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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文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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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有言：韩不用才便当放才，不放不用，有失天道！”
“秦王何知韩不用才？”
“韩国若能当即用韩子为相，另当别论。否则，暴殄天物！”
“也是秦王之言？”
“然也！”
秦国的胁迫是显然的。韩安的心下也是清楚的。韩安所需要的，正是胁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定情势。韩国一不能用才，二不能变法，三又不能落下轻才慢士之恶名。更要紧者是韩国必须生存，而不能灭亡。当此之时，韩王安能有别一种选择么？一夜揣摩，韩安终于认定：韩非是挽救韩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韩非力说秦王，必能使韩国安然无恙。如此思谋，韩安是有事实依据的：小小卫国之所以能在大国夹缝中安之若素，全部根基便在于秦国维护这个老诸侯；而秦国之所以维护卫国，根本原因便在于卫国是商鞅的故国，又是吕不韦的故国。韩安与六国君臣一样，虽然也常常百般咒骂秦王，可心下却都清楚秦王嬴政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厚待功臣更为天下士人所渴慕。秦王敬仰商鞅，能将卫国置于秦国势力之下而不触动，何以不能因了韩非而维护韩国？对于韩非的分量，韩安还是明白的。韩安确信：只要韩非入秦，在秦王心目中定然是商鞅第二！韩非若能身居秦国枢要，秦王岂能不眷顾韩国？只要秦国眷顾韩国，岂不绝处逢生？如此存亡转机，父王一生求之不得，今日岂能放过？
韩安思谋清楚，一脸愁苦地走进了那座熟悉的庭院。
那间宽大清冷的寝室，弥漫着浓烈的草药气息。韩安一进屋便恭敬地捧起药盅，要亲手给韩非侍药。可那名衣衫破旧的老侍女却拦住了他，说公子一直拒绝用药，无论谁走到榻前都有大险。病人何险？分明你等怠慢公子！韩安一声怒斥，便要上前。吓得老侍女扑地跪倒抱住韩王连连叩头说，公子枕下有短剑，谁要他服药他便刺谁！韩安大惊，既然如此，何以满室药味？老侍女说，这是万不得已的法子，我等只有将草药泼洒地上，公子日日吸进药味，或能延缓公子性命。韩安一声长叹，搁下药盅轻步走近榻前，只见韩非双目微闭气息奄奄一副行将气绝之相，心下顿时冰凉。想到韩非若死韩国生路将断，韩安悲从中来，不禁扑地拜倒放声痛哭。
蓦然之间，韩非喉头咕的一声大响。
韩安没有抬头，哭得更是伤痛了。
“谁在哭，秦军灭韩了？”终于，韩非梦呓般说话了。
“韩国将亡！非兄救韩——”一声悲号，韩安昏倒过去。
及至老侍女将韩安救醒过来，韩非那双明澈的眼睛正幽幽扫视着韩安。韩安顾不得许多，又大声号啕起来，似乎立即又要哭死过去。韩非终于不耐，枯瘦的大手拍着榻栏愤愤然叹息道，自先祖韩厥立国，韩人素以节义闻名诸侯，曾几何时，子孙一摊烂泥也！可韩安依旧只是哭，无论韩非如何愤愤然讥刺，依旧只是哭。
“软骨头！有事说！哭个鸟！”韩非粗恶地暴怒了。
韩安心下大喜过望，抽抽搭搭止住哭声，万般悲戚地诉说了姚贾入秦胁迫韩国交出韩非的事，末了重重申明道：“非兄若去必是大祸，安何忍非兄入虎狼之口也！”说罢又是放声大哭。韩非却久久没有说话，对韩安的哭声浑然无觉。良久，韩非冷冷道：“我若入秦，韩国或可存之。”韩安猛然一个激灵，又立即号啕大哭道：“非兄不可！万万不可！韩国可以没有韩安，不能没有韩非也！安已决意，迁都南阳与秦军决一死战！”韩非淡淡一笑道：“危崖临渊，韩王犹自有术，出息也！”
韩安大是尴尬，止住了哭声却一时找不出说辞了。
“老韩衣冠，王室可有？”韩非突然一问。
“有！”
“老式韩车？”
“有！”
“好。韩非入秦。”
韩安实在没有料到，韩非答应得如此利落。当夜兴冲冲回宫，韩安立即下令少府、典衣、典冠少府，韩官，掌国君私库。典衣，掌国君服饰。典冠，掌国君冠冕。三署合力置备韩非车马衣饰。幸得韩国前代多有节用之君，老式物事多有存储，一日之间便整顿齐备。验看之时，少府却低声嘟哝了一句，又不是特使，如此老韩气象不是引火烧身么？韩安猛然醒悟，心下大是忐忑不安，遂连夜去见韩非，说老式衣车太过破旧有损公子气度。韩非却只冷冷一句，非韩衣韩车，不入秦！韩安只恐韩非借故拒绝，只好连连点头去了。
三日之后，韩安在新郑郊亭隆重地为韩非举行了饯行礼。
卯时，清晨的太阳跃出遥远的地平，照亮了苍茫大平原。一辆奇特的轺车辚辚独行，从新郑西门缓缓地出来了。这是韩国独有而战国之世已经很难见到的生铁轺车：车身灰黑粗糙，毫无青铜轺车的典雅高贵；生铁伞盖粗壮憨朴，恍如一顶丑陋的锅盖扣着小小车厢。韩国有天下最大的宜阳铁山，韩人先祖节用奋发，便以生铁替代本国稀缺的青铜造车，虽嫌粗朴，却是韩国一时奋发之象征。丑陋的铁片伞盖下挺身站着枯瘦高大的韩非，头戴一顶八寸白竹冠，身穿似蓝非蓝似黑非黑的一领粗麻大袍，与一身锦绣的韩王人马几成古今之别。这般服饰，是最以节用闻名诸侯的韩昭侯的独创，也是老韩国奋发岁月的痕迹之一。如今韩非此车此衣而来，煌煌朝阳之下，直是一个作古先人复活了。
秦国特使姚贾已经早早等候在道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奇特的轺车，丝毫看不出好恶之情。郊亭外的韩王安大觉刺眼，眉头皱成了一团，偷偷瞄得姚贾一眼，见这个倨傲的秦使并无特异怒色，这才快步迎了过来。姚贾微微一笑，也跟着迎了过来。
刮木嘎吱刺耳，笨重的生铁轺车终于咣当停稳。韩非下车，对要来殷殷搀扶的姚贾冷冷一瞥，大袖一挥径自走进了石亭。韩安尴尬地对姚贾一笑，作势请姚贾入亭。姚贾却一拱手爽朗道：“韩子离国，故人饯行，姚贾不宜，韩王自请可也。”韩安做出无奈的一笑，只好一个人走进了清冷的石亭。
韩安举起了铜爵：“非兄入秦，鲲鹏之志得偿也！干！”
韩非没有说话，一气猛然饮干。不待侍女动手，也不理会韩王，自己抱起酒坛咕咚咚斟满大爵又咕咚咚饮下。如是者三爵饮干，韩非长长一叹，看得韩安一眼，一拱手大步出亭。韩安面红耳赤，连忙赶上官道。韩非却连回望一眼也没有，嘭地一跺脚，那辆笨重的铁车已经咣当嘎吱地启动了。
三、《韩非子》深深震撼了年青的秦王
“小高子，酒！”
赵高快步过来：“君上自律，夜来不饮酒的。”
“如此奇文，焉得无酒！”嬴政重重拍案。
旬日以来，书案旁堆起了五七只空荡荡的酒坛，大书房则始终弥漫着一片浓烈的酒香。嬴政就是这样时而拍案痛饮时而连连惊叹，昼夜不停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厚厚三大本羊皮书。饶是如此，犹不尽兴。在读完羊皮书的当日暮色时分，嬴政漫步走进了那片胡杨林，在金红的落叶中徜徉一夜，时而高声吟诵时而冥思苦想，及至潇潇霜雾笼罩天地，嬴政才回到寝室扑上卧榻鼾声大起，直睡了三日三夜。
深深震撼嬴政者，是李斯带回来的《韩非子》。
嬴政博览群书，可没有一部书能给他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
读《商君书》，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览群山之小，奔腾在胸中的是劈山开路奔向大道的决战决胜之心。读《吕氏春秋》，从遥远的洪荒之地一路走来，历代兴亡历历如在目前，兴衰典故宗宗如数家珍，不管你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都会油然生出声声感喟。读《老子》，是对一种茫无边际的深邃智慧的摸索，可能洞见一片奇异的珍宝，也可能捞起一根无用的稻草；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有人将它看做万仞高峰，也有人将它看做舒心的靠枕，有人将它看做神兵利器，也有人将它看做清心药石；然则无论你如何揣摩，它的灵魂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神秘之中，使你生出一种面对智者的庸常与渺小。读《庄子》，一种玄妙一种洒脱一种旷远一种出神入化一种海市蜃楼一种生死浑然，随着心境变幻莫测地萦绕着你，你可以啧啧感叹万里高飞却不知去向的鲲鹏，也可以愤然鄙夷吱吱喳喳而实实在在的蓬间雀，然终归惶惶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读《墨子》，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使人通身发热，恨不能立即融化为一团烈焰一口利剑，焚烧自己而廓清浊世。《孟子》是一种滔滔雄辩，其衰朽的政见使人窝心，其辞章之讲究却使人快意。《论语》是支离破碎而又诚实坦率的一则则告诫，一则则评点，若是你不欲复古，纵然全部精读完毕，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当如何在这个大争之世立身。《荀子》是公允的法官，疑难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词，无事读之则很难领悟其真髓。《公孙龙子》是巧思奇辩，其说谐趣，其智过人，纵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乐乎……
只有《韩非子》，使人无法确切地诉说自己、反观自己。
嬴政已经大体廓清了《韩非子》概貌，唯其如此，万般感慨。
年青的秦王认定，《韩非子》无疑将成为传之千古的法家巨作。这部新派法家大书前所未有地博大渊深，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精华所在，精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从根本处着眼，《韩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将法家三治（法治、术治、势治）熔于一炉而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韩非子》一如《商君书》明晰坚定，除了更为具体，倒看不出有何新创。这一点，很令景仰商鞅的年青秦王欣慰，认定韩非是继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若非如此，很可能这个年青的秦王是不会读完《韩非子》的。
韩非之出新，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韩非子·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贤者拥势，则天下治。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乱……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浅矣！”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诘难之后，《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韩非子》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韩非子》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则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冲突），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用术于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韩非对“术”作了严格定义：“术者，因权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话语说，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所以，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有人问，法治术治何者更重？韩非答曰：“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不可无一也，皆养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为此，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读《定法》之时，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术治，宁非与法治共生也！韩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还是韩非的《孤愤》篇。
韩非之《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
“昭昭《孤愤》，志士请命书也！”更深人静，嬴政慨然拍案。
《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但却令人惊悚，令人惕然。根本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牺牲者的命运，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
首先，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必死于私剑（刺客）。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变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最后，《孤愤》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变法之士，孤存孤战。基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其最要紧的有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二则，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愤》，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愤》，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
这便是韩非，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一部《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君王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韩非子》之命运，如同其《孤愤》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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