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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2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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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应该是取法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的规制，并上接唐宋元明清以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传统，下开民国中央研究院、党国中国科学院的先河。
民初政府对于中央学会的建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把它与各省放在同等位置，分配了8名参议院议员名额，相比之下，各省也不过才有10个名额而已，由此可见其对中央学会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份尊崇并非始自民初政府，而是脱胎于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因为在资政院200人名额中，就有10个是钦定给硕学通儒的。在中央学会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保持，像后世民国国民大会有教育团体、技师团体、医药团体、社会贤达等名目，党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样有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等界别。
按照道理来说。中央学会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不应该如此轻易夭折才对，怎么会一岁而殇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会尚未成立，大总统府便急匆匆地颁布了《中央学会法》，致使中央学会先天存在严重缺陷，自然难以长命百岁。
首先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地位。
从《中央学会法》第一条可以看出，中央学会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院就，推进学术和文化发展，性质类似于近代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但《中央学会法》的第十六条又规定，只对学会会长、副会长及各部部长酌给公费，普通会员则分文皆没。也就是说，学会会员仅是兼职。并非专职研究人员，这又与民间普通学术团体类似。
另外，国家研究院一般直接直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学会是直属于教育部。由此可见，中央学会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研究院，也不是普通的民间学术团体，应该看作是国家研究院的雏形。或者民间学术团体向国家研究院演变的中间过渡形态。故而中央学会的地位非常尴尬。
其次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定位。
中央学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对其成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就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中央学会法》却规定：会员由具备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或者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当选；外国人对于中国学术有特殊贡献者可以推荐为名誉会员。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就有资格当选为会员。尽管民国初年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远不像今天这般俯拾皆是，但每年也有近千人。一个以研究学术为己任的高层次研究学会只要求大学毕业生即可入会。《中央学会法》所定会员资格未免有些失之过宽。
袁世凯最初提出“中央学会”名称的时候，孙元起还是教育总长，在他看来，中央学会应该是泛指一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及其下辖的各种专业学会，也应该包括各大学研究所、清末民初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以及民间私人组织的学会（比如美国信宝珠女士1909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华护理学会，丁福保1910年成立的中西医学研究会）、诗文社等。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社团。如此一来，中央学会既可以避免与中华科学院机构重叠，也可以囊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块内容。
没等孙元起发表自己的见解，教育总长已经换成了现在的蔡元培。《中央学会法》颁布之时。孙元起正在全国各地忙着竞选事宜，看着好端端的中央学会被折腾成四不像，忍不禁摇头叹息：这哪还是什么中央学会，分明就是民国版的全国学联嘛！
——全国学联，全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是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尽管对袁世凯、赵秉钧、蔡元培等人此举颇有微词，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孙元起也只能任着他们折腾。
按照12月大总统府公布的第一届参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中央学会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定于1903年2月10日举行。在此之前，中央学会必须尽快完成会员的互选与资格认定。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
如果把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式学堂视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那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五个年头，毕业的学生加起来至少有好几万，其中经世大学一个学校就要占据其中的半数以上。此外还有在国外大学毕业的、有专门著述需要中央学会评定资格的，林林总总估计将近十万人。这些人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经过朝代变革很多学历、档案已经散佚，验证起来非常困难。要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完成会员的互选与资格认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任务艰巨，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央学会是一块大肥肉。试想一下，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等人口数千万的大省才有10个参议员名额，而不到十万的中央学会中就有8个名额，比例悬殊数百倍，怎么能让人不动心？尤其还是国民党在众议院初选失利、新中国党紧追不舍的情况。自然更不会轻易丢弃这一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国民党和蔡元培等都是咬紧牙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尽管在接手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过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问题首先出在对《中央学会法》中的资格解释上。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前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他们向教育部要求取得选举会员的资格。教育部有些愕然：虽然大学预科也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是高中教育跨越到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但预科只相当于补习班，水平、资历都明显低于大学专科毕业，根本达不到《中央学会法》规定的要求，怎么可以提出参选要求呢？
预科学生则振振有词地解释道：首先，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是大学；其次，预科是大学的一部分；第三。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年时间。这些完全符合“国内大学三年以上毕业者”的条件，为什么没有选举会员的资格？
教育部这才发现法案中的漏洞，赶紧补充解释道：“高等专门”四个字应该和“大学”连起来理解，意思是在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专业课三年毕业者才有资格，大学预科虽然也是高等以上，但是学的都是普通入门科目，所以不能参选。
就在教育部和大学预科生们打嘴仗的时候。又有一波留日学生跳了出来要求参选。这些人绝大多数毕业于日本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据统计，清末留学日本的数万名学生中，学习速成科的占60％，普通科（预科）的占30％，中途转学退学的占5—6％，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也就是说。速成专科水平甚至不及预科。
速成专科比较正规的是一年或两年，后来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也开始萝卜快了不洗泥，由一年缩短为八个月，由八个月缩短为半年，甚至还有数月乃至数日的速成科！速成科的名称也极多，包括速成师范、速成法政、速成工艺、速成理化、速成警务等等诸多名目。
按照《中央学会法》规定。至少也要在高等专门学校学习三年才有资格参选，速成专科最多也才是两年，明显不符合要求。但很多人却在“三年”两个字上抠字眼，比如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四期学员1905年11月入校。1907年5月毕业，在校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却占据了三个年头。所以也理不直气壮地到教育部要求参选。
各地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的毕业生也联名上书教育部，力争互选资格。教育部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各地法政学堂学生都是已经入仕的官员或举人、贡生、监生等，选择品行端正、通晓笔墨之人经考试后入学，只学习法政知识；京师法律学堂也是专选公职人员入学肄业，两者显然都不是法案中所指的中学毕业或中学毕业程度考入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在“高等专门”中间加了个顿号来理解，变成“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一下子把中央学会的学历门槛从大学本科、专科降到了高中（高等学校）、中专（专门学校）。
“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都算是半个舶来品，最先出现在日本的教育体制内，然后为中国所采用。在法案的制定者看来，“高等专门学校”的意思简单明了，就是全日制大学专科毕业，没想到在具体实践中却遇到了这些的不同解读。
会员选举本来就人多事紧，没想到还遇上了这档子事，着实令教育部上下着急上火。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抗议不断，请愿队伍天天堵在大总统府、教育部门口，更是令袁世凯、蔡元培等人一脑门子官司。
肥肉虽然好吃，但也得有本事吃到肚里才行啊！他们思忖再三，最后还是痛苦地决定：请孙元起出山！
第三九八章从遣乘春更北飞（上）
为了引诱孙元起出山，袁世凯也是下了血本，一口气给出“中央学会会长”“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三四个头衔。
可惜孙元起对此并不感冒。
尽管他已经卸任教育总长，远离中枢政治核心，可身上各类公私职务依然有数十个之多，政府性质的如大总统府高等顾问、国立中华科学院院长，民间团体的如经世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会长、中国教育会会长、新中国党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至于其他理事、委员、教授、代表之类赠送的名头更是不计其数。难道中央学会会长、委员长之类的虚衔更有诱惑力？
真正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是另外两个原因，首先是蔡元培的恳求。
蔡元培虽然在教育上颇有心得，但精通教育并不等于能够做好教育总长，尤其是在民国初年这种政治大环境下，临时参议院的制约、北洋系的掣肘、其他党派的倾轧、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就足以折磨得你心力交瘁。而且孙元起借鉴后世的教育制度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又全面推广改良版义务教育，将教育摊子铺得非常大，令初来乍到的蔡元培一时半会儿很难上手。
更重要的是教育经费短缺。川陕各省每月贡献给教育部的经费不可谓不多，可是花钱的地方更多，科、教、文、卫、体个个都需要教育部拨款。以前孙元起主政的时候，经费短缺还可以让莉莉丝献献爱心，无偿帮衬一把。蔡元培哪有孙元起那么大的颜面？出任教育总长才短短数月，蔡元培已经无数次萌生辞职的念头。这回中央学会会员评选闹得满城风雨，蔡元培在烦恼之余再次想到辞职，甚至辞职书都写好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幸好此时宋教仁回到北京，闻听消息赶紧面见蔡元培。先是声泪俱下动之以情，然后再苦口婆心晓之以理，痛诉国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与挑战。最后宋教仁沉声说道：“孑民兄，眼下参议院选举在即，我等必须全力以赴，不容丝毫有失！一旦竞选失利，合并未久的国民党很可能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您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理事。忍心坐视政党沉沦？
“中央学会作为教育部直属机构，选举监督又是以教育总长充任，只要你在位上，就有很大希望获得半数以上名额。若是你此时辞职，教育总长一职必然由孙百熙接任，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就会成为新中国党的囊中之物。如今新中国党在众议院初选中已经成为第二大党。紧缀在我们国民党之后。如果他们因此在参议院选举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使得我党不能组阁，最终导致政党分裂。孑民兄，那岂不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呃……？”蔡元培有些无语：我这个教育总长辞职与否，能够决定国民党的成败？未免有些太言过其实了吧！再者说，就算我在位又能如何？孙元起在海外声誉极隆。又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能够确保留学生的选票不会流失；在国内的巨大影响力姑且不说，单单经世大学的毕业生就占据中央学会会员人数的一半。国民党凭什么在中央学会中争取半数以上名额？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不信，又接着解释道：“宋某也知道孙百熙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哪怕他不采取任何拉票动作，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也会大半落入新中国党的囊中，其他党派难以染指。但我们国民党现今已经陷入困境，必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中求生，迎难而上，未必就没有翻盘的机会！”
“那遁初有何高招？”蔡元培奇道。
宋教仁微露阴狠之色：“我们首先请孙百熙北上就任中央学会会长、会员评选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负责中央学会的机构筹备、会员评选以及参议员选举事宜。这些事情本来就纷纭复杂，经世大学在高等教育界又一家独大，孙百熙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惹得物议沸腾，影响新中国党的得票。纵使他能面面俱到。妥善处置此事，也可以把他牵扯在京城，不让他到全国各地演讲拉票。
“一旦中央学会开始选举参议员，我们就会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宣扬孙百熙把持会员评选，排除异己，让经世大学学生和新中国党在中央学会中一家独大，意图囊括所有名额。像孙百熙这种人素来最重名声，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让出几个名额，我们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孑民兄在教育部再稍加引导，肯定能有所斩获。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蔡元培闻言顿时眉头大皱，神色也颇为不渝：“这手段未免太——！”
“太卑鄙？太下作？”宋教仁冷笑道，“比起共和党的贿选、舞弊，我们这点小伎俩算什么？政治本来就是肮脏的，它只包括三个含义：残酷、血腥、欺骗。纵使孙百熙号称当代圣人，从政之后也逃不过这个范畴，何况等而下之？我们既然决定从政，就不必故作清高。
“再者，共和党就是袁项城豢养的走狗，他们要是执政，我们革命党流血铸就的民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新中国党则是毫无政治主见，依违于我们国民党和袁项城之间，朝三暮四，东食西宿。相对于新中国党和共和党，至少我们目的是清楚和正确的。既然目的正确，手段上有些小瑕疵又打什么紧？顶多就是事急从权罢了。”
蔡元培脸色更加深沉：“如果手段不正确，即便结果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孑民兄，宋某知道您与孙百熙关系匪浅，早在十年前经世大学成立的时候就曾以副校长之职相召，邀请你北上执教；现在就任教育总长也是出于孙百熙的大力举荐。此次邀请孙百熙北上就职，只怕还得孑民兄您亲自出面才好。”
蔡元培冷哼一声，不怿地答道：“既然你知道我和孙百熙关系莫逆，还想让我出面邀请他北上？难道你想陷蔡某于不仁不义之地？”
宋教仁连忙答道：“宋某岂敢！只是孙百熙此次北上对于新中国党来说未必全是坏事，只不过对我们国民党更有利而已。孑民兄作为教育总长，想来也应该知道这次会员评选涉及全国近十万人，而且要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完成，任务艰巨；现在各地士绅又为会员评选事宜闹得不可开交，请愿抗议不断。如果照这样下去，在明年参议院会议召开之前绝对难以完成议员选举。
“参议院会因为中央学会没有选出议员而延期么？显然不会！那就意味着中央学会的8个名额彻底被浪费，这对我们是个损失，对于新中国党来说也是个大损失，唯有共和党和袁项城对此是乐观其成。如今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只有孙百熙，因为他在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而且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像眼下闹得沸沸扬扬的资格解释问题，他完全可以一言而决，无人再敢提出异议。既然如此，孑民兄为何不愿请他北上呢？”
蔡元培虽然知道宋教仁用意不纯，但当前面临的困境却确实如其所言，除了孙元起很难破解，拖延下去很可能教育部和候选学生两败俱伤。——在真实历史中，就是因为互选资格的激烈争吵，在学界酿成了意想不到的风波，以至于教育部与无互选资格的学生相持不下，双方都分别诉诸法律。最后以兼任教育总长的陈振先解除兼职，也无人通过中央学会当选参议员而告终。这也最终致使中央学会胎死腹中。
宋教仁见蔡元培有些意动，又赶紧趁热打铁道：“宋某如此手段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国民党、同盟会和光复会！昔日为了革命成功，光汉子（徐锡麟）手刃安徽巡抚恩铭，最终心肝被刳而无悔；鉴湖女侠（秋瑾）举义于浙江，事泄从容就义于绍兴；熊味根（熊成基）谋刺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愿以鲜血浇灌自由之树。
“孑民兄，你忍心看着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政党就此衰落么？你愿意看到先烈碧血铸就的民国如此衰败么？现在国事蜩螗，民不聊生，我们革命党人有志奋起，将当前政局洗刷一新，使得民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以告慰诸位先烈地下之灵，使他们含笑九泉，难道这也有错么？”
蔡元培只好松口道：“那我就给孙百熙写封信，至于成与不成，那就非我所能及。”
宋教仁顿时大喜过望：“好、好、好，那就有劳孑民兄了！”
第三九八章从遣乘春更北飞（下）
虽说孙元起对蔡元培颇为仰慕，两人也交谊颇深，但他的书信还不足以让孙元起急吼吼地赶到北京去救场。促使孙元起出山的更关键因素还是来自汤寿潜的劝说。
自从张謇叛党之后，汤寿潜成为党内唯一能与孙元起比肩的元老级人物，孙元起对他也非常尊重。这次众议院初选，汤寿潜不辞劳苦奔波江、浙、赣、皖、闽、粤等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减少张謇叛党带来的巨大冲击，并组织竞选团队应对国民党和共和党的挑战，使得新中国党在华东地区牢牢占据四成以上的席位，为新中国党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一点上看，汤寿潜真可谓居功至伟！所以孙元起在初选完成后来到上海，除了想稍事休整之外，主要就是想跟汤寿潜见面晤谈以表谢意。
这段时间里，孙元起和汤寿潜或是到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店吃吃蟹黄包，或是去南市十六铺的新舞台听听京剧，又或者在莉莉丝的华熙园里品茗畅谈，倒也轻松自在。接到蔡元培的航空信件时，孙元起与莉莉丝、汤寿潜以及杨永泰等数人正在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开洋荤，他打心底里不愿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奈何蔡元培言辞恳切，当下不禁皱起眉头。
汤寿潜见状问道：“百熙，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孙元起苦笑着把信件递给了汤寿潜：“蔡鹤琴想让我担任中央学会会长，并负责学会会员互选及参议员选举事宜。现在全国各处士绅为了资格解释之事闹得不可开交，每天聚集在教育部及总长、次长寓所周围抗议请愿，出言无状，不可理喻。现在请我北上，不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么？”
汤寿潜看完后说道：“那百熙对中央学会怎么看？”
孙元起摇了摇头道：“不客气地说，中央学会就是个怪胎！或许袁项城成立中央学会的初衷是想它建成国家研究院之类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可孙某在此之前已经先后建成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组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初步具备了中央学会的功能。再成立中央学会难免会给人叠床架屋的感觉。
“可能袁项城和蔡鹤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做了一定的调整，将中央学会变成全国高等院校毕业生联合会。如果全部调整的话倒也不失为良策，可它偏偏又保留了学术机构的尾巴，变成了如今这般不伦不类的四不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照这样下去。恐怕中央学会存在不了多久；即便能够苟延残喘，也是个不尴不尬的边缘角色。”
经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经世大学、北京大学等组织推举，中华科学院在十一月份终于选出了首批10名院士，除了孙元起、赵景惠两人之外，还有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发动机专家李复几、计算机学者刘斌，以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学者马丁、特斯拉、卢瑟福、爱因斯坦、米列娃等。在这当选的十人之中。竟然有一半以上获得过诺贝尔奖，比例之高令全世界为之叹服，着实算得上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的桂冠。
汤寿潜道：“百熙你从学术角度着眼，分析鞭辟入里，令人叹服。但中央学会的存在并非仅仅是学术机构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诚然中华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在国际上影响力匪浅，在国内令无数学子高山仰止。但它终究只是学术机构，影响力局限于学术圈内。
“我国素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不仅意味着学问优渥便可以踏入仕途，也意味着学问大小是通过能否踏入仕途、入仕官职大小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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