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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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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肚里能撑船
名相吕端因遭奸臣陷害被削去官职，但他二话没说便和书童离开京城踏上了返回故乡安次（今河北廊坊安次区）的路程，因为无官一身轻的他要急着回去参加弟弟的婚礼。
赶到吕端老家参加婚宴的官员和商人们一见吕相爷回来了，一个个来了劲头，又是大礼参拜，又是重上厚礼，吕端见此情景哭笑不得，只好当众言明真相：“我吕端现在已被革职为民了！”话一出口，戏剧性的画面出现了，那些官员商人们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斜眼相视，有的甚至拿起所送礼品不告而别、扬长而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皇上派御史来下旨了，那御史骑马直到吕端家门口，下马便大声喊道：“吕端接旨！”吕端急率全家老小跪在地上，洗耳恭听，只听那御史宣旨道：“吕端回朝复任宰相，钦此！”方才散去的那些官员商人见吕端又官复原职了，只好拉下脸皮，大着胆子回来重新送礼贺喜。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支吾其词，丑态百出。
在这些势利眼当中，自然少不了安次县那位七品芝麻官。他坐着轿子走而复返，跪在吕端面前磕头如捣蒜似地赔礼请罪，甚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吕端的书童非常生气，上前揪住知县说：“大胆狗官，竟敢戏弄我家相爷，摘去你的乌纱帽！”书童这句话吓坏了知县，他双手捂紧头上的乌纱帽，浑身筛糠般颤抖不停。吕端这时才上前拉住书童道：“不要这样！”书童余怒未消地说：“相爷，像他这样的势利眼不能饶恕！”
“既然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我们就不必惩罚他了。”吕端的话让知县更加内疚，无地自容，忙说：“相爷，你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哪！您兄弟的喜事咱们重新操办，我给新娘抬轿子。”
从此，“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就传开了，一直传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而且还会继续传下去。
大事面前不糊涂
虽然根据《宋史》记载，吕端年轻时“姿仪瑰秀”，是个帅哥，但他从地方官任上辗转来到中央陪王伴驾时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所以，他受到宋太宗的青睐应该和相貌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凭借他“有器量，宽厚多恕，善谈谑”，“善与人交，轻财好施”的性格和“持重识大体，以清简为务”的为政风格。
早在吕蒙正任宰相时，太宗皇帝就有重用吕端的想法，但当他与别人商量此事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给出的理由是吕端这个人“糊涂”。对吕端已经做过长期体察的宋太宗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而是立即回应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其实，太宗征询别人的意见只是表示一下姿态而已，他心里早已坚定了任用吕端为相的决心。
吕端是在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因此太宗很后悔自己没有及早给吕端施展才华的机会，“犹恨任用之晚”。吕端任宰相后，果然没有辜负皇帝的一片信任，办事持重稳当，公道廉洁，深得朝里朝外各方面的好评。
其后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太宗对吕端做出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一千百年来为人传诵的著名论断。
吕端担任宰相之后不久，保安军（北宋时的一个地方军事机构）在战斗中逮住了正在反宋的西夏王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本来想在保安军北门外将其斩首示众，以此镇戒那些造反或叛逆的人，吕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朝奏本，提出不要斩杀李继迁母亲的意见。为了说服太宗，吕端先用楚汉战争时期项羽欲杀刘邦之父最终失算的故事相劝，而后他说：“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太宗听了吕端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征求他的主意，他说：“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太宗听了吕端这种深谋远虑的想法，非常满意，并且感慨说：“微卿，几误我事。”于是就采纳了吕端的意见，将李继迁的母亲放在延州，并派专人侍奉起来，直到她最后病死延州。后来李继迁也死了，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念在宋朝皇帝善待他奶奶的情份上，就归顺了宋朝。
吕端在这件事上的正确决断不仅避免了宋夏之间的一场战争，而且带来了两国间一段时期的和平共处，可谓救民水火，善莫大焉。
吕端还成功处理过更重大的事件，就是宋真宗继位的问题。
宋太宗在世的时候，就安排了后事，立赵恒为太子，以备将来由他继位执掌大宋天下。太宗病情严重的时候，他身边的内侍王继恩怕太子继位后对他不利，就联络另外几个大臣预谋另立太子，让对他们有利的人继承皇位，皇后在他们的劝说下乱了分寸，不知如何是好。
太宗驾崩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进宫商讨太子即位之事，吕端觉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变故，就叫手下把王继恩锁在他的府中严加看管，坚决不准出去，然后自己急奔朝廷。
吕端见到皇后，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先帝立太子就是为了今天，现在先帝弃天下而走了，我们怎么能做违背先帝之命的事情呢？对于这么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不能有什么异议！”皇后听了吕端的话，终于拿定主意让太子登基即了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真宗。
正是由于吕端的清醒判断和当机立断，太宗身后可能爆发的一场宫廷动乱才顺利地得以消弭，从而保证了大宋王朝这艘艨艟巨舰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难不倒的吕相爷
吕端为官不贪不占，两袖清风，也不与贪官污吏们来往，深受百姓爱戴，因此，那些贪腐小人便屡屡想方设法算计他。
春日的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宋太宗在御花园大摆酒筵宴请群臣。大家兴致正浓时，奸臣王继恩趁机在太宗面前捉弄吕端，想给他难堪，便说：“圣上，为助今日酒兴，何不出几个题叫吕相爷答来？”
太宗一听，倒也合乎他的圣意，便对吕端道：“朕来问你，当今何处酒好？”
“杏花村酒最好。”吕端脱口而出。
太宗又问：“何以见得呢？”
吕端笑答：“有唐诗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时酒价每升多少银两呢？”太宗如此一问，众人都为吕端捏着一把汗，唯恐吕相爷答不上来，王继恩却不由大喜，心中暗想：这回看吕端怎么答对。
吕端依旧是那么从容、轻松、坦然，他看了一下众人，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太宗沉吟道：“这酒价嘛——”
王继恩以为难住了吕端，接过话茬说：“吕相爷因何不往下说了呢？”
吕端看了王继恩一眼，笑着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
王继恩听后又觉有缝可钻，趁机说道：“启禀圣上，吕端他分明在欺骗圣上，相隔一百多年的酒价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太宗问道：“吕爱卿你且说来。”
吕端很自信地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绝无差错，臣记得杜甫有诗：‘速来相见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太宗大喜道：“杜甫诗真可称为一代史书也！吕爱卿，你呀，一代奇才呀！”于是举杯与吕端畅饮，众人也纷纷向吕端敬酒，都说：“真是难不倒的吕相爷呀！”
第69章 范仲淹走进《水浒》之谜
《水浒传》第一回（有的版本称为楔子）中，北宋仁宗嘉佑三年，京都汴梁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建议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仁宗准奏，可惜并未奏效，相反瘟疫却越来越厉害。这时，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启奏：“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便立即派人奔赴江西信州龙虎山去请张天师。张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策，攘救灾病”，于是，“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下又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实际上，范仲淹是不可能出现在嘉佑三年的朝堂上的，因为这一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1052年就已经逝世了。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这样写呢？因为他对范仲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比他早三百年的范仲淹曾在兴化为官，并且做了很多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好事。
宋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税官，他发现兴化（当时属于泰州管辖）地势低洼，常遭海水倒灌，海水退后，一片盐碱，难以耕种，就提请发运使张纶上奏朝廷建议在兴化筑堤挡海。宋仁宗准奏，而且任命范仲淹为兴化知县直接负责此项工程。
范仲淹到任后，领导兴化人民在东部沿海经白驹场（施耐庵的家乡就在此地）筑起一条长达一百四十三里的捍海堤（后向南延至通州，向北延至海州，共计七百余里，堪称一伟大工程），从此，兴化、盐城一带人民再也不受千百年来的海水倒灌之苦了，土地日益肥沃，生活大有改善。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们将这条海堤称为“范公堤”（今为“通泰公路”）。
仅此一项业绩，范仲淹就足以在兴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他为兴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职兴化之前，兴化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处在待开发状态，没有出过一个名人，甚至连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没出现过。范仲淹到任后，在为民兴利的同时大兴教化，于兴化南城外，建立县学培养人才。县学位于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遗庙之侧，山子庙（纪念兴化创始人昭阳将军的庙宇）相对，共同构成兴化城内的一处优美精致。县学内筑有文会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诲人不倦，还经常聘请有学之士到此讲学。在范仲淹的倡导推进之下，兴化境内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范仲淹培育了兴化百代文风，宋朝时就有时梦琪首中进士，称为“开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举，九十三人中进士，在苏北实属罕见。文化名人也随之层出不穷，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说家施耐庵、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之中的郑板桥和李鱓等。
后来，兴化发生蝗灾，旱灾，上报朝廷后，皇帝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已在中央任职的范仲淹又一次为兴化百姓请命，犯颜直谏：“宫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恻然，即命仲淹安抚，开仓赈恤”。兴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时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后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为兴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崇敬仰慕先贤范仲淹，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将范公写入了书中，以表达自己的爱戴怀念之情。
《岳阳楼记》是这样写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很少有人知道《岳阳楼记》这篇文辞奇美、立意深远的散文佳作实际上是一篇看图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诗词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别是词作《渔家傲》、《苏幕遮》和散文《岳阳楼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然还是这篇观图而作的千古奇文。
谈到《岳阳楼记》的写作，还得从范仲淹抵御西夏保家卫国说起。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国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边境，在定川寨大胜宋军，而后直取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知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得中进士，并且同属改革派）在招讨使范仲淹的支援下击退了西夏军，取得了泾州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滕子京大摆牛酒宴犒赏三军，特别是羌族首领和兵士，并安抚死者亲属，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死难将士祭神祈祷。
后来，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虽有当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的范仲淹和谏官欧阳修为之辩白申冤，但还是被从京城贬到了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后又贬往虢州（今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消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又被贬到了远离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第70章 “厚黑”沈括
脸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于身为王侯将相的政治家中，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但很少不等于没有，《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就是一个反例。
沈括在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谈到他的为人处事，实在乏善可陈。沈括不仅脸厚，而且心黑，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特别高的水平、相当深的造诣。
说起大科学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学家苏轼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亲自书写的，所以沈括积极地参与了变法，并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担任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苏轼那时刚刚服完父丧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苏轼像他那些此前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在被变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脚了，于是他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苏轼为官的两浙地区视察工作，临行前，喜爱苏轼诗歌的神宗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为难苏大诗人。
沈括和苏轼虽然一个擅长搞理科，一个是文学泰斗，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曾经是国家图书馆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两人见面之后，沈括先嘘寒问暖哥们儿义气一番，接着便要欣赏苏轼最近的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字和诗都很自恋，就挺高兴地写了送给沈括，却没想到这些诗作后来竟成了他的罪证。
公元1079年，变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苏轼的诗句，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结果，苏轼到任湖州还不足三个月就因为“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沈括以苏轼当年送给他的诗作为所谓的证据，向中央举报苏轼，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讽刺皇帝。
幸亏宋神宗不是个真正糊涂的皇帝，且颇有爱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之后幸运地逃过了他人生中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说沈括不念旧情，栽赃诬陷苏轼还有些政治立场之争的色彩，那么他对于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心黑脸厚、负义忘恩的反复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变法时，沈括积极参加，力挺新法，成了变法派中的中坚人物之一。但是，几年之后，当宋神宗迫于皇太后的压力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时，沈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书历陈新法的弊端和害处，气得王安石骂他“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走上了越来越远的外放之路，正是即从黄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却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为抵御西夏，朝廷任命沈括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两年之后，又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在永乐城一战中，他和给事中徐禧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结果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1088年，沈括移居润州，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
苏轼此时恰好又在杭州为官，担任比通判高一级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润州相距不算太远。
赋闲在家的沈括听说苏轼当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贫了，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打秋风。据说年长的沈括每次去苏轼那里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像小辈见长辈似的，整得苏轼心里烦他却又发不出脾气来，只得听之任之，无奈敷衍。
沈括同志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大科学家了。
第71章 梁山好汉的历史真相
经典名著《水浒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一百零八位好汉啸聚梁山水泊，对抗昏庸朝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壮阔画面，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惜的是，后来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了皇帝的招安，他们北破辽国，却因谗言而徒劳无功，南征方腊结果是同类相煎损兵折将，十停只剩三停，而宋江等更是被毒身亡，冤死异乡。
《水浒传》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以至于不少人将其误作历史来看，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作者虚构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水浒传》中那么多，只有三十六位，大体与一百单八将中的三十六颗天罡星相当，这三十六人逼上梁山的情形恰恰是一百单八将群雄聚义归水浒的缩写本或袖珍版。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话说大宋宣和初年，道君皇帝徽宗赵佶在赏遍了书画珍宝，盖尽了殿宇楼台，玩腻了变法游戏之后，忽然对江南的奇石异草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道圣旨下去，贪官污吏们就没头苍蝇似的忙活起来了，于是，一个历史名词应运而生——花石纲。
所谓花石纲就是当时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徽宗皇帝喜好的大型船队，一般是十艘船称为一“纲”。当时指挥花石纲运输的是在杭州特设的“造作局”和在苏州特设的“应奉局”等，这些局的官员奉皇上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花石纲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必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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