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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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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首尔是何其黯淡，因为明亮的霓虹灯是不准用来为消费品做广告的。宵禁既确保了安全，同时也阻止了年轻的工人将经历浪费在跟经济生产无关的也生活上。因此，管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而丧失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约束低效企业并拓展商品市场的一个途径，就是鼓励国内的大公司进军国际市场。通过出口，企业不仅被迫生产出成本更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来赢取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且国际市场还有可能使这些企业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此外，由于出口企业不再受制于国内市场的狭小，便可以加大力度生产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最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发展中国家中，新成立的企业常常集中在技术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如服装业和纺织业。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一旦国内企业在政府庇护下站稳脚跟，政府便开始鼓励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到1961年，台湾的纺织品出口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对台湾纺织品实行了配额制。这一现象无疑表明台湾的纺织业已然成熟。
一旦企业了解了纺织品制造的基础，便开始沿着技术的阶梯爬得更高，生产更加复杂的商品，比如，阿到1970年，韩国主要出口纺织品，但今天主要出口汽车、硅片和手机等。而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依然在竞相出口纺织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提出对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比如，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外汇稀缺，国家便会限制进口。然而，政府会给一些出口业绩显著的企业发放进口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一转手便能获利，因此，企业便有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强大动力。如果遭遇了外国的进口配额，或者原料稀缺，政府也会将这些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成功的出口企业。因此，效率高的企业就这样或直接或间接地收到了鼓励。
外向型增长战略不意味着政府要减少对内向型产业的支持。的确，如果出口企业想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确会在初期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有些国家依靠认为压低本国货币汇率，或通过压制、笼络工会来压低工资水平，以此向企业提供变相的一般性补贴。这种策略更受专制政府的青睐。还有的政府会向企业提供特定的补贴，压低关键原料或能源的价格，或直接对出口商品或进口生产外贸商品所需的设备提供补贴。
政府加强干预、做大国内企业的战略必然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推动这些企业经受出口市场的检验。管制资本主义在使国家脱贫的即期目标上确有奇效，但落实起来绝非易事。
错过转型
管制资本主义初期需要给予企业特殊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在民粹主义的民主国家中不容易持续下去。然后，政府尽管在企业成立初期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最后还是要将其推向出口市场的。对于台湾这样小经济体，内部市场狭小，使得出口成了燃眉之急。而对于巴西这样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家来说，内销转向出口的进程却一拖再拖。
在转型问题上的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印度。在首任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治理之下，印度着力加强企业的组织能力。尽管尼赫鲁将钢铁和重型机械等产业收归国营，却从未大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实行了一套臭名昭著的“执照管理统治”，表面上是为了谨慎使用国家储蓄，而实际上的意思却是引导投资撤出官员们认为不能为未来增长奠定基础的产业（甚至包括汽车这样的耐用品产业），而是将投资引向重型机械这样的能够为经济增长助力的产业。可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那些现有的企业，尤其是早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收到了政府保护，无须参与竞争。政府还设法阻止外国竞争，一次来为印度的薄弱产业提供一个成长环境，知道他们羽翼丰满并有竞争力为止。
然而，印度政府向这些企业提供的保护，却使企业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 James Barrie 所著的剧名，及该剧主角，一个不肯长大的小孩） ，即永远壮大不了的公司。汽车工业即为明证。将近四十年中，印度只生产了五种款式的大使牌轿车，而且不同款式之间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头灯和风栅得形状上。印度取得独立之后，其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现在却陷入了人均实际增长率仅有百分之一的泥潭中，这一增长率被奚落地称作“印度增长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就应该像韩国和台湾那样，转向出口市场，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但由于印度国内市场受到保护，而且市场很大，至少与一般的发展较晚的国家相比，企业全然不顾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而甘于仅仅开发国内市场。这不是说政府试图变革极其艰难，尤其是考虑到受到保护的企业为执政党角逐选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一事实。这一阶段的民主国家却显示了很多的缺点：韩国朴正熙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却不必为这样的细节所忧虑。结果，在韩国等国家爱的经济腾飞了很久之后，印度依然封闭、贫穷、没有竞争力，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似。
出口国富裕之后的情况：德国和日本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功地实施外向型增长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会随着国家的富余而逐渐显露其局限性。为了理解这些局限性， 我们需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二战之后，两个国家都不算真正地贫穷，它们拥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国民、明确的组织发展蓝图，而且一些制度基础也得以幸存，但两国的经济都在战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股金总额大幅减少，大型企业或联合企业或者崩溃或者被占领当局压制着，而且家庭破败，无力消费。显然，出口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由于很多人依然在农业领域，而且劳工组织都很温顺，战后的工资最初并没有与生产力增速的迅速提高保持同步（生产力增速用于衡量生产性投入的使用效率，因此，也可用来衡量利润率）。结果，公司能够暂时获得巨大的利润。
在德、日两国，成熟的银行体系承担了国家的部分职能。企业与全能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相互持股而得到了巩固，催生了国内卡特尔，弱化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就使企业能够将精力集中于角逐国际市场上。与德国相似，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经典版的管制资本主义。日本的企业集团以银行为中心，受到财政省和国际贸易工业部的监管。
然而，一旦农业部门的劳动者被完全吸引到了工业部门，出口企业中的工资水平难免会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 截止到1975年，德国每小时的工资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的水平，而日本则在20世纪90年代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出口企业不再因为低工资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相对优势。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德国和日本的初期的发展阶段结束，赶上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资本水平，则其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商品的进口大幅下降。由于家庭消费在战后受到抑制而内需不足，而且历届政府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调控而增加生产，因此，这些国家难免出现大量外贸盈余。起初，这些盈余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支付外国借款，但最终会加剧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
为了保持竞争力，德国和日本不得不进入到价值链的上游和需要创新的领域，制造出更多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不得不稳步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在贸易部门，两国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国内不可贸易的部门，问题还是出现了，比如建筑业、零售业和宾馆业这些外国竞争不存在或者被刻意消除的领域。虽然政府为了支持出口企业而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制约。毕竟，无论政府提供了多少帮助，如果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过高，那么必然失去国际市场的份额，而国内不可贸易领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部门生产增长率之所以低下，就是因为迫使低效企业收缩或彻底倒闭的市场力量受到了抑制。
在这方面，日本的表现要逊于德国。德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在国内竞争方面受制于欧盟的规则。因为德国在欧盟内部权力很大，因此一旦自己打破规则很容易使这些规则彻底失效。而日本在亚洲则找不到任何相同的外部规则。结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内向型生产部门提高效率具有极大的危害。
很多到过日本的人都惊奇地发现，日本宾馆的电梯尽管灯光明亮，指示清晰，任何人都能看到，能听清，竟然会有专职的女士负责为宾客升降电梯。也许这些女士在电梯是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有这一个职责，因为那是正确使用电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挑战，而且老年人必须费尽口舌才能诱使他们进入电梯。这些年来，这一工作一直都存在，也没有经过改革而保留其迎宾的必要职责，使得这些女士可以做其他有用的工作。这说明日本的服务业还没有竞争力。
确实，当壮大的理发连锁企业开始在全国迅速开设美发沙龙，提供快捷廉价的理发服务，并削减现有的理发店数量时，就引起全国理发店协会的注意了。这个协会要求加强对其管理，并提出抗议说如果没有在理发之前先用香波清洗的话，会很不卫生，并最后通过一个法令，要求所有的理发店都必须采用昂贵的洗发设备。这里既就削弱了新发展起来的企业，并打击了这些企业的低价战略。
由于外贸生产部门的工资上涨推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高工资（相对于生产率而言）以及理发、餐馆饭菜、宾馆房价等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上涨，削弱了国内民众对它们的需求。因此，创造了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有点发展畸形，颇似只有一半肢体的人：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想并存，即使国内需求萎靡却依然注重外国需求。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日本和德国对外向型增长的依赖在其发展的早期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相对较小。但随着他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便会给其他国家创造超额需求带来巨大的负担。
对遵循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国家的未来而言，尤其有警示意义的是日本并虽然曾经努力实行变革，却没有成功。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同意允许提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日本的出口面临压力，日本银行大幅削减利率。根据日本银行一位高官说，“我们打算首先提振股市和楼市。如果有这两个不断繁荣的市场作支撑，出口导向型产业会重新洗牌，能够转型适应高内市场。这一步骤之后将会推高每一个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这种财富效应之后便会刺激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之后工厂投资和设备投资也将增长。最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是大规模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一时间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东京帝国广场那块儿土地比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要值钱。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公司投资的确增加了，但并不是投向了内需型生产上，很多资金都投到了那些劳动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其投资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增加出口。日本的建筑量和个人消费确实增加了起来，但这都是暂时的高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日本央行在一片惊恐中开始加息之际，股市和楼市的崩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大崩溃，其影响至今犹在。
因此，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富裕之后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均衡化，反而发现依靠自身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极大，因为增加最终消费的正常渠道在着力扩大出口的过程中已经趋于萎缩。由于银行习惯了政府庇护下的市场，并习惯了根据上级命令来决定放贷对象，因此，当他们有了自主决策权的时候却迷茫彷徨，不知如何放贷了。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政府更容易通过国内企业加强消费引导。不过，虽然企业的影响力大，却未必有效。在日本，政府支出越多，新建的路桥越多，但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修建的。只是建筑领域的游说能力多余强大，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政府刺激资金。尽管日本国内到处都铺遍了为刺激经济而导致的混凝土，但其经济病态依旧。
结果，不仅日本这样的国家不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下挫泥潭，反而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拉它们一把。这是很深刻的断层线。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克服它在1990年到1991年之间所遭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很小，（历史上去很大），也就无力帮助日本走出衰退。知道21世纪早期，日本为了摆脱经济泥潭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之后，美国为了应付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采取的措施才增加了日本的出口量，再次帮助其走出了困境。
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进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个过程定然不会是自然顺利而没有曲折的。暂且不说出口部门的作用及其继续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转移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就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政府用来扭转过去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工具也是很有限的。比如，国内部门的工资较之于这些部门的生产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允许工资差别化，虽然对于促进服务业繁荣来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将会使当前在服务业就业的人群的收入大幅下滑。他们反对这种变革的动力很强。此外，外国资金进入服务部门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多年的政府保护和过度调控却很难客服，而且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日本的理发店，就爱个年会反对竞争和外资进入的。
相似地，消费者越来越懂得谨慎消费了，而且零售金融业也不是很发达。日本家庭不同于美国家庭，他们不愿意借钱来花。老年人很难忘却战后的贫穷与不安全感，也很难忘记之后储蓄被认为是爱国行为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恰恰是老年人最有消费能力，使他们决定了消费格局。曾有一段时间，日本的年轻消费者被寄予了厚望。但数年萧条的经济形势之后，他们似乎也无奈地退却了，或许巨大的公债和资金短缺的养老金计划会给他们造成另外的重担。日本的经济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意愿。而由于现状令人十分舒服，而且相对衰落的速度较慢，因此，改革的政治意愿十分缺乏。
中国将会加深还是弥合断层线？
随着后起之秀不断强大，世界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平衡吗？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给未来敲响了警钟。许多后起之秀即将加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来。他们是否会继续过分依靠出口？一旦他们富裕了，他们是否会进行经济改革让经济重新回到平衡增长的轨道上来？中国的表现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阻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它也走了外向型增长的道路。
与其他走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远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数据是不能完全相信的，经济学家经常认为中国非常规的畸形发展是数据问题。但是假设这些数据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消费如此之低呢？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家庭不能再依靠亚洲传统的养老保障，即孩子。根据政府的政策，大部分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六个大人（四个祖父母和两个父母）将来都要这一个孩子来赡养。难怪大人们，尤其是祖父母，都想快点攒钱。更糟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曾在国企工作的人，都失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医疗等服务，价格上涨非常快。中国正在改善养老和社会保障系统，但是国家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说服公民相信政府的承诺。
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战略还面临另一个更传统的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总收入的一部分，家庭收入很低。工资低是因为大批的劳动者仍然想从农业转向工业。家庭收入受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会以低利率的形式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就意味着家庭存款从银行得到的利息也低。另外，许多福利，比如教育和医疗，都不再由国家免费提供，这就进一步减少了可支配开支。
最后，家庭消费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比实际上要穷。国有企业并不把红利分给国家，因为每个家庭并不是直接拥有他们的股份，他们没有看到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变成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会被重新分配为公民服务。但是现在，家庭认为他们并没有从中受益，所以他们的消费比他们应该消费的要低，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想的富有一点的话。
国内消费水平低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国外的市场需求。此外，即使中国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在危机中促进家庭消费，但这种消费在全部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因此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大。因此，每当中国当局需要在全球经济下挫之际保持经济涨幅时，便会刺激投资，而且他们确实需要保持经济增长来符合民众的期待。他们把大量的贷款从国有银行体系下拨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使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规模，而不考虑长远的盈利能力。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落实了“栽好梧桐树 引来凤凰栖”的策略来发展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建造巨大的机场、豪华的现代化大楼（尤其是官员们自己用的大楼）以及大型购物中心。这种经济刺激方式是不是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尚不明朗。过去，中国的领导层在必要的时候已经做了调整。他们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吗？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是深化断层线还是弥合断层线。
摘要与结论
发展较晚的国家最初并不注重创新，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因为富裕国家已经客开发了必要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可以被特许使用或者可以借来使用。他们在处理基础教育缺失、劳动力技术水平低以及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传统发展问题的同时，竭力弥补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现有组织的缺点。它们认为，加强组织的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而比较慎重的干预。新成立的企业必须得到优惠待遇。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新成立的企业要求长期保护，并会遏制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印度20实际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已经暴漏了出来。
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增加国内竞争，削减准入门槛，取消多重补贴。但政府认为这将浪费资源，
可能会危害到当前刚刚实现盈利的企业。此外，国内市场狭小，再加上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会抑制家庭消费，使国内市场受到进一步压制。解决之道在于发挥世界市场的约束力以及吸引力。政府运用向外资开放经济带来的威胁迫使企业实现自立，强迫运行良好的公司展开竞争，扩大出口。政府强行进行这种转变面临着强大的压力。企业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保护它们，这样就能过上平静而盈利的生活。但有些政府，尤其是设法避免私营企业的影响的专制政府，会推动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今天让我们庆祝的就是这样的增长。
不幸的是，他们的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那些年中形成的政府政策，国内及的利
益团体以及家庭习惯的共同作用，也导致了这种依赖性。世纪因此失衡了，而市场却不易扭转：
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多数时间都在就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发出警告，而不是金融问题。
这两者相互关联，因为全球出口国有着大量的外贸盈余，他们迫切需要寻找那些政策不足而倾向
消费、却又能够凭借自身的信用借款的国家。，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国家，因过度支出而陷于困境。这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是我
接下来要讲的。
第三章 不稳定的外国融资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正在努力为其过剩的商品寻找销售市场。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人均消费水平及投资水平偏低，但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融资，则其消费水平很可能会大幅提高。事实上，韩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十分注重出口型生产，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行了较高的投资，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资本商品及机械设备。这种做法虽然令他们背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但有助于消化剩余商品。
结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来弥补支出（指消费和投资）与自身总产出之间的差额，并为其贷款还本付息。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然而，到了20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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