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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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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雪夜追盗 ＇本章字数：157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8：40：20。0＇
夜里，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昊宇从大队团总支开会回来，告诉我：会上别的生产队知青对我的回来有些异议，他们关心我两点：一、以后是否还想被推荐去上大学？二、会不会干一阵子就被上级调走？
这早已经是我两年前彻底想通的问题了：一、当我被推荐读中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不会有再一次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二、自从1968年家中被抄，父母被拉走隔离审查后，我所看到的小至居委主任大到政府官员的善变，已经让我对官场不再有什么兴趣。
我对昊宇一笑，说：他们尽管可以放心，我走的路与他们不会有利益之争。
昊宇又问我：你回农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
我说：老乡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精明得多：不愿意当老师的更不会愿意去当农民。
我俩正说着话，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张春芳叫你！”
我走出宿舍，只见张春芳紧张气喘地对我说：“快去知青点食堂，刚碰上了一个小偷！”
“东西少了没有？”我问。
“东西倒没少，因为小偷想去拿豆油时，被我们发现，逃走了。”
食堂北墙的窗户开着，风钻进来，冷嗖嗖的。
我仔细查看，寻找证据。这天做食堂的王晓晗在一旁有点紧张，对我们说：她跟小偷打了个照面，相隔只有四五步远，看清对方是汪永德，而且指出他没戴帽子。
十五的月亮斜射进食堂，不用打手电筒，屋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窗台上有一块沾着雪的鞋印。
窗户外的雪地上，也有一溜新的鞋印。冰天雪地的东北，留下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据，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产的“青年牌”单皮鞋的印痕。
已经入冬了，老乡和知青穿的都是棉胶鞋或大头鞋，穿单皮鞋的只有一个人：汪永德。白天他休息没出工，来食堂吃饭时，大家就看到汪永德穿着一双单皮鞋。
大家追寻着那鞋印，直奔男知青宿舍去。
推开门，没看到汪永德，但炕上却放着他戴的皮帽。
事情已经很清楚：刚才从窗口进入食堂的是汪永德。
夜已深，我把其他人都支回去睡觉，一个人在汪永德的宿舍等着。
我想看看，他回来时是否没戴帽子？是否穿着那双单皮鞋？
但是，他连油也没偷成，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汪永德母亲的那双泪眼，挥之不去。
汪永德，三年前因与吴茂财等一起砸了西岗子一家供销社而被判刑两年。我回上海探亲时，曾去拜访过他的家。那天刚和他父亲打了个照面，就被他的小弟弟带出家门，绕了整整一圈后，去另一个知青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
原来，她母亲怕她男人听到我们提起汪永德，这个细长瘦弱的老实工人在汪永德被公安抓去时，就出过工伤事故。所以，得知我们要去家中，她就自己先来到另一个知青的家里，派小儿子在家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们，她就告诉说，汪永德最近写信回来说自己如何积极上进，向母亲讨要学习材料和报纸。前几天，她又给汪永德寄出了十天的文汇报，她每天叫小儿子上街去买文汇报，集到十天就寄去。
说到这里，她擦去满眼的泪水，看着我们说：“他还会变好的，你们要帮帮他呀，帮他好起来。”
那双母亲伤心无奈却还求助期盼的眼神，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回队后，汪永德也刑满释放了好几个月，平时倒也安分。我也没有歧视他，对他挺好的。前几天看他衣服单薄，我还借了件球衣给他。
没想到他贼心不死，又干上了！
汪永德一会儿回来了，他看见了坐在炕沿的我，也不打招呼，直奔屋角的大水缸，拿起大水勺，舀了大半杯冷水，“咕嘟咕嘟”地仰头喝下。然后，还是不搭理我，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也没着急搭话，仔细看了看他，没戴帽子，稀稀的头发，自从监狱出来，白了好多。砖块般平方的黑脸上留了浓浓的唇须。五短的身材，披着的棉袄，里面穿着我给他的那件褐色球衣，而脚上穿的正是那双“青年牌”单皮鞋。
我问他：“出屋干什么去了？连帽子也不戴？”
他看看我，不吱声。
我说：“你不说也可以，这大雪天已经把你走过的地方告诉了我。”
他急了，喉咙粗了起来：“我去过什么地方啦？我……”
我打断他的话：“今晚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好长时间了，深更半夜的，不想大嗓子跟你说话，明天早上再跟你谈。”
我走了。
116、哑炮背后 ＇本章字数：162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6 08：26：09。0＇
第二天一早，我到队部派活，看见汪永德蔫不支地也来了。
我对他说：“你带7个人去大庙石场采石。”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用防备的眼神看着我：“昨天夜里，我真的……”
我打断他：“昨天夜里的事，大家都明白。今天分给你的活儿，整明白了没有？”
他睁大眼睛，十分意外：“什么？你真让我带工干活去？”
“你行不行呀？”我问了一句，再重复一遍这个分工，告诉他带的是哪7个人，连看也不看他，就接着派其它的活去了。
他挠着头，领着人走了。
我不知道给他这样一个尊重，他能不能把握好？
派完活，我也来到大庙采石场。
爱辉要建粮库，花20000元要了我们队的8亩地，作为另外的回报，我们拿到了粮库的基建活，是队里一项创收副业，今天是第一天开工。
五个炮眼已经打好，把炸药填满，一声令下，点上导火线，人都跑出警戒线外，可等了好久，只见冒出一股烟，连屁大的声音都没响。
一大早的，就碰上哑炮，叫人心里窝囊。我说：再试一次！
汪永德带人把炮眼掏净，重新装药、点火，依然只是冒了一股烟。
炸药是保管员李胜俊炒的，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人，没人怀疑炸药配方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以为炸药受潮了，只要拿回去放在饲养员屋里的炕上温一下就行。
我把炸药摊在炕上后，让老王看着，自己骑车再去工地。谁知还没骑出场院，就听后面大叫大嚷的，饲养员屋子冒烟了。
还好人多，七手八脚地扑打一阵，没烧起来，免去了一场火灾。
老王以前也炒过炸药，悄悄告诉我：“硝氨、锯末、柴油的比例应该是91：7：2，我看了一下这炸药的成色，就知道比例放得不对，柴油和锯末放得太多，这哪能炸响呢。”说完，他“嘿嘿”了两下，带着深意地瞅了我一眼，走了。
难道是保管员存心？
我沉住气不吱声，把工地上的汪永德找来，跟他讲清炸药比例，架起大锅，炒热锯末后，倒入硝氨，搅匀，再加入柴油。
中午，我们将新炒的炸药再次填入炮眼。
那五炮，炮炮像霹雳一样，震得古城上空回响良久。真替我们出气呀！这是知青自己炒的炸药！
下班的途中，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
李胜俊在今年队委改选中有些异常，先是不想干，后来被选上也一声不吭。事后我了解到，在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后，以李胜俊为首，部分老乡开始反对知青当家。
尽管后来王雄涛应聘大庆招工，自然退出选举，但新回队的我却被选上队长，依然是知青当家。
对此，李胜俊等人心里并不满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在生产上拿一把也是可能的。但这仅仅是“可能”，第一，我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在拿把，第二，我也不愿意把别人想得太坏。
不管怎么说，知青当家确实存在不足，我们没有掌握全部的农业生产知识，还需要老乡的扶持。在部分老乡对我们还不理解时，我们不光要真干实干，成为生产的内行，还要心胸宽阔，争取让曾经拿把或旁观的人也能和我们一起为生产队出力。
想当年带着“杂牌军”来黑龙江插队，不也有人因此而不高兴吗？现在，我们知青点不是成了团结的集体了吗？
晚上开社员大会，动员大战今冬明春，搞好改土基建，在布置了生产任务后，我极其平淡地提到了今天的“哑炮”。但一字不提保管员炒炸药的事，只谈自己的工作不仔细，差点引起火灾，并以此为教训，严肃提醒各位认真工作，不要耽误生产和造成集体财产的损失。
这并不是避开矛盾，而是弓在弦上，引而不发。我想先试试矛盾有没有转化的可能，我不想把“哑炮事件”升级为政治斗争。
我不怕别人说我愚钝，连这些矛盾也看不出来。我只怕自己过于敏感，因为这世上好多事都是被精明人干砸的。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动员大会起了作用，还是我对“哑炮”一事的态度起了作用，第二天出工刨泡子泥的人比往常多了三四倍。
刚从学校毕业，才十六岁的小丫，一个瘦弱单纯的农村姑娘，本想在家“猫冬”等开春后再到队上干活，今天也顶着寒风去衙门沟刨泡子泥来了。
东北，拿大镐干活是男人的事，可是小丫却扛着大镐来了，她举起来就很费劲，放下去就再也没劲了。有人笑话她：“你刨的像鸡爪蹬出来的一样，又少又碎，这一天挣的工分连碾镐的钱都不够呀！”
小丫倔倔地回答：“刨一点是一点，总比在家猫冬的大老爷们强吧？”
117、过年新招 ＇本章字数：142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6 20：06：58。0＇
下午，公社来了个电话，告诉生产队：县里大庆招工组把王雄涛退回来了，估计是家庭政审没通过。
这对王雄涛是个打击，也给我出了个难题。
工作队提出：既然退回来了，就调他到大队机耕队去，把蔡景行换回来。
我没有表态，我得为他的今后好好想想。
王雄涛本来就想离开生产队，走得远远的，如果到大队机耕队去，他以后就失去了招工的机会。因为招工名额一般都是分到生产队，不会分到大队机耕队去的。
我想为王雄涛保留这样一份机会，既然退回来了，就留在生产队，留在队委会里。
我对工作队说：“可以征求一下他本人意见，我个人觉得他现在当民兵排长留在队委会也挺好，以后还有机会走。”
果然，王雄涛表态哪儿也不去，就留在队里。
还有两天就是大年夜了。
知青点晚上包饺子，一直包到清晨四点才结束。
叫人捉摸不透的是：今年老乡来帮知青点包饺子的人太少了，只有六个人。
而且，按惯例，春节前贫协早早就会安排大年初一知青到老乡家吃饭的事，今年也迟迟不见动静。
小年夜的晚上，知青点召开班子开会，我提出一个话题：
明天大年夜怎么过？请哪些老乡来？
往年大年夜知青点宴会，总要请老乡中的几个队委和贫协委员。
有知青提出：“今年看来贫协不会安排初一知青到老乡家吃饭的事，我们也不要费心了，就请六个来帮包饺子的老乡吧。”
这引起了大家的不同意见。
我说：“即使贫协不安排，大年初一老乡也会自发地把要好的知青请到家里去。这样吧，这个生产队既然是知青当家，就要拿出当家的样子。
春节宴会分两步安排：一、大年夜搞个小宴会，可以只请六个来知青点包饺子的老乡，不再请老乡中的队委和贫协，讲的是礼尚往来。二、年初二搞个大宴会，把凡是在年初一请知青去家里吃饭的老乡都请来，讲的也是礼尚往来。”
知青班子同意我的建议。
散会后，消息传开，其他知青听了也很高兴，云龙说：“以前去社员家过年挺不好意思的。现在谁家请我们，我们也请人家，这才像话！”
没想到，大年夜小宴会刚刚散了十分钟，听说贫协那头就开了会，安排初一请知青吃饭的事，并连夜紧急通知社员谁家请谁。
有知道内情的告诉我：贫协原来早就想开会讨论的，因李胜俊总是推说家里有事，开会的人凑不起来而耽误了。今天见知青这头大年夜只请了6个包饺子的社员，感到不太对劲，于是赶紧落实。
年初一一早，我得知被分到杜义田家去过年。
杜义田，以前在一打三反中被工作组撸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之后与贫协一帮老农长期不和。贫协把我分到他家去过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清楚。
是让我去做团结工作？是提醒我不要与他一样的结果？
不管了，我一大早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杜义田的家门口：“红旗飘飘干劲高，征途万里奋今朝，春来早”。
吃饭还早，我就先去给队里的老农拜年。
东北人过年很讲究，一进屋要一鞠躬，说声“新年好！”
一家家走过来，家家都喜气洋洋，格外客气。
在保管员李胜俊家，他给我倒了一杯糖水。
我说：“一早拜年，听大家说昨夜大年三十挺稳当，一点风也没有，连狗也不叫，这是个好年头的预兆，是不是？”
李胜俊说：“是呀，今天初一，早晨也是风和日静，直到日上竿头，才起了点风，好年头呀！”
我问：“这说法有准吗？”
李胜俊答：“准！多少年的经验了。”
我说：“前些天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和我们现在说的意思可不一样。古人说的‘人定’是指社会安定，强调‘人定’要胜过‘天时’，不是现在所说的人一定能战胜老天。”
李胜俊疑惑地看着我，呵呵地笑了两声。
我说：“所以说，年头好也罢，年头不好也罢，大家心齐了就好。”
他终于听懂了我的意思，慢慢地吐出一个字：“难。”
118、醉闹秧歌 ＇本章字数：175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7 13：41：44。0＇
年初二的晚上，是我们下乡后由知青点办的最大一次宴会。
所有请知青到家里过初一的老乡都被我们请来参加晚宴。隔壁三队的知青点没人张罗过年，干脆也一起被我们请来凑热闹，反正请三十个是请，请五十个也是请。
人太多，宴会放在了大队部会议室，这儿离知青点食堂很近。
所有知青一起忙乎起来，刘金鹏在会议室的黑板报上画了一幅红梅映雪图，再写上四个大字：“欢度春节”；蔡景行有点小想法，在黑板的两旁写上了对联：“每逢佳节倍思亲，乡亲知青心相映”。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了起来，有人唱起了歌。
我不会唱歌，在大家啦啦声中，念了一首打油诗：“北上路八千，插队已五年，难得乡亲多呵护，从此同舟向前。”
知青拉老乡来对诗，杜义田算是个文化人，初一那天我在他家喝酒，喝得挺高兴。他笑嘻嘻爽快地站起来：“桌上酒菜分外香，知青寄情意味长，团结奋战七五年，要叫粮食上大纲。”
老乡又大叫：“全体知青来一个！”那意思是叫我们唱歌。
“我来指挥！”王雄涛激动地站到了凳子上，扬起手臂，知青合唱的歌声荡漾着，传染了每一个人。
宴会进入高潮，酒拼得更厉害了。
为了今天的菜，已经忙了一个通宵再加一个白天的云龙，把最后的菜端上来后，也醉了。
原来这小子竟然边掌勺边喝着酒，他穿着大围裙，此时只会咧着嘴笑：“这个宴会热闹，有味道，让人乐不思蜀，不想家了。”
不知他是在夸宴会把老乡都请来了，还是在夸他自己的烹调手艺。
再好的宴席也有散的时候，在门口，老乡拉着知青的手，还在叙情。
雪地里，扭秧歌的队伍已经从四乡八邻赶来。
王雄涛听见秧歌队吹响的锁呐声，看到雪地里走来打着灯笼的长龙，来劲了，从秧歌队里拽过一只灯笼，硬拉住我一起扭。
他有点醉了。
大庆招工没去成，他想醉，而他真的就醉了。
他没有踩着秧歌的锁呐节奏，自顾自地扭着，还死命地抓住我：“快扭呀，你看，农村太有味道了，真开心呀！”
他摔倒了，滚了一身雪，爬起来继续扭。
刘金鹏要拉他回去，他推开，对我说：“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扭起来呀！”
我理解他因为一连串的不顺需要发泄。我对他说：“你不要倒下去！”他说：“我靠着你，我没有倒下去！”
我随着他也一起扭了起来。
东北过年历来就有扭秧歌的传统，但我从来没加入过。在黑河师范时，记得学校有一次组织同学去街里扭秧歌，一早大家就忙开了：折树枝、剪纸、扎灯……我先扎了一个圆灯笼，不行，太一般，扔了；又用五根树枝扎了一个长着红缨穗、半腰上挂着四只大耳朵、很长很长的灯笼，这才觉得有点意思。
晚上，在人们一阵哗笑中，我拿着它走进秧歌队。我不会扭，只是跟在秧歌队的后面走，但这只怪模怪样的灯笼却吸引了很多人。
怀抱小孩的妇女拍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叫着：“快看，快看呀！”
六七岁的小孩跟着我，叫道：“嗨！大苞米！大苞米！”
有人高兴地叫着：“唷！格只灯笼瞎嗲！”一口沪语，一听就知道是上海知青。
今天，在王雄涛的拽拉下，我扭着笨拙的步子，随秧歌队的长龙，进了边防站的大院。秧歌队在这里头尾相衔，转成了一个大圈。
跟在后面的我们，看见了秧歌队的头：一个女的披着花花绿绿的床单，两个男的画了假胡子，戴着瓜皮帽和马褂长袍。
刘金鹏对王雄涛说：“你看，这算什么东西？不扭了，回去！”
王雄涛醉得什么也看不清，强睁眼看了看，把手中的灯笼对着穿马褂长袍的扔了过去：“呸！”他唾了一口。
我趁势说：“去他的，回家！”推开人群，和刘金鹏一起，把王雄涛搀扶着走了。
回到知青点，王雄涛吐了。
蔡景行早就醉了，宴会一散就回屋躺在了炕上，见我们回来，嘴里喃喃地叫着：“啊！知青，前进的动力，祖国的未来！”
年初三，开了一天队委会。
刚散会，大队郭书记就来找我，谈初二晚上我们大闹秧歌队的事。
他开口就说：“真是胡闹，喝醉了酒，跑到大街上耍酒疯去了！”
“秧歌队里有男扮女装，我们看不惯……”我想找个理由。
他打断我的话：“什么看不惯？越说越复杂，不就是老乡披了被单扭秧歌嘛？说你们喝醉酒的事就行了！”
我不再吱声。
“是不是你带头的？”他追问。
“是。”我不想牵扯到其他人。
“那晚喝了多少酒？”他还问。
“不知道，准备了30瓶白酒，反正全喝完了。”我回答。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喝多了又是什么？”郭书记很认真地生气了。
我知道，他在明示我，喝醉酒，这是最好的解释。东北这地方，喝趴下了闹酒疯，没人会计较你。
“是喝醉了。”我承认。
郭书记就醉的错误讲了半天大道理后，让我走了。
119、四号病 ＇本章字数：143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8 17：05：32。0＇
宋集屯水库一年一度的维护工程又开始了。今年给我们队的任务是采石修渠。
队委会决定，以知青为主力，由我带队去18公里外的水库采石修建水库，由吴队长在队里组织车马往地里送粪备耕。
正好，我上任后，对仓库物资和往来账目的摸底清理也全部结束，当晚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我把生产队的地块面积、仓库里的种粮储备粮、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场院里的大型机械、马圈猪圈里的马牛猪……通统向社员作了一次交底。
我希望大家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集体，有收益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出力。并对春耕之前的水库和送粪两大活进行了人员安排和动员。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年轻人去宋集屯水库，住在一户当地的老乡家里。
晚饭后，赶了一天路的我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休息。
房东端来热乎乎的一大盘饺子，把我们给整懵了：怎么这样客气？让我们显得十分不好意思，推让好久，房东说：“今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我们这儿规矩，吃了这顿饺子，年就过去啦！”我们这才不再推让。
吃着饺子，想着上海的亲人、知青点的战友，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早上起来，我们来到采石场。
这是一片蒿草丛生、树密雪厚的山坡，已经有其它队的民工先期来到这里，各自占了一片，在那里丁丁当当地打炮眼，轰隆轰隆地炸石头。只见巨大的山坡上锤起锤落，硝烟弥漫，碎石乱飞，车来人往，穿梭不停。
采下的石头是按立方米来计算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撤退。
第三天，队里派人来告诉我：边境一条线上的马匹得了四号传染病，死了好多马，我们队里也死了一匹。有人猜测是对岸老毛子的马过境后把疫情传过来的。
再以后，坏消息不断传来，第二匹、第三匹……一共28匹耕马，这样死下去怎么行？
马匹运输成了备耕的决定性矛盾，我心急火燎地返回生产队。
老吴一见到我，摇头叹气，说自己伤心得已经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晚上，开队委会，重新调整车马，力争解决向地里送粪的运输问题。
谁知第二天一早，队里又死了一匹马。
公社兽医站提出：沿江大队全部马匹都必须停止干活，封闭马厩，防止传染。
往地里送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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