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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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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毫不领情:“刘总长,你知道我们革命党为什么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参加起义么?知道我们革命党为什么大部分成员都是南方人么?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满清政府对于南方的残酷剥削与镇压,让我们对满清鞑虏恨之入骨,所以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参加革命,推翻满清对中华,尤其是南方各省的统治!
“现在革命成功,刘总长却要秉承前清的军事编制,保持满清鞑虏对南方的剥削与镇压,请问我们这些南方革命党人参加革命推翻满清的意义在哪里?如果现在事事依照满清的规矩,我们又何必建立民国?不如直接改国号叫‘后清’好了!”
不得不说,而立之年就入阁的宋教仁确实很有几把刷子,至少舌尖嘴利的功夫就让孙元起望尘莫及,大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范。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在会议上大致达成了裁军协议,即北洋系裁军15万,保存45万兵力,编为40个师;同盟会裁军10万,保留25万兵力,编为22个师;新中国党倒被没有裁军,但限定不超过10万兵力,编为8个师;其余的部队裁撤5万,保留10万部队,编为10个师。
尽管赵秉钧没有出席会议,让唐绍仪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对于最终达成的裁军协议还是欢喜不尽:“承蒙诸位总长出席此次国务会议,并就厘清军务问题积极磋商,本着尽忠为国之心坦诚建言、群策群力,最终达成裁军协议草案,为避免财政短缺、减轻百姓负担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诸位总长没有其他异议的话,裁军协议草案送内务赵总长过目后,将呈递给大总统签发!”
这时一直在边上冷眼旁观的财政总长熊希龄突然说道:“少川总理、各位总长,熊某对于裁军协议草案并无异议,只是在下有个问题,不知当讲不当讲?”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是沈从文、黄永玉的前辈老乡,也是凤凰最有名的官场人物。在他成名之后,通常被人尊称为“熊凤凰”(像是骂人)。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一路青云直上。而且他颇有才具,在清末有“理财能手”之称,故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财政总长。——如果没有孙元起这只蝴蝶的话,以后他还将成为内阁总理。
唐绍仪急忙说道:“现在是国务会议,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秉三总长请讲!”
熊希龄道:“听闻刚才的裁军协议草案,准备在近几个月内裁军30万人,如此一来确实会极大地减轻财政压力。不过,遣散这30万人的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即便每人发5块银元,也得150万元之巨。如今国库早已空空如也,每月靠向各国洋行借款艰难度日,哪来这一笔巨款?”
遣散费的问题不难理解。好比现在公司裁员,按照劳动法规定,被裁的员工都能得到一笔遣散费,通常的经济补偿是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来计算,标准为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军队大体情况也差不太多,只是更为棘手一些。
首先,军人在军队学习的技能,比如开枪、打炮、拼刺刀等,被裁退之后到社会上几乎毫无用处,退伍即失业。不像企业裁员或倒闭,还能找到类似的公司就业。
其次,军人当兵吃饷,干的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儿,给的遣散费不能太少,至少要对得起这份工作。
第三,军人手里有枪,他要是活不下去,很多人都会跟着活不下去。何况是一次性裁军30万人?
凭着上述的三个原因,就不能不给那30万人遣散费。不仅要给,而且数额不能太少。熊希龄所说的150万元,不过是起步价而已!
唐绍仪登时脸色难看起来,犹自有些不死心:“秉三总长,国库真的一文钱没有?”
熊希龄很肯定地回答道:“没有!一文钱也没有!”
唐绍仪慢慢把眼光瞄向了孙元起。
第三四三章忽闻海上有仙山
内阁在座诸位都不是穷人,随便随便都能掏出三五万元。像张謇这种实业家,便是三五十万,挤挤也能拿得出来。但要说是150万元之巨,估计除了孙元起,内阁这帮人回家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凑不出来!所以,也难怪唐绍仪要把眼光瞄向孙元起。
唐绍仪注视孙元起片刻,才缓缓说道:“此次裁军所遣散冗余兵员,北方多是百战老兵,南方则多是革命功臣,遣散费正不可少,否则必然酿出无数事端。秉三总长所言每人5块银元,那已经算是最低限度。如果真要想让裁军顺利进行,每人应该在10块银元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至少需要300万元左右的一笔遣散费用!诸位总长,对于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有何高见?”
虽说他是问“诸位总长”,眼睛却牢牢盯着孙元起,其他人也跟着顺势望了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孙元起不得不表态:“裁军之举利国利民,而且遣散费用又如此巨大,指望由某个人或某个省来承担这笔巨款显然不现实。至于如何筹集这笔巨款,孙某对财政金融一窍不通,不敢妄言。不过按照职责来说,应该由财政、陆军两部协同商议,然后交国务院、总统府批阅才是。诸位以为吧?”
孙元起一记太极云手,既把自己和四川省摘了出来,又把财政部、陆军部这两个顶包的给推了出去,端的是妙到巅峰。
段祺瑞不动声色地答道:“虽说裁军与陆军部有关,但我们向来只管花钱,不管筹钱,所以这事儿还得秉三总长解决。放心!我们陆军部不会狮子大开口的。如少川总理所言,300万元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能更多的话,我们也来者不拒。”
熊希龄皱巴着脸:“现在国库一贫如洗,各省财税又拒不上交,除了向各国洋行借款,还能上哪儿去筹这300万元巨款?预计今年财政赤字要高达二亿六千万元,我这个财政总长哪是什么财政总长,分明就是借款总长!”
宋教仁道:“既然国库没钱,我们可以号召国民进行捐款嘛!当年宋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日清战争(即中国所称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内在政府和媒体鼓动下,举办了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纷纷解囊,为战争募资,很快筹集到了足够的战争经费。
“现在民国初建,民气正高,想来进行国民募捐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我国有四万万民众,海外还有几千万华侨。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认捐,每人只认捐一块银元,也足以完全解决裁军费用短缺问题。何必向外国洋行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呢?”
宋教仁的这番言论让孙元起有些惊异:为300万元裁军费用举行国民募捐,这是同盟会的习惯性思维,还是同盟会别有用心,想趁机博出位?
比如国务会议拒绝了募捐提议,同盟会可以大造声势,说中央政府罔顾国民爱国热情。主动出卖国家利益,丧失国家主权;如果国务会议同意了募捐提议,那就真好落入同盟会的圈套。募捐是同盟会能够存活的一大法宝。对于其中的猫腻,同盟会的领导人可谓了如指掌,强迫纳捐、侵吞捐款、扰乱治安……尽管民国初年没有郭妹妹,想来编造一个坏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不是孙元起阴险狡诈以己度人,而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实在太复杂,由不得孙元起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毕竟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要举行参议院选举,只有彻底搞臭北洋系,同盟会才有可能乘机上位。
唐绍仪思忖片刻。摇了摇头道:“虽然宋总长的提议不失为一种方法,但裁军本为造福于民,如果再为此进行国民募捐,那就变成了嫁祸于民。而且民国成立未久,国务院刚刚肇端,现在就为此等小事进行国民募捐,引发社会动荡,岂非得不偿失?思来想去,反倒不如借款来的爽利,顶多在借款时稍微提高一点利息,避免有损国家主权的条款便是。”
顿了一顿,唐绍仪又问:“对于借款,诸位总长有何意见?”说话间,眼睛依然瞄向了孙元起。
孙元起揣度道:或许唐绍仪在最初瞄向自己的时候,并不是想向孙元起或四川省借钱,而是已经把目标定为孙元起背后的华熙银行。
华熙银行虽然成立时间短暂,不是中国银行之类的国家中央银行,也没有汇丰、花旗等外国银行的强大背景,但凭借着大股东手中持有的强大专利,拥有中华工业机械、远东广播、致用医药等发展势头正猛的优质用户,以及在清末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局中一步也没有踏错的先机,如今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屈指可数的大银行,估计也是最盈利的大银行。
除了华熙银行有满足裁军借款的实力,关键还在于华熙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孙元起,如果向它借款,完全不用担心存在什么损害国家主权的条款。故而唐绍仪频频向孙元起大抛媚眼。
没想到,孙元起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熊希龄便抢先答道:“少川总理,如果要向外国洋行借款的话,我们应当首先与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俄国道胜、日本横滨正金等六家银行沟通。因为根据袁大总统与六国银行团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将来实行借贷时,这六国银行享有优先借款权!”
唐绍仪只好收回目光:“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准备和六国银行团商谈借款事宜吧!”
就这样,当天的国务会议就此宣布结束。总体来说,除了赵秉钧没有出席外,会议其他方面都还算顺利,而且达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裁军议案,这无疑给海内外观望的民众打了剂强心针,对于中国的政局也都开始乐观起来。
接下来的两三次国务会议,赵秉钧依然没有出席,但大家似乎已经开始习惯了他的不存在,会议依旧照常进行。孙元起乘机提出包括对科学技术成果实行国家奖励、成立中华科学院、在全国实行义务教育在内的一系列教育议案。内阁众人知道所有的教育经费都是由孙元起所辖四省掏腰包,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纷纷举手赞成,议案在国务会议中干净利落地获得通过。
孙元起携带议案面见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也是笑容满面,赞誉有加:“看来把教育部交给百熙果然没错!近些日子,袁某与欧美各国驻华使节会晤,他们都盛赞百熙你提出的教育议案,并把百熙的义务教育与孙逸仙的二十万英里铁路相提并论,认为一虚一实、一文一武,乃是民国走向现代化、工业化之显著标志。不过袁某却认为,虽然文教似虚,推行却实;铁路本实,修筑近虚。百熙以为然否?”
看来袁世凯对孙中山修筑二十万英里铁路也大不以为然。但孙元起认为袁世凯对自己大加褒奖的原因还不在此,而是在于孙中山修筑铁路要从他手里要钱,自己兴办教育则属于自掏腰包。孙元起在教育上投的钱越多,自然在军事上投的越少,对袁世凯的威胁也就越小。这才是袁世凯高兴的根本原因。
经过总统府发布和国务院副署,各项教育议案终于可以付诸实施。
现在已经是三月底,距离义务教育正式推行的九月份只有半年时间,免费书本、免费校服、免费午餐以及教育经费都要抓紧筹措,再加上筹建中华科学院等事宜,孙元起顿时忙得不可开交。国务会议倒还照常参加,不过却听多说少,经常是作壁上观。
过了有七八天消停日子,这日黄昏孙元起正在后海私宅的书房里处理政务,就听卫兵匆匆来报:“大人,内阁唐总理来访!”
孙元起有些奇怪:不是刚开完国务会议么?难道发生什么急事?
虽然心里这么想,孙元起还是赶紧起身迎了出去:“少川总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
唐绍仪脸色有些不大好看,但还是客气地说道:“冒昧来访,还请百熙见谅。唐某遇到些问题,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不知百熙是否有时间?”
你都堵到家门口了,我能说没时间么?孙元起一边腹诽,一边把唐绍仪迎进屋。
奉茶之后,唐绍仪便开门见山地说道:“首次国务会议上,我们曾讨论裁军事宜及遣散借款问题,不知百熙是否记得?”
孙元起点点头:“自然记得!据说袁大总统对裁军遣散也是非常赞同的,并同意少川总理您以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事宜。怎么,六国银行团商是不肯借钱,还是又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
唐绍仪道:“六国银行团同意借款,不过有附加条件,那就是要监督我国政府财政,具体包括监督用款和监督遣散军队两个方面。这个条件严重有损国家独立主权,一旦传出必然全国舆论大哗,只怕国务会议难以通过!”
不知是孙元起思维迟钝,还是政治敏感性不够,感觉既然借钱来裁军,由六国银行团来监督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似乎也无不可。而且由六国银行团来监督,还可以保证裁军的真实准确、款项的落到实处,那为什么会全国舆论大哗,在国务会议上也难以通过呢?
第三四四章不待天明尽北飞
孙元起忽然想到近日的一则传言。
国务会议召开以来,唐绍仪一直以调和同盟会与北洋系之间冲突为己任。在推行袁世凯制定的政策时,他会首先考虑同盟会对此的看法。如果同盟会解决反对,他就会去大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出更改要求。袁世凯是丘八出身,一贯独断专行,而且唐绍仪又是他一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按照道理,唐绍仪应该感恩戴德俯首听命才是,结果现在处处与他为难,心中难免大为恼火。
前几日,唐绍仪又因为某事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袁世凯开始怀疑唐绍仪是不是要挟同盟会以自重,甚至准备和同盟会穿一条裤子,便试探着以党潮日盛为由,劝唐绍仪退出同盟会。不知是在气头上,还是直抒胸臆,唐绍仪断然拒绝道:“宁可辞职,断不可牺牲党籍!”
虽然这是传言,却足以看出唐绍仪的政治倾向。
孙元起问道:“少川总理,你觉得谁会反对六国银行团借款条件,北洋军?还是南方革命军?”
唐绍仪迟疑道:“应该都反对吧?”
孙元起道:“谁更反对?”
唐绍仪一愣,半天才说道:“应该是南方革命军吧?”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下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匆匆结束,留下许多亏空亟待填补,所以同盟会想趁此次裁军遣散,挪用部分经费填补财政缺口;另一方面,面对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同盟会在担心之余,也想少裁撤些军队,顺便购置部分武器。以图保持势力均衡。所以同盟会才会强烈反对六国银行团监督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对不对?
“如果孙某没猜错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同盟会就会以出卖中国主权为借口,在报纸上大肆口诛笔伐,坚决反对六国银行团的善后借款吧?其实,他们不是反对借款,只是反对六国银行团对他们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的监督。对不对?”
唐绍仪默然以对。
孙元起继续说道:“中央政府北迁之前,同盟会曾仓促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期望通过严格的程序正义来限定大总统、参议院、国务员的权力。以期维护革命成果。不料眼下大总统尚在严格恪守《临时约法》,同盟会却为了蝇头小利而忽略了程序正义,肆意践踏法律。假如他日大总统随意修改《临时约法》,同盟会上下有何面目出言指责?
“现在北洋系强而同盟会弱,同情弱者本是人之常情,也是善之一端。但同情不等于偏袒,最好的同情是保持严格的客观公正。一时的偏袒或许会让同盟会从中受益,但持续的偏袒只会惹怒北洋系,引来疯狂的报复,最终还是害了同盟会。现在国务院成立未久。更应该为后世立下典范,而不是成为将来的反面教材,所以我们必须持之以正!”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直以善良著称,素来不缺乏同情心,有时候甚至是同情心泛滥。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从而导致同情没有完全转变为善良,有时候反而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比如国家的民族政策。
本来按照《宪法》规定,应该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某些人同情心泛滥,觉得少数民族人少。是弱者;在历史上受到汉族的欺凌和歧视,需要补偿。于是制定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计划生育从宽、司法上“两少一宽”等一系列特殊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偏袒下,处于主体的汉族反而处于弱势地位。正是这种同情导致的偏袒。成为日益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主要诱因。
再比如给老年人让座的问题,本来年轻人只是出于同情帮助弱者,结果在某些地方便变成了偏袒的规定,不少老年人也把这种同情导致的偏袒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对不让座者恶言相向、拳打脚踢。在像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公交车里,不少刚上车的老年人完全无视车上人群,恬淡地说道:“我去后面找个座儿!”最终结果呢?不仅没培养出青年人尊老的传统,反而造成了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愤恨。
唐绍仪半天才说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唐某今天登门拜访,就是想请贤弟帮忙,向华熙银行借款350万元作为裁军遣散费用!”
说实话,自从孙元起知道同盟会拒绝六国银行团借款的原因之后,打心里厌恶同盟会,就算现在手头有350万闲钱,都不稀得借给他们!
见孙元起沉吟不语,唐绍仪又补充道:“此次借款,我们按规定给予五厘的年息外,将以京张铁路收入及财产作为担保,保证不会让华熙银行承担任何风险。”
京张铁路全长约200千米,由北京丰台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于1905年9月开工修建,至1909年建成。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修筑,投入营运的铁路,经世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生在其中居功甚伟。
正因为这条铁路是由中国人自行修筑,所以路权还在中国政府手里,也是当前国务院少有几项拿得出手的担保。但这条铁路在北洋系的势力范围内,袁世凯随时可以收回,所以对孙元起来说,根本就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
见孙元起依然没有答应,唐绍仪只好咬咬牙说道:“只要答应借款,国务院允诺给予华熙银行在中国全境的货币发行权!”
清朝后期,由于不懂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采取放任政策,听凭中外商人自由发行,造成清季钞票混乱,金融市场也是一塌糊涂。辛亥革命之后,金融财政更是乱成一团烂麻,各种货币层出不穷,仅当时流通的银元就有十多种,除了华熙银行的孙大头外,还有外国银行的本洋(即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头像银元)、站人(英国不列颠女神站像银元)、鹰洋(墨西哥雄鹰抓蛇国徽银元)等,本国的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以及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
正是因为这种混乱,导致孙元起对于所谓的货币发行权认识不清。其实,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一般由国家授予专门机构行使,然后专门机构发行的货币才可以在本国内依法流通。若要真正追究起来,华熙银行发行的孙大头如同没有准生证的小朋友,是黑户,甚至算非法货币,根本不能在国内流通。
孙元起逡巡片刻问道:“少川总理,我们先不说是否向华熙银行借款的事,但问你拒绝六国银行团的事情,袁大总统知道么?据熊秉三总长所言,六国银行团与袁大总统签署协议,享有优先借款权。别到时候六国银行团向袁大总统提出严厉抗议,指责民国政府违反协定!”
唐绍仪不以为意道:“借款应急以缓财政拮据,原本属于内阁权限范围之事,而且之前袁大总统已经把借款事宜全权托付给我,唐某自然有借款选择权,何必事事知会袁大总统?裁军遣散事关重大,借款也需尽快办理,百熙总长不妨等会儿就和华熙银行电报联系,将唐某的条件如实相告。如果华熙银行有意,可在两天之内给我答复,否则唐某只好另觅下家了!”
说完,唐绍仪起身告辞。
送走唐绍仪后,孙元起找来陈训恩商议良久。可惜两人都不懂金融学,对于货币发行权知之甚少,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最后孙元起还是依照唐绍仪所言,给在上海的莉莉丝发电报,详细说明了借款情况。很快莉莉丝便回电:“兹事体大,我将尽快抵京。”
孙元起有些疑惑:唐绍仪只给两天时间,现在京沪之间可没有飞机,更没有高铁,如何赶得过来?坐轮船的话,至少要一天两夜才能到天津,而且轮船就那么几个航次,不是想坐随时就有的;坐火车的话,光沪宁铁路三百多公里就要十个小时,等沿着津浦线北上京城,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赶紧又拍了一封电报过去询问,莉莉丝回电只有两个字:飞机。
原来在一个多月前,经过孙元起的大力鼓动,莉莉丝最终决定成立中华航空公司,并积极在上海、南京、济南等城郊购置土地铺设机场。经过几十天的紧张筹备,从上海到北京的沿线机场全部建设完毕,飞机从北京的经世大学顺利抵达上海。正好此时唐绍仪来找孙元起,准备向华熙银行借款。莉莉丝当即拍板:自己这个经理将作为第一位乘客,完成中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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