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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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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队在有组织地深入学习这些文章和文件中，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变化，学术研究空气活跃起来。特别是军事训练系统中，在如何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更加公开化，在全院学习中央关于5个文件的通知中，暴露出对教学工作看法的很大分歧，直到学习5个多月以后，准备进行学习总结时，有些看法还没有取得一致，一时难于作出定论，以致学院党委不得不宣布暂时不作文字总结。军事学院有一个战役系，在这里学习的有52名将军，他们多数是红军老干部，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囚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 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开始引起他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不久前曾担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的处长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信中对于学习苏军经验的方法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漏洞很少。小自对一个日常生活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收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不对头。还美其名日‘批判地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
写信的人最后恳切表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 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土，彭、陈、谭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讲话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阐述学院的教学方针应当是“以我军现实装备技术情况为主，照顾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作为依据”。
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应坚决贯彻‘批判地学习’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对于苏军的战役、战术，应当从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以我军经验为主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参考”。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他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尽管彭德怀这次讲话慎之又慎，后来事实证明，学院有的领导干部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一点，在军事学院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个决定是在他讲话后的第4天，即3月6日，学院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经过6天热烈讨论作出来的。决定中对于学院的工作成绩写的是：“会议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没有采用彭德怀所讲的 “工作是有成绩的”或“成绩是显著的”写法。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决定》中也仅仅是写作“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彭德怀看后，没有不满的表示，用肯定的语气批复道：“你们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望按照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又叮嘱，在执行中“应坚决执行和风细雨的精神，以便达到真正提高认识和改进教学工作的目的”。“要反复向群众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会更不好。同时教条主义现象，不但是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军许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
彭德怀对于军事学院的某些干部一时思想不通，以及北京有的干部说他的讲话是错误的，当时他都未予理会，认为把那些不顾实际情况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反掉，他最终是会被人理解的。
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军内闻名的反教条主义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彭德怀，会后30多年来，对于他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评论。他在这一历史公案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这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是军队落后了，应当赶快跟上来。正式“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根据中央这个建议，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的黄克诚，黄立即召集各总部首长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并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工作。
这次扩大会，从5月27日正式开幕，到7月22日结束，共开57天。会议的规模和讨论的重点，都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彭德怀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也明显表现为两种情况。
5月27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参加的人数较少，没有贴大字报，会议的内容也没有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当时彭德怀的态度主要是：一方面站在会议主持人的立场，想方设法把与会人员发动起来，大胆发表意见，揭露矛盾，大争大辩，统一思想；另一方面又从军委工作领导人的角度，把自己当作整风主要对象，带头进行检查，暴露思想，“引火烧身”。他虽然在发言和插话里，也多次提到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但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在成都会议期间曾经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原是想解决别的问题，并没有准备把反教条主义拿到军委扩大会议上来。他在5月24日的预备会议上也是这样布置的，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彭德怀在会议的这一阶段，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为着把会议开好，可以说是禅精竭虑、费尽心血的。但是从会议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会议的热烈程度还是揭露问题的深度，都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要求。甚至他希望着重解决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问题，也没有形成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开到6月9日，开始转入第二阶段。
这天下午，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他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另外，黄克诚在6月9日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说是“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这项传达，对于会议的重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对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据林彪在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还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是主持人，彭德怀是批斗的对象。林彪讲的这些话，显然有打击彭德怀、抬高他自己的成分。但是他所说的以反教条主义为会议主题是他出的主意，是毛泽东作的决定，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立即调整会议部署，第二天便发出增加与会人数的通知。
6月20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会场由三座门大街20号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真正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他回顾了建国以前军队中教条主义的危害，又讲到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重新复活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他还说：“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原因我可以说，有些原因我不能说。没有教条主义，至少也有官僚主义，我不逃避这个责任”。
在讲到“为什么不早点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他还流露出某些“委屈”情绪。他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彭德怀这篇讲话，表露了他对教条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早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他自己也认为这篇讲话非同一般，曾专门把会议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很重视，在简报上批道：“刘、邓、朱、周、陈云同志，此件值得一阅。阅后退彭。”
21日，毛泽东向大会讲话。
他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他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后，好象意犹未尽，在23日，他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两个来小时。他在插话中说，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的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接着，在6月29日，毛泽东又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肖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因之，大会在7月1日以后，人们的发言便全部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肖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在这期间，彭德怀主持起草大会的总结发言，在起草过程中，他听取了主席团其他成员提出的意见，亲自主持逐字逐句的修改，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在7月19日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宣读了这篇总结发言。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几年军队工作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三部分是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第四部分是思想工作和领导工作。
在前两个部分里，他错误地指责训练总监部和军事院校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甚至指名批评个别干部是“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军队的面貌”。由于这种过火批判，使功勋卓著的刘伯承元帅蒙受委屈，被迫在大会上检讨，导致对肖克和训总的一批干部进行了错误的组织处理。他的这篇总结发言，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党内“左”的思潮的产物。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肖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
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作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作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遭受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德怀在会议的总结里，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严厉批判，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在这篇总结中，根据毛泽东讲的要“搞出自己的一套”的指示，还详细阐述了军事工作要“以我为主”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推进国防事业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30章 未了心愿
彭德怀为建立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通过不懈地摸索、实践，创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积蓄后备兵员的有效办法。但他的探索历程是相当曲折的。
早在1955年，彭德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兵役法时讲：“志愿兵役制，在中国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对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优良制度。但是，由于志愿兵役制度缺乏定期征集和定期退伍的制度，已不利于积蓄强大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军队建设的需要了。”
按兵役法规定，复员兵和适龄青年均需登记，编为第一、二类预备役，由省、市、县兵役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定期实行军事训练。这是学习苏联的办法。由于登记工作量大、表格项目繁多，对地方政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任务。1956年3月31日，军委会议讨论了一个登记和训练计划，提出：“今年先搞几十万作试点，重点要放在实战应用训练上，不要搞形式。训练的时间也要尽量缩短，每年可以训练10天，每天训练 6小时，每人每天发给一角至一角五分的伙食补贴。”
计划讨论后，彭德怀于4月1日批发的国防部指示中又特别说明，登记预备役的工作“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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