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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手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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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整死了五六名坚持回国的难友，以此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收集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收集了各集中营的死难烈士名单，起草了给杜德的《严重抗议与紧急要求书》，抓紧了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的筹备工作。老孙和我与博托几次交涉，要来了一些白纸、铁丝、木板和纱布。
4月中旬开始，我们连续几天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游行示威。在举行追悼会和示威之前，我们将抗议书递交博托上尉，请他转呈杜德将军，并通知他我们要开追悼会和示威的决心，希望他能理解我们的心情，避免发生新的冲突。
头一天，我们面向大门，设置了灵堂，顶上挂着用中、英文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在横幅下面，正中是烈士名单，两旁是大幅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二米的几个白色花圈。4099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唱了《国歌》、《挽歌》，听了地下党委写的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促人奋起的悼词。
举行过追悼仪式，大家举着横幅、烈士名单、挽联、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队伍几乎首尾相接，排满了铁丝网的周围，声势十分浩大。大家一方面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这支回国队伍这么壮大而振奋。
可能是慑于大家的愤怒情绪和美国不愿再制造新的血案以造成政治上被动，这天全部站岗的伪军和巡逻的美军都很老实，既未大声斥骂，也没有投掷毒气弹，有的甚至暗暗地向我们竖起大拇指。
在游行队伍里走着一个年仅17岁的战俘，他的名字本来已写上烈士名单，却意外地在追悼会前夕从监狱中被押来，他就是张达。在野战医院丁先文自杀未成被送到“71”后，张达也要求去“71”，和美军争执起来，愤怒地回敬了美军对他的拳打脚踢。他把一个美军的眼镜都打掉了。结果，被当成刑事犯押进监狱。一个美军在把他押上警车时故意向医院的战俘宣布：“这个暴动分子现在就拉出去枪毙。”医院的难友通过甄别来到“602”后，汇报了“张达被敌人枪杀”的消息。
第二天，“602”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
两块横幅英文标语上写着：“强烈抗议美方制造四八甄别血腥惨案！”“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严惩杀人凶手！”横幅标语是正面朝外挂在大门两旁铁丝网上的。
吴春生、张辉忠等还赶制了两幅大型漫画。一幅画的是林学逋烈士英勇就义场面。高大威严，怒目圆睁的林学逋烈士尽管双臂被反剪捆绑，衣衫被撕破，满身鞭痕，两臂鲜血淋漓，满头冷汗，但仍昂首挺胸，面对一把刺至胸膛的大匕首巍然不动。身材矮小，长有狗尾巴、面目狰狞的李大安手举着那把上面醒目地刻有“U。S”字样的大匕首，狂吠着：“我要你去台湾！”（英文）。而林学逋的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英文）是用大红字母写的，它横贯全画顶部。另一幅画上左侧是大脑袋、小身子，身穿美军军装、头戴牧师方帽，胸挂十字架的伍牧师。他正狞笑着用铁丝牵着一群长着人面的狼狗。这些恶狗背上印有“P。G”字样，张着血盆大口，正吞噬着被五花大绑的、躺在地上的一群中国战俘。这些战俘身上印有“P。W”字样，从他们口中呼喊出来的是横贯全画上部的红色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英文）
这两张巨幅漫画也挂在了营门两侧，吸引了美军、伪军拥来观看。几个美军还指手划脚地小声议论起来。
博托上尉在漫画张挂之前就认真看了画，他对我说：“张，我不能不佩服在你的同伴中竟有这么能干的画家。但是，我却不能同意它的有损我的国家声誉的内容！”
“谢谢你对我的同伴的绘画才能的夸奖。至于它的内容，只不过较尖锐地叙述了一个确实发生了的流血事件，我相信您会同意我们不是在故意无中生有！我一向尊重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相信您也是乐于尊重事实的。”
“我知道在审查甄别时，确实发生过流血事件，但据了解那是你的同胞之间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我听说过你们民族从来是喜欢打内战的，比如，几年前在你们国土上发生了死伤上千万人的内战，总不能说也是我的国家的罪过罢！”
“博托先生，没想到您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所研究。但如果您知道蒋介石拿来打共产党的武器也都和画上的那把匕首一样印有U。S。字样，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反正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没有到大陆上去参加战斗！”
“是的，我们一向把美国人民、包括军人在内与你们的政府区分开。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的中学老师中就有美国人，我的英语就是他们教给我的，现在我还很感谢很想念他们。极为遗憾的是你的政府中的掌权者——而不是你的国家，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但，即使如此，我们反对的也只是你们政府的这种政策。”
博托举起双手说：“哦，张，我被你俘虏了！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在我的任职期间能平安无事！”
我说：“我们将尽可能不使你个人为难！也希望您在您的职权范围内对我的难友们的合理愿望予以支持！”
他点点头。
昭昭忠骨埋何处
在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各“回国战俘营”的战友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之后，美方为平息战俘营的怒潮做了一点让步，答应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同意我们去墓地祭吊我们的烈士和到“72”？“86”寻找死难烈士的遗骸、遗迹。
4月底的一天，我们在美军带领下分头出发，我随各大队派出的共10名代表前去为烈士扫墓。我们坐着一辆中型吉普，后面跟着一卡车的美国兵。绕过一个山沟，在一片面向大海的荒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十字架，这就是墓地。
领我们去的一个美军军官，指着一片新土说：“这些就是最近掩埋的中国战俘，其中有从医院太平间拉来的。”
我们数了一下，共有12个十字架。我们的烈士没有一个是信仰上帝的，决不会料到自己会长眠在基督的十字架下！
“烈士们已经永远埋在异国的土地上了，伴随他们的只有这永不停息的海潮声，只有这些乱石和荒草！”想到这些，大家的心都碎了。
我们把带来的小小花圈放在烈士的十字架下，又在附近挖了12颗小树苗移栽在十字架旁。临别时，我们恭恭敬敬地向烈士们鞠躬告别。
整整34年过去了，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实现了那天在烈士墓前，曾经对烈士们的英灵许下的诺言：“安息吧！战友！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回到祖国，一定要将你们为人民做出的牺牲和对祖国的忠诚，告诉党和人民！”
如今那些小树苗是长大了？还是枯死了？烈士的英灵是回来了，还是仍飘落在异国他乡？
下午，去“72”、“86”寻找烈士遗骸的同志们空着手回来了。他们找到那些由难友们在控诉会上揭发的掩埋烈士们尸体的地点，用军用铁镐挖掘了半天，结果只发现一些头发和衣服碎片。显然敌人已经移走了尸体。
据说在1943年被我们抓获的空降到东北当特务的原“72”的战俘中的叛徒曾供认：那些烈士的遗体在我们派人去之前又被挖出来，大卸八块装入粪桶，盖上大粪倒进了大海。
那么，这些不知名的烈士更为凄惨，他们的遗骸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而他们的英名却至今不为祖国所知。
成立“共产主义团结会”
不久，我们那些去海边清倒垃圾的难友在垃圾场上捡到几份美军《星条报》，带回来给我。我在其中一张较近期的报上看到了有关和谈已完全中断陷入僵局的消息。报道中说我方代表在板门店和谈会议上对美方的强行血腥甄别，强行扣留数万名所谓“拒绝遣返”的中朝战俘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这个报道使我们大为激动。一方面感到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向全世界揭露美方在战俘营的严重罪行，以支持我们的和谈代表；一方面我们原来以为可能很快交换回国的幻想被打消了，必须做好长期承受集中营的痛苦生活和长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也使我更钦佩集中营地下党委的远见，他们一来“602”就告诉斗争骨干，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他们教育大家说：“我们党在艰苦斗争中总是强调：要做最坏的打算，力争最好的结果！”因此，他们在“602回国支队”建立之初，就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努力健全组织，巩固内部，准备迎接长期艰苦的斗争。
健全组织、巩固内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
对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大家很费了一番脑筋。一方面，几乎所有参战的部队都有被俘的同志在中国战俘营里，当时来到回国支队的五千多名战友互相都不很熟悉，连难友本人是否是共产党员都靠自报；另一方面，汇集到“602”来的各战俘营原有的各种地下斗争组织又很多，比如：地下党支部？地下团支部、爱国主义小组、回国小组、五一同盟、七一同盟等等。加上被俘后一年多来难友中政治状况变化很大：许多原在部队不是党员的同志，特别是很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在斗争中表现很突出，而有些原来是共产党员的却表现一般，个别的甚至有丧失气节的行为。如果仅以原部队党员作为成员组成地下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的。
那时，还考虑到如果不能得到党中央认可，作为集中营的正式党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
最后，赵政委根据多数领导同志的意见，提议将领导集中营斗争的核心组织定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这既表明它的政治方向，又表明它的任务和宗旨；同时，也有利于团结各个部队和各个地下斗争组织成员有利于发展非党群众加入组织。
当时起草的《团结会章程》基本上是按照党章的内容制定的。会员的标准与发展入会手续，和党员的标准与发展党员手续完全一样，只是更加强调了保持革命斗争气节和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要求。
当时，明确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实际上是起着地下共产党的作用，它的各级组织也完全按照党组织形式设立，各中队有支部，各大队有分委会，全支队设总委会，各级组织都设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保卫委员、敌工委员、机要秘书。总委会则设有相应的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敌工组、机要秘书组等，由各常委分管。
赵政委任总委书记，杜岗、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等任副书记，总委委员多由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原营、连指导员担任。我记得总委组织委员是陈吉庆，宣传委员是张城垣（金甫），保卫委员是李喜尔，敌工委员由孙振冠兼任。总委机要秘书组由黎子颖负责，敌工组由我负责，高化龙、安宝元等同志都参加了敌工组。我还被总委任命为“对敌总翻译”。对美方则我的职务为“回国支队”的支队长，必要时可参加总委扩大会议。
共产主义团结会向全体战友宣布了“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从此，在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下，中国战俘的对敌斗争便从原来自发的、分散的斗争进入了有统一组织领导，团结一致的崭新阶段。
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来临了。总委决定要隆重庆祝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再次向敌人宣告我们的政治选择，并检阅我们的队伍，激励我们的战友去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我们面向大门搭了一个“舞台”，挂上用中、英文写的“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横幅。两旁挂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中英文标语。
全体战友按大队、中队、小队列队，坐在“舞台”前的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大家都戴上了缀有五星的八角军帽，军容整齐，精神抖擞。
当大会主持人黎子颖同志根据总委“五一节筹委会”事先的决定，宣布：“下面请总翻译张泽石同志讲话”时，我站到了台前。
看着台下望着我的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聚到一起来的亲爱的战友们，这些和我生死与共的骨肉兄弟们，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祖国有这么多好儿女，工人阶级有这么好的钢铁战士，难道不是祖国的骄做，党的光荣么？祖国人民知道这一切么？知道远在海外的这个死亡之岛上还有几千名她的儿女正在敌人枪口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纪念这个劳动人民的战斗节目么？
我于是大声地讲起来，面对着近6099名难友，也面对着亲爱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这样大的场面上讲演，它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亲爱的战友们！在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追求解放的战斗节日里，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似乎听到了天安门前万众欢腾的声音，似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起的无数象征和平、自由的白鸽和彩色气球！此时此刻，我们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解放军战友们正列队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请听听他们那震撼大地的前进的脚步声吧！它再次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祖国已经从百年的苦难中，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为了保卫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上百万的祖国优秀儿女又来到抗美援朝前线，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贡献出自己的鲜血、生命、自由和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几千名在集中营里，在敌人后方斗争着的战士。
“亲爱的战友们，尽管我们不能到天安门城楼下去亲身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但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是和全国人民一起在接受着检阅的。尽管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敌人的机枪、刺刀正对着我们，我们却仍然坚持在这同一时刻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自己的战斗节日！这就向敌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我们永远和祖国人民在一起！我们也深深相信：祖国人民也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庆祝五一大会最后一项是演出由高化龙、骆星一编剧，彭林，余国藩主演活报剧《华尔街之梦》和宣传队排练的《祖国颂》诗歌大联唱。当我认出在《华尔街之梦》里主演杜勒斯的竟是姜瑞溥时，对他这么快就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顽强生命力，感到万分惊讶！而且，他演得还真有点艺术性，惹得全场不时哄笑和咒骂。
第十二章 震惊世界的活捉杜德将军事件
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发出指令
五一节刚过，我们派去医院和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联系的同志给总委会带回了重要的消息：为揭露敌人强迫扣留战俘的血腥罪行，挫败敌人破坏和谈的阴谋，“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方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我们“602”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并在见到杜德后立即停止绝食，给杜德造成唯有他亲自出面，我们才能相信美方管理当局的诚意而停止斗争的印象，以便朝鲜人民军同志在他前去谈判时设法活捉他。
虽然我们的代表曾要求把活捉杜德的任务交给我们，但被人民军同志婉言拒绝了。他们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危险的任务，你们人数较少，又刚集中在一起，力量较弱，更重要的是你们为朝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能让你们再冒这么大的危险。”
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个任务。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表示坚决执行地下行动总委会做出的决定。然后，详细研究了行动计划。
1952年4月3日，我们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致杜德将军函。
4月4日，我们搞了一天游行示威。
4月4日，“602”开始全体绝食，面向公路和铁丝网上挂满了战俘们的饭盒，运来的粮食、蔬菜被堆放在大门外。除了我们的值班纠察队员和联队部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见不到战俘活动。
老孙和我多次请博托上尉与杜德将军联系，表示我们不面见杜德将军决不停止绝食的决心。
当天下午博托通知，杜德同意接我们的代表前去司令部面谈。我们以代表们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将军前来谈判。
4月6日上午，杜德准将带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坐车来到“602”大门外，老孙和我被博托召集到联队部，说杜德将军决定亲自接见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
我们表示：请将军进入战俘营到联队部来谈判。博托说，同样出于安全的原因，请我们到大门口会谈。
于是，这次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602”的大门口开始了。
我们站到大门内等着。博托前去将杜德将军接下车。我注意观察这位近两个月来一直只是在书面上打交道的美国将军。他身材粗壮，脸色红润，那副玳瑁框的眼镜使他增添了些斯文。看来这位将军还十分注意外表，他戎装整齐，金色的肩章闪闪发光，很有点气派。
那位跟在他后面的手持一个文件夹和一本厚书的中校副官是个瘦高挑，一比之下，相形见绌。
他们的卫兵见杜德下车，立即从车上跳下来，排成扇形，如临大敌地持枪卫护着他们的将军。
见到这个架势，我和老孙相视而笑，想不到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战俘在铁丝网里竟然会对将军造成威胁！
当杜德和中校走到大门口时，老孙首先对杜德说：“欢迎将军阁下不辞辛劳前来我们602集中营！”
听我翻译之后，杜德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我一向是尊重中国人的。你们有何要求？请讲！”
“我们想请阁下亲自视察一下我们的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我们的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我们希望能得到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应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而贵国是在这个公约上签了字的。”
“我们一贯遵守日内瓦公约，凡公约上规定的，我们在运输和人员条件紧张情况下，已尽了最大努力予以实现，我请我的副官将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给你们读一遍。”
于是，那位中校煞有介事地翻着手里那本日内瓦公约，找到有关条文，然后开始慢条斯里地朗读起来，而杜德这时掏出了指甲刀修饰着他那双肥厚多毛的手上的指甲。
我一面听，一面转译给老孙。刚一结束，老孙就说：“显然，我们目前受到的待遇远未达到公约的规定。比如，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习惯吃大麦，而连大麦也供应不足，每天两个半碗饭所提供的热量，远远不够一个正常人的需要。蔬菜很少，质量极差，肉类更是罕见。如果贵国确有困难，希望通知我们国家，我们相信中国会立即协助你们改善我们这种半饥饿状态。”
杜德听了我翻译的最后几句话，脸涨得更红了，不高兴地说：“对于你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异常的食量，我将予以考虑，尽快给予解决。既然你们总是感到饥饿，我认为你们更没有必要采取绝食行动，再增加你们伙伴们的难受，在改善医疗条件方面，我也将尽快解决。”
“如果将军阁下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杜德正色道：“我对自己的话完全负责！”
老孙看了我一眼说：“那么我们愿意相信阁下的诚意，再次感谢阁下能亲自前来。”
杜德满意地点点头，坐汽车走了。
1952年4月7日黄昏，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神色匆匆地坐着敞篷吉普车来到“602”。我以为他是来传达杜德关于我们昨天所提要求的具体答复，但他却要我和孙振冠立即跟他坐车走。
对我提的“到哪儿去？去干什么？”等问题，他急躁地回答说：“杜德将军召集各战俘营的代表开会，我只奉命将你们两位送去。”
我和老孙又惊又喜，看来事态正在按照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的安排发展。我们急忙带上“大事记”、备忘录、抗议书等必要文件上了车。我幸好没有忘记随身带着那本英日字典。
我和老孙都没有料到我们会从此一去不复返，会这么匆匆忙忙地离开“602”，竟然在一年多之后回到祖国时才和几千骨肉兄弟再次相见。
英雄的76集中营
傍晚，我和孙振冠坐着巨济岛美军司令部詹姆斯少校驾驶的敝篷吉普车，离开了602中国战俘集中营。
车子急速地沿着山谷里的公路奔驰，海风猛烈吹着，低档的乌云追赶着我们，沿途两旁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内人声沸腾。在暮色中，只见难友们臂挽着臂，有节奏地摆动着身体，高唱人民军战歌，见我们向他们挥动八角红军帽致意，他们也雀跃着向我们挥手欢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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