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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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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人心惶惶。可见人们对自己在本单位的地位和权力,看得如此之重,竟至于丧失理智,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任之良就此问题再次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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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军、任之良他们再次赶到地震灾区,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安置。受灾严重的村,家家户户搭建了帐篷和暖窝(在地上挖个坑,用木料和麦草盖住上边,人住在里面,比帐篷里还暖和,故被当地人叫做暖窝),加上送来了烧煤和粮食,度过这个冬天,看来问题不大。他们在乡上了解了一些面上的情况,就走村串户,核实一些情况,为安排下一步的救灾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们来到马莲沟村,进村不久,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姑娘,与一伙解放军战士面对面地跪着,都在向对方请求着什么。任之良愣了一下,急忙走过去,就要扶起那老人。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一双泪眼看着他,哽哽咽咽地对他说:“这不是任家的良子嘛,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们吧,收下我这老婆子这点心意吧!”她说着把一篮子鸡蛋交到任之良手上。
任之良接过篮子,放到地上,就往起拉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起来,任之良说:“老婶子,有话起来说,这样可不好。让他们的首长知道了,可是要挨批评的呀。”
老人听了这话,就擦眼抹泪地站起来。战士们见老人站起来,也就一个个站了起来,他们把老人扶到帐篷门前,坐在一根木头上,反复说着一句话:“老人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不能收,这是纪律。”任之良对老人说:“老婶子,这样多为难他们呀,你看,让战士们跪在这样冰冷的地上,你也不怕他们跪出毛病来呀。”
老人拉着任之良的手说:“任家良子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条老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眼下他们要走,我老婆子也没个啥,就煮了这几个鸡蛋,又不值钱的,表表我老婆子的心。他们硬是不肯要,这叫我咋过意得去啊!”
原来,这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和一个小孙女相依为命。地震那天,她家的两间土坯房被震塌了,她和小孙女被埋在废墟中。连夜赶来的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挖出老人和小孙女,送到附近的医院,由战士们轮流去医院侍候她老人家和小孙女。所幸她祖孙俩都只受了点外伤,不几日就出院了。老人回到村里,战士们为她搭建了帐篷,送来了大米、面粉、罐头、衣被、药品和几百块钱,又帮老人挑水、劈柴、生火、做饭、洗衣裳,使老人度过了地震之后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在战士们完成任务就要撤离的前一天,老人从东家西家凑呀凑的,凑了几十个鸡蛋,带着小孙女到战士们的驻地送行。不料,战士们死活不肯收下她的鸡蛋,情急之下,老人一把拉着小孙女,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战士们的面前。任战士们怎么劝,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说不收她的鸡蛋,她就这样跪着把战士们送出村子。战士们无奈,面对老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就这样,被任之良他们给碰上了。任之良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老人说,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西的,劝她还是不要为难战士们了。老人仍然不肯罢休。任之良说:“战士们就要走了,鸡蛋你先放着,我走的时候替你带到市里,再通过组织交给战士们,你看这样可以吗?”
老人想一想,同意了。战士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给老人敬了个礼,排好队,向村头走去。老人流着泪,望着战士们,直到他们渐渐远去的影子在她的视野里消失。
战士们走了,任之良把老人送到帐篷里,问了问老人有没有过冬的煤,粮食够不够吃,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老人一一做了回答。任之良在老人的帐篷内外看了看,对老人说了些安慰的话,向另一家走去。看了几户人家,情况都差不多。任之良很想去看看母亲,便向徐树军请了一会儿假,徐树军说:“还是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她老人家吧。灾情发生后,你一直忙着救灾的事,也很少来照管她,孤儿寡母的,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
他们一行到了任之良母亲的帐篷里,母亲明显地消瘦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她见了儿子,满脸堆起笑容,慌忙让着客人坐。任之良对来人一一做了介绍,母亲笑呵呵地问着好,又忙着倒茶、拿馍馍。他们坐定后,徐树军便向她问长问短,和她寒暄上了。母亲说,村上挺照顾她的,第一批帐篷刚到,就给她搭了一顶,村上、社里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往她家里跑,现在吃穿都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用愁。
她见徐树军他们挺随和的,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了。当她讲到一个从外地人来灾区帮忙的事,引起了徐树军他们的注意,都静下来,听她讲这个外乡人的故事。



“你们进门的时候也看到了,”母亲说,“帐篷外面放的那些个木头,就是这人一根一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手都出血了,看着都让人心疼。”她又指着帐篷里的家具,“你们看,这些个东西,也是他挖出来的,挖出来都破得收拾不到一起了,是他一片一片地搬过来,给修好的。”她叹口气,“这人呀,不仅心眼儿好,还是位细心人呢。”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徐树军也感叹道。
“可不是吗。”母亲又说开了,“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些外地人,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做这做那,还有一些手艺人,给我们修个桌子板凳,补个锅锅碗碗,垒个墙码个砖的,还来过一些乡村大夫,自己带着药呀什么的,白白给我们看病吃药。这些个人,这么帮我们干活,到谁家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不吃我们的,说我们正缺粮食呢。你们说,这都是些多好的人呀!”“我们也听说一些,”徐树军问,“你有没有问过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留下姓名的?”
“这倒没有,”母亲有点遗憾地说,“会听口音的人说,这些人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有的还老远老远哩。也没有听谁说留下名字的,人家都不肯说。像我前面说的,帮着我干了活的那个,我咋问,他都不说,他只说他是一个‘好心人’,还说,如果有一天,他有难了,别人也会去帮他的。”
任之良听到这儿,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他想,人类的这种行为,被我们套上了崇高的光环,称作一种高尚的行为。是的,从道德层面讲,这确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高尚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人都会说,是教育的结果,是后天学习形成的。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会把这样的观念打个粉碎。母亲说到的那些好心人,是周边地区的农民,他们也许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人教导他们怎样去为别人服务,他们的这种高尚行为的动机来自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刻在骨头里的东西,相反,有的一生都在接受“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损害人民的利益。这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母亲还在和徐树军说着话,任之良望着她,心里一阵难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惦记着母亲,他知道,母亲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会有人照顾,事实上也是这样,震灾发生后,母亲的生活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他同样知道,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母亲是多么需要他呀。
母亲是乐观的,是完全理解支持他的。他也看得出来,经过这段时间,她显得更加老迈,更加憔悴,几乎头发全白了。在和徐树军说话时,她很少说她自己,徐树军问到她的生活,她也一个劲儿地说,好着呢,有吃的粮食,有住的帐篷,过得好好的,叫良子就不要惦记着自己了。她倒是说了许多村社干部的事,说他们如何不顾自家的安危和余震的威胁,挨家挨户排查险情,转移安置群众,安抚人心。说到本村村委会主任江永鹏,母亲一脸的兴奋,她说:“那才叫我们的主心骨,出事以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真是一个铁打的汉子。”
母亲讲的每一件事,都深深地打动了徐树军,也打动了任之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对徐树军说,可不可以把灾区发生的这类好事搜集到一块儿,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广为宣传。徐树军马上表示同意。天黑了下来,徐树军赶往县上,任之良留下来,搜集灾区出现的好人好事。当晚,他就住在母亲的帐篷里,和母亲说了半晚上的话,才安然入睡了。母亲看着熟睡的儿子,眼眶里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儿。
任之良呆在马莲沟,他了解到,各级政府下拨的救灾款基本全数到位,各地政府和民间的捐款、捐物也陆续运到灾区,救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眼前,一排排棉帐篷整齐地坐落在村头,一个个暖窝冒着缕缕炊烟,曾经的一堆堆废墟,如今已成平地,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重建家园了。
他在村里寻找那些曾经受过外乡人帮助的乡亲了解情况时,碰上了林思凡,她是驻在灾区进行采访的电视台记者。任之良多少了解一点,这是一位性格十分开朗的姑娘,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他俩寒暄一阵,林思凡说她拍了不少镜头,包括任之良要搜集的那些事迹,她都拍到了,这倒让任之良喜出望外。她说,除在新闻节目中用过一小部分外,大量的镜头没有用过。他俩交换了一下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任之良说:“这很有意思,你不想把你的这些镜头都用起来吗?”“怎么用?”林思凡诡秘地一笑,说,“想必任大主任有主意了,不妨说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哦,不敢当,”任之良想,这姑娘果然心直口快,他和她在此之前没有打过交道,见面不久,就什么玩笑都开起来了。于是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班门弄斧之嫌了。”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是想说,咱们搞一个专题片,讴歌那些平凡而善良的人们。是这意思吗?”林思凡问道。“对,就这意思,咱俩想一块儿了。”
“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嘛。”
“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林大记者心中有数了吧?”“我不说了吗,讴歌那些平凡而善良的人们。”
“是不是有点俗了?”
“不妨说说你的高见。”“可不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揭示人性中不为人们所觉察的东西?”
“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新闻记者的视角观察问题,我跟你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我注重的是它的社会功能,你注重的是它的思想功能。不知我说得对还是不对呀?”
任之良笑笑,说:“我是外行,也就随便这么一说,到底怎么搞,还得靠你。”“得了吧你,还外行呢,我看你够内行的了。好了,我把我拍的带子给你,你抽空看看,这个专题片的脚本就由你来写,其他事由我来做,行不?”
“还有什么行不行的呀,你都下命令了,我就只有执行的份了。”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俩这是合作,谁给谁下命令呀?”“好好,咱俩合作。”
“我逗你玩呢,你那么认真干吗?”




“暂时没有什么可拍的,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来补拍的。我们可以回去了。”
他俩的建议,市里很快就同意了。至于主题,上面定了调子,在讴歌人民群众互助友爱精神的同时,要突出党的领导,突出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的核心作用。任之良理解这点。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林思凡提供的录像带,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就赶出了脚本,之后由新闻主管牵头,组织有关人员对脚本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脚本的基本方面给予了肯定,修改的方面主要是:领导出场的镜头有点少,市里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都得出镜,此其一;其二,群众个人之间互帮互助的精神、基层干部的作用和外乡群众无私援助的精神表现得比较足,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党和政府在救灾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其三,题目《人间真情》过于感情化,似乎不大妥当,也一应考虑修改。
会议结束后,会议室里只剩下任之良和林思凡,他俩互相对视了一下,任之良问:“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林思凡说,停了一下,她又跟上一句,“有也白有。”
任之良笑笑,说:“不妨说说?”
“这很重要吗?”任之良点点头。林思凡看着他认真的样子,说:“立意深刻,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活泼,表现力度大。”她顿一顿,说,“我想,你应该去写剧本,或者做一名新闻工作者什么的,可能比当这个办公室主任更合适。”
任之良望着她,说:“你这是夸我呢,还是羞我呢,我听着脸都有点烧了。”
“随便你怎么想。”任之良凝视着林思凡,她给他最突出的感觉是,其外为秀美,其内为得理不饶人。她穿着十分朴素得体,浑身透着秀丽的气质。有人把天生丽质的女人比作精美的艺术品,那么眼前的这位林思凡,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是经过文化着色的上乘之作,和她在一起,能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
实际上,林思凡也在阅读任之良,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相貌平平,放在人群当中,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与他刚一接触,就给她一种独特的感受。她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可以说阅人无数,她自认为,她的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
他俩看着对方,沉默了一阵子,林思凡说:“说句题外话,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脚本搞出来,肯定会十分感人的。你是一位很有情调的男人。”任之良有点意外,他笑笑说:“你该不是说我是位情种吧?”
“你觉得你配不配当个情种呀?”
任之良觉得不能就这个话题再深入下去,于是他转了个话题,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林思凡说:“看来我们很投机,哪天有空,我请你喝酒。”任之良点点头,林思凡站起来要走。她出了门,回头把门打开一道缝,隔着门缝,扮个鬼脸,戏谑道:“再见,良子。”
任之良忍不住笑笑,挥一挥手回敬她:“滚吧,疯丫头!”
。c。。c。7专题片不久就做好了。这天,局里和电视台邀请市长郝民宣、副书记甄恪、市委常委刘金全和地震局等部门领导审察片子。大家陆续来到电视台演播室。骆垣跑前跑后,安排座位,招呼领导同志就座,指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拿饮料,摆水果,偶尔碰上任之良从人群中走过,拉住任之良的手向客人介绍一番,无非是说,这是本脚本的作者,我局的才子云云,好像脚本是他写的,是那样的自豪。
林思凡倒好录像带,认真地检查了一遍设备,问任之良:“可以放了吗?”
任之良说:“你问骆局长,今天的戏,他是导演。”林思凡附在任之良的耳朵上,低声说:“你们那个骆局长,我一见就恶心。是个性变态狂。”
任之良笑笑,反过来附在林思凡的耳边说:“你没有遭他的黑手吧?”
林思凡看一眼骆垣,忍不住哧哧地笑,任之良也微笑着忙他的去了。骆垣见状,蹭到林思凡面前,开玩笑:“嗨,林大记者和我们的任主任还挺热乎的啊。”林思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真恶心。”
演播室的人齐刷刷地转过头朝这边看。林思凡自觉言重了,就郑重声明是开玩笑。骆垣怔了怔,嬉皮笑脸地说:“你有点过分了吧,林小姐!”
该到的人都到了,开始放片子。屏幕上,低沉的音乐声中,林思凡站在地震灾区的一排帐篷前,先介绍灾区的地理位置、地震发生的时间、震级、造成的损失,然后简要地叙述了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党委政府如何指挥抗震救灾,全国人民如何伸出援助之手支援灾区,灾区人民又是如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情景。任之良看过几遍,今天看来别有一番风味。屏幕上,林思凡穿着粉红色的休闲装,乳白色的裤子。她的休闲装敞开着,露出墨绿色的衬衣,展示出知识女性的风采。她的开场白过后,在仿地震震颤的画面上飞出题目:人间真情。片子进入主体部分,基本上分为五块,一块是灾情,画面上是倒塌的房屋,惊魂未定的村民们绝望的眼神,伤员的呻吟以及失去亲人的恸哭。第二块是农村基层组织,组织村民抢救伤员、转移安抚灾民的镜头。第三块是解放军战士运输、搬运救灾物资,从废墟中挖找失踪人员和帮助灾民搭建帐篷、建造暖窝的场面。第四块是村民互助,外地热心群众帮助灾区群众救灾的事迹,这一块由一个一个人物、故事组成,有实景,有人物采访,有被访群众情真意切的倾诉,十分感人。第五块是各级领导研究、指导救灾和慰问灾区的场面,篇幅比较小,但很精致。片子放完后,演播室一片沉默。大家沉浸在片子描述的情景中,还没有回过神来。任之良想,从中可以看出,这片子还是能够吸引和打动观众的。
“整个片子放完了,请领导们发表高见,提出批评,我们进一步修改。”骆垣说。
林思凡白一眼骆垣,心想,这片子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了,还要“我们”修改,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呀。



领导们互相谦让了一番,刘金全说:“总体上看还是可以的,”他拿出舆论总管的架势,似乎很内行似的说,“整个片子图文并茂,画面组织得张弛有度,解说词精炼恰切,事迹生动感人。”他瞄一眼林思凡,“小林的解说,声音圆润清亮,感情丰富,效果不错。但是,”他扫一眼大家,目光停留在任之良的身上,“就整个片子来看,思想性不够强,感情的成分太大,市委、市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够突出。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先后顺序上,应该把党政领导同志的镜头前移,地震一发生,市县主要领导就要在受灾现场。二是领导同志的镜头还是太少,这样的镜头应该贯穿全片始终,应着力表现这场战斗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三是要有深度,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表现市委市政府是如何在这场战斗中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的,是如何把这场灾难变成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教材的。要表现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活动,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信赖。从哲学的高度看问题,这次地震未必就是坏事。”
任之良一惊,心想,按照这位舆论总管的“高论”推测,人民群众该是天天盼着地震才是。
“我说两句,”甄恪说,“我基本同意金全同志的看法。另外再强调一点,对领导同志的镜头,要分清轻重主次,该突出的一定要突出,该一般表现的,就应当一般化。”徐树军附在任之良的耳边说:“你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了没有,人家是嫌自己在片中的形象不够突出啊。”
任之良反过头来附在徐树军的耳边说:“他就去了一次,镜头也不好用。再说,这是表现群众抗震救灾的,又不是领导形象的展示会,怎么老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做文章呀?”
“徐局长有什么高见可以发表嘛。”显然,甄恪已不能容忍在他讲话时有人交头接耳。徐树军就红了脸,什么也没说。在场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郝民宣发言:“上面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你们在修改时可以充分地予以考虑。看了片子,听了大家的意见,我认为这片子总体上不错,突出了群众和基层组织的作用,片中表现的人与人之间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的那种互助友爱的精神,都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作用,片中篇幅虽然较短,但主要意思还是说到了,我看也就不做大的补充了。相反,片中有一个镜头必须删掉,那就是我拿钱送给灾民的那个镜头。”
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神情也严肃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宣传我呢,还是嘲讽我呢。”他把头转向徐树军,“徐局长很清楚,那天我到灾区,一位孤老婆子拉住我的手就要下跪,说真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是你给我手里塞了两百块钱,我顺手送到了老太太的手里,片子中怎么说是我自己掏的钱?再说,当时,那老太太并没有说什么嘛,怎么镜头上就有了‘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这样的话。你们听,这话也不像老太太说的话嘛。这个镜头有假,坚决去掉。”
“市长的意思我们懂,”骆垣讨好似的说,“可是,这样宣传效果好。”“正好相反,”郝民宣不客气地打断骆垣,“我看到这里,就很不是滋味,我们的群众受了那么多的罪,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的领导干部做了那么一点点工作,就要让人家感谢,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嘛。你们新闻部门要注意,以后不能再出现类似的事。”
他稍停了一下,“就这样,片子按大家的意见稍作修改就可以播出,送到省台争取省台播出也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要真实,要有真情实感。”
听了郝民宣的话,任之良提到嗓子眼里的心放到肚子里了。他和林思凡交换了一个庆贺胜利的眼色,会心地笑了。领导们走后,徐树军说:“你们辛苦了一场,晚上我坐东,请你们吃海鲜。”
林思凡喜形于色,她说:“这是个好事,只怕就我一个女的,受你们几个男人的气。”
徐树军说:“这好办,任主任和骆局长各请一位女士,这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大家说好。最后徐树军说:“下午六点,天涯渔港海鲜大世界见,现在在场的,一个都不能少。”
六点过一点儿,徐树军、骆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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