到了火车站。但上车的人太多、太挤，担心她带不好孩子，又退了票。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保定，那里有孙犁的许多熟人，于是，就送妻子搭车，再由保定雇大车，把她们拉回家里。由保定坐大车走的这条路，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常常走的路。坐在车上的时候，望着四周的村庄和田野，妻子不免指指划划，告诉她的一对小儿女：这是爹从前上学走过的路。她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光荣，她也许还希望，孩子们大了也走一走这条路……她当然知道，这条路也不容易。而且，二十年过去了，虽然道路依旧，世界可已经变样子了。孩子们有自己的路。但是，倘若说孩子们走的路没有受到父辈的影响，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人，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为孩子们铺路，并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也许没有想到这样多，也许想的比这还要多，因为从保定回家的这条土路很长，也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是很容易陷入遐想的。而且，当她一路上时而和淘气的儿子，时而和刚会说话的女儿应对、周旋的时候，无形中减轻了旅途的疲劳，使路变短了。现在，她已经望见村头。野外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又一个农忙季节来到了。
她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拍拍身子下了车，准备迎接这个收获的季节。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还是这几口人，经过唐官屯的时候，又宿在了那家大车店。这是一个黄昏，孙犁看见了在解放唐官屯的战斗中他渡过的那条河，想起了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的尸体。不过，他没有向家人说起这些，更没有说起在那次战斗中，他险些牺牲在河边上。何况，他正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也没有心思提这些事。第二天黎明，就招呼家人起来，动身赶路了。
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也接了来。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报社腾出了一间大约有十八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搬到这里来，用家具隔出一间小小的临时厨房，另一边住人。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①《诗经》里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②乔迁，原指搬到更好的地方，我们用了这样的题目，看来是有悖于作家的本意了。既然如此，或者我们可以再借用陶渊明的几句诗，多少说明他的心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③这诗除了个别地方由于时代不同，不能硬套在孙犁身上以外，无可否认，孙犁性格里是很有些陶渊明情调的。孙犁不是“误落”，他走的道路，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就在不久以前，他对笔者说：他庆幸自己抗战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毫不后悔（大意）。他只是热爱故土，依恋家乡，如上面所说，他也像陶渊明赞歌“依依墟里烟”一样，赞歌他家“屋顶上的炊烟”了。
苦恼
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五千元（相当于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面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忽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象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闻片上出现了皖南救灾的场面。一张张农民的干瘦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破败的小屋同时出现。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过去，刺痛了他的心：“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后。”“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①这就是说，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身上，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实，他凭一个作家的良知留心到这一点，就证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艺术在这一时刻把我拉到他们的面前，使我从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动，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幅员上，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准。虽然，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还需要建设得更幸福，然而以我们眼下的生活作标准，饱经忧患，勤劳朴素，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①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灯怨》演了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片尽够他“消化”的了。
看过电影的次日，他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正当暮春天气，游人如织，有划船的，有品茶的，从服装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里看到的那样的人们。
孙犁忽然感到有些憋闷。他很想到那边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同志谈了谈，对方另有一番见解：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①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②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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