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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判主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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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人说，西方人也在向中国文化学习，如我们刚才讲的，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评价很低，而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评价反而很高，于是有的人就很得意了：西方人都很推崇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那不是舍本求末、数典忘祖吗？这种说法只相当于三岁儿童的水平。一个小孩子拿了一件玩具，本来觉得没有什么，已经玩腻了，哎，有另外一个小孩子要来抢他的，那就宝贝得不得了啦！人家都在学我们的，那我们自己还不应该宝贝一点吗？不是的。从道理上说，西方人学我们，我们就更应该学西方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吃亏了。人家把你的学去了，你又没有把人家的学来，你不是吃亏了？从事实上看，现在西方人既没有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又在努力把我们的好东西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弥补他们的不足；而我们既没有真正学到西方的好东西，自己的好东西却又由于固有的不足之处而日益丢失了。所以文化的互动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拼命去吸收新鲜血液，去学习其他民族的特长，一个文化才能健康发展。谁不学别人，固步自封，那么哪怕你有好东西，你守着，你也会把那些好东西糟蹋、败坏，使它完蛋。这就使西方人也没有好东西可学了。所以现在西方人也不学习我们现代中国人，他们要学的是中国古人。于是我们就造一些假古董给他们看，骗他们的钱。但是现在西方人也学聪明了，他们不要看假古董，要看真古董，要看没有经过“修复”的古董。可惜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被我们自己糟蹋了。所以我提出一种“双重标准论”，就是在文化的传播与学习中，西方要以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化为标准，而我们中国要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互相参考互相学习。所以我主张，你如果住在西方，你就应该以东方、以中国为标准，吸收我们东方的好的东西。
美国文化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对于东方、对于异民族、甚至对于原始部落的少数民族特别感兴趣，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新鲜血液，他们可以用来弥补他们那个文化的不足。那么反过来，我们要把学习西方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会儿以东方为标准，一会儿以西方为标准，但是你要看对什么人。对于美国人，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到了美国，我们移居到美国，成了美国公民，那么我主张大家要大肆宣传儒家文化的好处，那可以弥补美国文化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在国内，那就不要讲了，你要讲另外一套。事实上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国外就是鼓吹中国文化，回到国内就大骂传统，大讲西方文化的好处。实际上这是正常的，不要以为这是双重人格，或者是理论上不一致。实际上正好是一致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一致的呢？就在于任何民族都要吸收异民族的文化因素，所以双重标准其实是一重标准，就是你在哪个民族，你属于哪个国家的国民，你就要把异民族的文化吸收进来，以便于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健康发展，这是同一个原则，当然在不同的处境就会有不同的运用。这才是我们说的“双赢”嘛！为什么马克思特别强调“交往”，人与人之间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交往就是双赢的，就像做生意一样，我有的东西可以给你，你有的东西可以给我，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利，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双赢，如果不是互相取长补短，那就是两败，两败俱伤。中国人绝对不会因为学了西方就成为了西方人，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不管怎么批判它还在那里，不但在那里，它还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我们手里它还要发展。怎么发展？通过批判来发展。我提出“新批判主义”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一个文化的发展只有通过它的自我批判。西方文化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西方传统就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文化，卢梭啊尼采啊都是这样，那么中国文化也应该这样。只有通过批判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发展中国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一条出路。否则的话只能是抱残守缺，你只能守住那一堆东西让它败坏下去。用什么来批判中国文化？一个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另外一个是西方文化的参照系。用这两点，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其实就是加以促进。好，我今天讲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
学生一：我想问邓老师一个问题：您说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西方？
答：首先我们要对现实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学习不是书本上的学习，也不是仅仅是思想上，看了西方的电影电视，文化艺术，引起的感想，这个学习的必要性是产生于现实，就是我们要了解今天的现实，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要接触社会。在座的有很多同学可能还在学校，还没有去接触社会，但是我们耳濡目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对现实的感受。这个学习应该是建立在现实感上的，不要架空。你架空了，不论是学习西方还是学习传统，你都是一种空的东西，不联系实际。那么当我们感觉到现实中间的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从现实中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因为传统文化解决不了。所以它是一种问题。那么带着这种问题，我们去读西方人的书，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用这种方式来学习西方文化，我觉得是效果最大的。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坐在书斋里面做学问，把西方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或者翻译过来，让中国人能够一般地了解了解，这当然也还是必要的，特别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发展是必要的。但真正的动力还是从现实中来的。所以我特别强调新批判主义不是仅仅按照外来的东西来骂中国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问题里面寻求解决的办法，寻求出路，这样才转向西方。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到西方去寻求救世之道，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还在找别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谢谢！
学生二：您刚才讲的非常强调理性，我想问你对非理性怎么看？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人学习西方文化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接受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都是“忘我”的，忘记了自己的主体性，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答：后面这个问题跟刚才讲的有些联系，就是你学西方不是一种单纯学者的立场，看看西方人说了一些什么话，这个在纯粹学者圈子里的学习效果是不大的，即算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你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外国的事情而已。而我强调的是你从现实出发，从人生的感受出发，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出发，这就使你的学习有内容，有生命力，你就会有一种热情，你渴望获得一些东西。当你发现有些提法能够解决问题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痛快。再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西方也有非理性的思潮，一般说西方传统中理性是一条主线，而非理性思潮是一条副线，当然这方面也很重要，没有这一方面你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西方。但是这种非理性和我们东方的非理性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东方你要说理性嘛，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东方是以非理性为它的主线的，中国人是以实用、特别是政治实用为核心的，李泽厚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只要实用，我不管它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都要去做。所以东方的非理性和西方的非理性不一样，就在于这种地位不一样。西方的非理性始终处在理性的框架之下，所以它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而东方的非理性自古以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今天还多半是这样，我们一讲就是强调人的情感，强调人的心性。理性这个东西中国人一般不太看重。非理性在中国是更带有全局性的东西。理性的逻辑推理只是附带的，甚至于你讲多了人家对你还有不好的看法，说你巧言善辩，“巧言令色”，那么你再说得头头是道，你说的话也值得怀疑。中国人相信一个人的话，主要在于看它是不是打动了我的情感，并不在于逻辑上是不是前后贯通。所以逻辑上是不是矛盾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个问题，逻辑上完全矛盾的，中国人也可能坦然接受。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来提倡就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总要有受益者嘛！否则你怎么能够“利人”呢？只能是损人而不利己。文革期间对立的两派各自都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攻击对方，就没有一个人出来用逻辑的方法把毛主席语录拿来分析一番，当然那样做是要杀头的，问题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分析一番，而是每个人都觉得有人撑腰、理直气壮。当然一般说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的，西方的理性有它的非理性的根源，这就是自由，我们刚才讲了“自由的理性”和“理性的自由”，每一方少了对方都不能成立。自由意志就在于不能用理性把它必然地规定下来，规定下来就不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本身又有它的自由规定，有它的一贯性，我今天自由明天还想自由，所以我就得把自由保持在今后也能够自由的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就不是外来的规定了，而是自由本身的自律。所以自由本身内在的有它的理性。而理性内在的又有它的非理性，比如说，你运用自己的理性，那是你的自由。康德讲运用自己的理性你要有勇气，有勇气，这就是理性中的自由，你不要受权威的束缚和恐吓，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有一种相通之处，当然也有相分裂的地方，相对立的地方。所以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比如佛家中讲渐悟和顿悟，宋明的理学和心学，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和信仰，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这种对立的因素。但是骨子里头它们有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就把握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或者中国文化的精髓。
学生三：我对西方的启蒙思想有一种基本的认同，但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朝鲜问题，有的同学说伊拉克很糟糕，朝鲜很糟糕，但是另外有人就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说人家朝鲜好好的，过得很开心，你把民主强加给他，这对他们是一种残忍。我想就此请邓老师关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关系谈点看法。
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地你可以去揪他，如美国打伊拉克，该不该这样做，方法对不对，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这些你都可以批评。但是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我们认为虽然美国打伊拉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我觉得是对的。包括朝鲜，当然看起来无害，但是他整天在那里穷兵黩武，总想要挑起什么，这个就很危险。其实中国人也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希望朝鲜半岛保持一种无核状态。因为谁知道呢，他手里一旦有了核武器，说不定一时兴起就给你扔一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美国当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打伊拉克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这个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伤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无辜平民。所以如果不能消灭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是宁可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负责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温床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两个原则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愿意要哪个，一个是启蒙理性之上的原则，一个是前启蒙的原则，如宗教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欧美的启蒙理性原则，觉得这个原则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环境，至少能够给和谈、对话提供一个基础。事实上大家也在这么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虽然不断地为情绪化的东西所中断，双方打来打去，但大家都意识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谈判嘛，谈判就不能讲情感，要讲理性，不然谈个什么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还是有些老百姓他愿意活啊，他们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其实哈马斯已经不得人心了，阿巴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从哪里来？从原教旨主义那里是得不到的，只能够从西方价值那里找到。所以西方人他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没错，他是普世价值。不管你对他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友好态度，你将来你总要按照这样一条价值观来和他进行谈判，哪怕你是敌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这才叫公平，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嘛！美国他也不是就占领了伊拉克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他还是让你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当然他有他的利益，我们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则他是对的。
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后现代状态与后现代主义
在当前有关“后现代”的讨论中，有两个概念常被人们混为一谈，这就是作为一种时代特征的“后现代状态”和作为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反思、乃至于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者的区别，就连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利奥塔尔在其名著《后现代状态》中也不是分得很清楚。他开宗明义便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并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的确，对“宏大叙事”、对统一的合法化机制、对解释一切的思辨哲学和控制一切的系统操作的怀疑和解构，是后现代状态的最突出的特点。
后现代的思想家们说出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独创，而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且，如果说这一发现毕竟需要某种锐利的眼光的话，那么他们正好是运用了另外一种“宏大叙事”才获得了这种洞见的。换言之，利奥塔尔用来揭示后现代“状态”的那种“主义”，并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恰好是现代主义。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利奥塔尔批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说“这里假设了两个东西。首先假设了所有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其次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共识”。利奥塔尔对哈贝马斯的这一批评颇类似于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只不过批评的焦点从“视界融合”（传统）换成了“共识”，而立足点都是人的自由自决，它导致利奥塔尔无条件地追求“临时契约”（在肯定的意义上）和“误构”（在否定的意义上）。的确，利奥塔尔在强调人在相互交往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方面比哈贝马斯有过之无不及，他引入了游戏理论和博奕理论（竞技和赌赛）。然而，这种极端超前（超越于现政府体制）的思想果真是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吗？利奥塔尔在反对用“忍辨机制”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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