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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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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大笑:“猫好啊!太宗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你们用猫做雕塑。足见充分领会白猫理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于是南昌大桥两头就有了黑白二猫。
这就是领导永远正确,说错了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第一个人提出的建议再好。总会有些漏洞或错误;提出的建议再差劲,也有可取之处。后面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领导只有在最后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如果在出谋划策的时候,领导率先抛出了自己的方案,谁会冒着干犯天威的危险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否定领导的提案,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能力;否定领导的正确,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权威。
第三。当领导贵在能断,而非多谋。成语有“房谋杜断”,可见“断”至少和“谋”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断”却远比“谋”重要。人谁无谋?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去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达赖,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达赖。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达赖归藏安辑士民。如此既可以结好达赖、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达赖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达赖却没有。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而达赖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达赖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达赖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真可谓善始善终!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宣统元年(1909年)举川滇两省之力,历时半年才把一标川军送进喇萨。时至今日不到两年,全军上下两千人便陷入叛乱生死不知。因为此计只见其害,未见其利,是为下策!”
孙元起起身缓缓地说道:“挥师入藏于我孙某个人乃至四川军民,或许是有害无利,但对国家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林文忠公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某以前不敢以此印兆悦袢赵附璐司淞囊宰岳K责拥南虏呔褪俏业纳喜摺N揖鲆猓酉衷诳季驼俦怼⑹占革鳎淮┫诘缆纺苄校慊邮θ氩氐雌脚崖遥 薄�
第二八零章汉家大将西出师
章士钊眨巴眨巴眼睛,疑惑地问道:“大人,西藏言则异文,信则异教,风则异俗,人则异种。土瘠不生五谷,民贫难供租税。得其土不足以耕种,得其民不足以役使。对于国家来说,又有何利益可言?”
孙元起道:“西藏虽然土瘠民贫,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地形高峻,有高屋建瓴之势。在我之手,则可以南俯印缅,西窥中亚。而如果西藏自治,或成为英、俄傀儡,则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皆在西藏威胁之下永无宁日。当年吐蕃兴起之后,占据大唐陇右、河西大片地区,并不时窥伺都城长安,闹得大唐鸡犬不宁。这就是覆车之轨。
“再者如你们所说,西藏毕竟是祖宗们留下来的土地,我们怎么也不能做败家子,拱手将土地让给他人吧?而且西藏自治,会给新疆、外蒙、满洲等地树立一个坏榜样。以后他们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国家又将如何处置?所以我们必须防微杜渐,把西藏这个出头椽子打烂打扁,才能让那些不安分的猴子们规矩一点。”
章士钊道:“如果我们要派兵入藏,那至少得再组建一个标。入藏还要带足粮秣、雇足民夫,这些都是额外开支。只怕如此一来,府库钱粮再也支撑不了三年。那三省赋税还要蠲免么?”
“要,当然要!出兵的费用我另外想办法解决就是。”孙元起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心里却在想:既然土登嘉措背后有英、呃在撑腰,那我入藏的费用就羊毛出在羊身上。明天我就通知莉莉丝,所有出口的黄花蒿素、青霉素、磺胺价格提高一倍。反正能买得起这三种特效药的都不是穷人,能舍得花一两黄金的主儿,肯定不在乎再多花一两!
杨度此时说道:“百熙,如果我们真要入藏,就不必单纯效法当年赵季和(赵尔丰)之举。你们看!”说着他站起身在书房的地图上比划道:“西藏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四省区接壤,所以入藏也就分新藏、青藏、川藏、滇藏四条线路。赵季和时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有川藏、滇藏两条路可以选。但他最终选择了川藏线。个中原因,除了因为他的兄长赵次珊(赵尔巽)是四川总督,可以给予大力支持外,还因为川藏线比滇藏线更为好走。而且当时朝廷还屹立不倒。西藏各地贵族、僧侣对中央仍有畏惧之心,不敢明目张胆地加以阻拦。所以尽管路途艰辛,川军在历尽磨难之后还是顺利抵达了喇萨。
“如果我们由川藏线入藏,首先面临的就是途中藏族贵族、僧侣的百般阻挠,甚至是武力对抗。川西、前藏地区山高涧深,道路狭窄,往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藏人据险死守。拖延我军时间,恐怕一两年也难以抵达喇萨。而且一旦大雪封山,我军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加上粮草匮乏,就会不战自乱,甚至全军覆灭!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效法当年赵季和之举,而是要双管齐下,左右包抄!”
孙元起暗暗点头:入藏道路确实艰险!即便在1950年到1954年间经过11万军民艰苦奋斗修成了川藏公路。其后国家又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进行数次大规模翻修,到了二十一世纪川藏线还依然被视为是死亡之路,就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徒步入藏的危险性!何况中间还有人故意作梗呢?
章士钊道:“皙子先生。你说的双管齐下、左右包抄是想分兵两路,一条从南线的雅江、理塘、巴塘入藏,一条从北线的炉霍、甘孜、德格抵达察木多?”
杨度摇摇头:“不是!我们刚到四川人地生疏,又刚招抚保路同志军不久,加上蜀人易乱、袍哥遍地,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弹压,很容易出现根基不稳,所以四川只能派出一个标入藏。如果一个标兵力再分为南、北两路,则会显得势单力弱,容易被各个击破。故而川军只走南线!”
“南线?”孙元起下意识反问一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驻藏办事副大臣应该是常驻察木多吧?既然如此,察木多岂不是很繁华?朝廷在哪里不应该有很多驻兵?”
如果孙元起不学物理,而是专研历史的话,或许他还会知道察木多另外一个名字:昌都。当年解放军挥师入藏就是走的北线。而且在昌都与西藏地方武装大打一战,是为“昌都战役”。经此一役,解放军消灭了藏军主力,彻底扫除进军西藏的障碍。
杨度答道:“察木多是驻藏办事副大臣驻地没错,确实也比较繁华些,但却没有多少朝廷驻兵。其实在川军入藏之前,朝廷在西藏一直没有什么驻兵。察木多地势险要,素有‘藏东门户’之誉,一直是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西藏贵族僧侣必然会在那里严密设防。如果我们走北线,在察木多必然有一场恶战。
“相比之下,南线地势较为平坦,而且在桑昂曲宗、薄宗附近有程凤翔一营兵马接应,部队行军到此可以稍作休整。另一方面,藏南察隅、洛域、噶克卜、门隅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万一军队遭遇缺粮,还可以就食于此。综上考虑,走南线似乎更加安全。”
章士钊道:“那另一路人马走哪里?”
杨度道:“走青藏线!百熙可以命赵行止在陕西另行再组建一个以骑兵为主的混成协,在明年春夏之交先配合张育和(张世膺)、程虎臣(程子寅)的第四十五混成协攻略甘肃,随后该协由兰州、西宁一线攻入青海,然后一标在青海接应,一标由唐古拉山口南下西藏。与川军左右包抄,两路人马会师于喇萨,彻底敉平西藏!即便有所蹉跌,也可以捞得青海、藏南两块实地,长期胁迫卫藏地区。”
章士钊倒吸一口凉气:“皙子先生好大的手笔!只怕我们原先预计足支三年的库银,如今只够用一两年了!”
孙元起也暗暗心惊:这一把玩得好像有点大啊!
杨度反问道:“百熙,你觉得如何?”
孙元起眼神在地图上逡巡良久,右手在西藏的位置上重重一拍:“那好。我们就两路入藏,争取让西藏永在版图,土登嘉措老死印度,西藏之地再无达赖之名!”
杨度点点头。回到椅子上坐下之后,摇着折扇慢慢说道:“既然百熙决定要两路入藏,那我们就得现在着手准备很多事情。弹药粮草、车马军饷自不用说,首先是要解决兵员问题。我们必须在四川、陕甘乃至全国尽快招募两个协以上兵力,迅速展开训练,确保在明年春夏之交能够投入使用。川兵还是很不错的,加上四川人多。挑选三五个协都没问题。至于陕甘那边,恐怕就不太好办了。因为陕甘招募的新兵必须要娴于马术,才能在甘肃、青海一带挥军直进。”
“川兵确实不错!”孙元起也由衷地赞誉道。
08年汶川大地震时,网上曾有人发表《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的帖子,历数抗战期间川中热血男儿参军报国、浴血奋战的悲壮事迹。据称在八年抗战中,川军先后3次奉调出川,辗转全国十多个省区。浴血奋战,舍身救国。战后统计,出川将士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居全国之首!
当日孙元起看到这篇帖子,情不自禁为之动容,把自己得到的奖学金全额捐给了四川灾区,同时也记住了“川人从未负国”的名言。此时听到杨度称赞川兵,自己也忍不住跟着赞叹一声。
杨度问道:“那陕甘那边怎么办?”
孙元起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只好一推四五六:“算了。发电报给赵景行吧,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作为一省都督,难道这点事情还办不好?”
杨度继续说道:“那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理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能我们在前面拼命,他们在后面使绊子。孙逸仙手中无兵无权。可以不用理他,关键是袁慰亭。”
章士钊提议道:“依我看,不如把驻扎在经世大学的第四十七混成协撤回山西或陕西,一来可以减轻北洋军对晋陕两省的军事压力,二来也可以向袁慰亭示好,缓解双方之间的关系。”
孙元起眉头轻皱:“撤走第四十七混成协,那经世大学怎么办?”
杨度道:“南京是革命党的巢穴,以后袁慰亭执掌政权绝不会定都于此的,他的首选是北京。但自从飞机出世之后,北京时刻处于飞机的阴影之下,也非上佳之选。他会面临两个选择:是重新选择都城呢?还是把飞机请走?依照袁慰亭的性格,十有七八会打经世大学的主意。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和袁慰亭做个交易,他要保证经世大学安全和不侵犯川陕;我们则把第四十七混成协主力和飞机全部搬迁到西安或成都,解决他心腹大患。想来他会很乐意的。”
听到要搬迁飞机,孙元起有些踌躇。
杨度劝道:“百熙,我觉得不妨把飞机乃至经世大学部分搬迁西安或成都,这样既可以惠及三省学子,又避免别人像载涛一样隔三差五的拿捏,也不失是狡兔三窟之计。”
孙元起忽然想起抗日期间,母校曾西迁陕甘,与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也在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各自都重新返回了自己的校园,却也在西南和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等苗裔,确实推动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想到此处,他终于点了点头。
杨度又道:“至于第三点,那就是要利用今冬明春的时间,对川、陕各地进行一番梳理。只有这两省安定稳固,我们挥师入藏才有意义。如果后方动荡不安,两路大军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便攻下西藏,也难以长期固守。”
就在这时,门卫来报:“老爷,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四川省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重庆府中学学监张培爵等四人前来拜见!”
杨度大笑:“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第二八一章恶竹应须斩万竿(上)
孙元起眉头大皱:“怎么他们又来了?不见!”
为什么孙元起对他们颇为反感呢?这就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但真要说起历史根源,还得追溯到几个月前的保路运动。
由于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事件中川人不理性因素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但保路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让川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最终导致局势糜烂不可收拾,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第一股势力是四川士绅,也就是四川铁路的股东代表。
这群人一来很有钱,——废话,没钱也无法参股铁路修建啊!不参股铁路,政府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跟他们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关系,他们才懒得跟政府对着干呢!二来他们还有权,1909年9月成立的四川省谘议局就是他们的活动舞台。所以当清政府不愿补偿川汉铁路总公司300万两亏空时,他们马上行动起来,利用各种舆论对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大加鞭挞,鼓动普通民众奋起反抗。至于他们自己,既爱惜羽毛,更爱惜生命,只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偶尔做做摇旗呐喊的嘴皮活,绝不会亲自冲到第一线。这些士绅在清末的政治版图中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立宪派。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二十世纪初的精英、公知。
第二股势力是四川袍哥,也就是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民间秘密社会。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名,在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则称为“红帮”。哥老会与洪门、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名义上是帮会,说白了就是成组织的黑社会。
当然,黑社会组织也不全是罪大恶极,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据说东京街头发生打架斗殴,最新出现并加以调解的必定是山口组。然后才是警察。但这种大规模、成组织的黑社会历来是政府的心腹大患,直到现在也不例外,必欲除之而后快,包括上面提及的山口组也都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所以袍哥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股势力是革命党。主要是同盟会成员。早在1906到1910年间,革命党人已经在四川发动了数次起义,但仅凭着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自然无一成功。当袍哥在士绅的怂恿和支持下成立保路同志会后,革命党人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所以川籍同盟会员纷纷潜回四川,联络新军与袍哥中的支持者。酝酿起义。革命党的插足,使得保路运动迅速从和平请愿转变成武装暴动。
孙元起是被新社会教育成功洗脑的国家主义者,同时作为清政府要员,认真阅读过盛宣怀的奏折,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全面整顿铁路交通大有必要,故而在心底里对铁路干路国有政策非常支持。自然而然,也就对因一己私利而阻扰铁路国有的四川三股势力没什么好感。
正是因为保路运动愈演愈烈。这才有了孙元起入川。
孙元起带领第四十四混成协的一个标精锐进川,自北而南且抚且战,最终成功入主成都。执掌四川大权。在此过程中,三股势力也多多少少给孙元起一点情面,并没有极力反抗,所以他们自认为有恩于孙元起,都希望能在新政府中分一杯羹。
既然他们识相,孙元起也不为己甚,毕竟入川过程中确实受惠不浅,而且新政府也需要各种势力的鼎力支持。但和他们见过一次面之后,孙元起就彻底失望了:且不说四川士绅的老奸巨猾,也不说革命党人的热血冲动。光看四川袍哥的奇特打扮,就知道他们是“竖子不足与谋”:袍哥的口号是反清复明,眼看武昌起义成功、四川各处兵起,自以为光复中华成功,便开始恢复汉家衣冠。可是满清统制中国已经二百六十余年,大家早已习惯于长袍马褂。谁还记得汉家衣冠是什么模样?袍哥又是没文化的无业游民,根本没有能力去考究明代人穿什么衣服。好在“伐柯者其则不远”,川剧舞台上的古代英雄、巴蜀庙宇里的各种神灵就成了他们的取法对象。只见袍哥舵头们一个个腰佩宝剑,脚蹬花靴,头扎英雄结,身披英雄氅,内穿蟒袍,招摇过市。在孙元起看来,他们根本不是来议事的,更像是来参加总督府举行的化装舞会!
杨度在他们走后也大摇其头:“以前看《后汉书》,里面说更始帝部下‘皆冠帻,而服妇人衣’,又说‘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绣面衣、锦裤’,还以为是虚诞不实之词。现在看来,真是史不我欺!以古度今,既然更始帝最终兵败身死,那么这些袍哥也难成大事!”
章士钊、杨永泰等人也齐齐点头,一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样子。
但这些人却没有自知之明,见没有如愿以偿,便隔三差五找到总督府来。恰好孙元起此时遇到禁卫军围攻经世大学,哪有闲工夫理会他们?直接吩咐门卫道:只要是他们前来拜访,一直婉言谢绝。谁知他们却锲而不舍,纵使闭门羹吃了无数,依然不改初衷。这不,听说经世大学解围,又急吼吼地登门拜访来了。
门卫听了孙元起吩咐正要退出书房,杨度急忙阻止道:“且慢!”然后对孙元起说道:“百熙,这些人都是川中头面人物,婉拒他们一两次还好,要是一直避而不见,他们必然心生怨怼。我们现在手握强兵,他们也许会隐忍不发。一旦我们派兵入藏,川中空虚,他们很有可能勾结外敌伺机作乱。所以我们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长期悬而不决。”
孙元起眼睛一转:“皙子,你这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策?”
提起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我们下意识会以为这是常凯申同志的独家发明,其实这句话最早可以上溯道春秋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提出的“尊周室,攘夷狄”,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圭臬,像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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