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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娱乐圈大写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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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淇的初恋发生在高中一年级，当时王杰的忧伤情歌很流行，有一位男同学常常送王杰的录音带给她，还陪她散步聊天，她就爱上了他。但青春期的恋爱都不长久，这段初恋不久就无疾而终。步出校门后，舒淇最长的一段恋情维持了两年。那时在台中，认识了一位做海鲜批发生意的男人，比她年长16岁，已离婚，有一个7岁的女儿。舒淇很认真地对待这段感情，对方也很关心她，对她拍写真集也不介意。但舒淇到香港发展后，他们聚少离多，最后还是分手了。舒淇认为，恋爱双方一定要互相信任，要有责任感。
1998年，香港传媒报道，舒淇与“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因拍《玻璃之城》一片而假戏真做，发生恋情。1999年初，香港又传出爆炸性新闻：黎明因不堪感情困扰，服食过量安眠药企图自杀，后被送医院抢救。消息传出，震惊香港，大批娱乐记者聚集在医院门外守候，而大批热情的歌迷更重重包围黎明在跑马地的寓所，等待偶像平安出现。
由于当事人及其经理人和所属唱片公司都没有及时向新闻界澄清此事，使传闻更加沸沸扬扬。十小时后，黎明才出来否认为情自杀的谣传，让所有的人都虚惊一场。尽管黎明否认会为感情做傻事，但有关他与舒淇的绯闻却成为香港的热门话题。
1999年年初，外间盛传黎明与三级女明星舒淇拍拖，春节期间，两人被发现结伴同游日本，在飞机上还有亲密举止。接下来几个月，与舒淇同住一幢楼的住客见到黎明经常出入舒淇的住处，每次都是黎明独自驾车而来，然后按密码直接进入大厦，连助手也不见陪伴在旁，而且不仅是晚上出现，有几次甚至是下午到访。记者得悉后，纷纷在舒淇楼下守候黎明，终于拍到黎明出入舒淇所住大厦的照片。还有好事的无线电“发烧友”把窃听到的黎明和舒淇缠绵的电话对白内容，交给香港某日报公之于众。种种迹象表明，黎明和舒淇拍拖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香港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题材。大批记者对黎明和舒淇进行追踪采访，使两人不胜其烦。黎明和舒淇对外一致称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但两人的暧昧态度，引起了黎明歌迷们的争议。
黎明的歌迷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偶像和舒淇拍拖，另一派则极力反对。支持的一方表示，只要黎明喜欢，他们会尊重偶像的选择，不会有异议。反对的一方，主要是不满舒淇曾拍过三级片，认为舒淇是一个“坏女孩”，根本配不上黎明，而且他们担心黎明这样沉迷下去，会前途尽毁。这一派甚至号召伙伴们拒买黎明的唱片，以迫使黎明“回心转意”。
事关赚钱大计，黎明所属的公司也不由紧张起来。
歌迷们还为“拯救”偶像部署了一连串的行动。首先，歌迷们向传媒证实“黎舒之恋”确有其事，希望黎明接受他们“与舒淇划清界线”的意见。他们还亲自向黎明本人表达不满，如果这一招还不能使偶像回心转意，他们就采取进一步行动，即离开“黎明歌迷会”，以示抗议。
黎明身边的人也不看好“黎舒关系”，规劝黎明尽快作出明智抉择，不要因感情影响事业。黎明的爸爸更为儿子的恋情大动肝火。黎父向来疼爱儿子，对儿子的一切都投信任票，但他也不满儿子与舒淇谈恋爱，他劝儿子快刀斩乱麻。但儿子执迷不悟，父子两人居然还在电话里争吵起来。
舒淇得知自己成为黎明部分歌迷的仇视对象后，几次见记者都不肯讲与黎明的交情。她曾向人说：“不管是先天背景抑或是后天环境，我们都是不适合拍拖的，其实我们的性格很不一样，兴趣也不同，很难做一对好情人。”
黎明最近公开表示目前以事业为主，不考虑个人问题，到36岁以后才考虑结婚的事。
而舒淇也对外界表示，她计划在演艺圈再冲刺五年，争取拿国际大奖，此后就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即使拿不到大奖，也要嫁人，因为她最向往的仍然是当家庭主妇。
“三级脱星”钟真在大多数香港人眼里，出了大名、赚了大钱，就是成功人士。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叶玉卿也好，舒淇也好，都算是成功的。但是，她们都只能算是极个别的幸运儿，更多的步其后尘者是看不到希望的，虽然有些人能挣到一些钱，但名声只会越来越臭。尽管如此，三级路上还是跋涉着一批又一批的女孩子。钟真就是其中的一个。
自从台湾的巴比伦公司出了一个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三级女星舒淇之后，这里成为不少渴望一脱成名的女星的热门地。
16岁的钟真和当年的舒淇一样，怀着明星梦，来到巴比伦公司参加训练，拍写真集，后被挑选到香港拍三级片。不同的是，舒淇早已飞上枝头变凤凰，成功地摆脱了“脱星”之名，展开演艺事业新的篇章。而钟真则被以拍三级片著称的香港名导演王晶看中，签了两年六部片约，还没大红大紫的她仍在三级路上寻寻觅觅。
钟真接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王晶执导的《九七蜜桃成熟时》，当时这部影片原定舒淇主演，由于舒淇婉拒，最后才找来未满18岁的钟真主演。在这部三级片中，钟真三点尽露，在港台娱乐圈引起了一片哗然。钟真拍三级片既不是被人强迫的，当然也不能说是她由衷愿意的。每次从台湾赴香港拍片，钟真总是独来独往，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光彩，不值得像其他大明星那样前呼后拥。钟真说，拍戏可能赶得晨昏颠倒，不过停下来又觉得好寂寞。在香港拍戏之余，她惟一的娱乐是和工作人员及临时演员逛街购物，或上卡拉OK宣泄一番。有了点名气的钟真自然成为娱乐记者追踪访问的对象，而记者感兴趣的无非是她小小年纪就出来拍三级片。
面对传媒，年纪轻轻的钟真有一套好方法，那就是自编一套台词，无论哪个记者发问，她都熟练地背诵一遍，处处能用。比如，记者若问：“你怎样看待拍三级片？”她会回答“拍片是为了赚钱维持生活”，她的工作“和教师、记者一样都是为了生存，只是彼此的方式不同而已”。若记者问：“你小小年纪拍床上戏，不怕家人不理解吗？”钟真一开口就说她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父母都理解她的做法，如果将来她的丈夫爱她的话，也一定不会介意她的职业。
碰到不好回答或难于启齿的问题时，钟真会拒绝回答。刨根问底的记者也难从她口里得到“猛料”。
在别人面前，钟真从不透露自己的身世，总是装得很轻松快活。然而，撩开这层伪装面纱后，真实的钟真则是另一个样子。
钟真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女军人，从没想过今天会去拍戏，更没想过拍的是为人所耻的三级片。惟一爱她的外婆曾对她说，这是她的命运，她必须认命。
的确，从一开始命运之神就没善待过这个小女孩。
钟真还在母亲肚子里时，父母就因感情破裂离婚了，父亲带着她的姐姐永远离开了这个家庭，把还未出世的钟真留给了母亲。所以钟真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更别说得到父爱了，母亲也没给她应有的母爱，钟真只是这段破碎感情的牺牲品。她一出生，母亲就把她带到台中外婆那里寄养，当时她外婆已60多岁，没有固定收入，惟一的依靠就是三个儿子不时给她点零用钱，正是靠着这些为数不多的零用钱，婆孙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钟真从小跟随在外婆身边，其人生观深受外婆影响。外婆常对钟真说：“你和别的孩子不同，你没有爸爸妈妈，你要认命。”过早懂事的钟真接受了外婆这套逆来顺受的人生观。
后来，钟真的母亲再婚，并再养育了两个女儿，也许是良心发现，在钟真十三四岁时，母亲接她回家共同生活了两年。
钟真突然身处一个陌生的家庭，处处感到很不自在，似乎自己是多余的人。母亲并不喜欢她，两年后又抛弃了她，任其自生自灭。
15岁的钟真被迫离开了那个所谓的家，出外谋生，自食其力。
15岁，她当过服务员；16岁，当过模特；17岁，拍全裸写真集；18岁，开始拍三级片；19岁，更进一步装笑脸、哼淫声，在片中饰演性虐待狂。
没有人教导她将如何走好人生之路，没有人给她一点建议，她做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有时她甚至不知所做的是对还是错。使钟真感到欣慰的是，拍片所得的片酬除了饣胡口外，还可以买自己喜欢的物品，最重要的是可以给年迈的外婆生活费。她的外婆80多岁了，生活在老人院，母亲很少去探望她，钟真不拍片时就去看望外婆。外婆只知道孙女当了演员，还有不菲的收入，但并不知道年少的孙女在拍三级片。外婆是相当传统保守的妇人，时常告诫钟真不能学坏，如果她知道自己所花的钱是孙女靠卖弄身体换取的，她宁愿挨饿也不会用它。因此，在外婆面前，钟真一直隐瞒真相。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钟真的父母得知女儿成为三级女皇后，竟主动联络她，关怀起这颗“明日之星”。19年来只见过几次面的父亲突然致电询问女儿近况，并问她拍片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对于多年来没有给予她一点爱心的父母，钟真说，对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可谓百般滋味在心头。
钟真希望自己能像师姐舒淇那样，在演艺事业上取得可喜的成绩，摆脱三级女星之名，重塑健康的新形象。
第十章 操纵娱乐圈的幕后黑手
黑势力为牟取暴利，用刀枪胁迫走红的演艺界人士为其效力，有的被迫拍三级片；有的被敲诈钱财；更有多人死于刀枪之下。1992年，全港演艺界举行示威大游行，抗议暴力压迫。
1992年前后，香港演艺圈连续发生三起暴力案件。一是制片商蔡子明被杀害，二是电影公司老板黄维朗被枪杀，三是成龙开办的车行遭抢劫。
1992年4月16日上午11点15分，电影公司老板、制片人蔡子明，乘坐私家奔驰车往公司上班。司机前住车库泊车，他独自走进尖沙咀中心。不久前，他刚成为武打红星李连杰的经理人。他走出六楼电梯，来到距离自己公司数米处，突然出现两名持枪男子，不由分说，近距离朝他连开六枪。蔡子明倒卧在地。电影公司几名职员听到连声枪响，探头一看，血泊中正是自己的老板。警方将蔡子明送伊丽莎白医院急救，结果不治身亡。经勘查，凶手所持枪械火力强大，现场遗下弹头碎片，附近一块15厘米厚的木板也被子弹打穿，凶手使用的是三八左轮手枪。从行凶手法看，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蔡子明身上一条四两重金项链、一个钻石玉佛、一只肖邦名贵手表、一支金笔原封未动。
蔡子明当时36岁，十多年前从内地乡间来到香港，生活相当困苦，后转荷兰谋生，经营多种生意，积累了相当财富，在当地华人中有些名气。几年前，他来香港再闯天下，先是经营饮食业，后向电影圈发展，先后成立富艺电影制作公司和富艺国际电影发行公司。“富艺”成立以来，拍过多部电影，包括《灵幻小姐》、《我要逃亡》、《轰天龙虎会》、《上海一九二》，其中《灵幻小姐》由冯宝宝、王玉环、徐少强等主演；《我要逃亡》由万梓良、黄光亮等主演；1989年开拍的《轰天龙虎会》制作费达3000万港元，是第一部在荷兰拍摄的港产片，演员阵容在当时来说十分强大，包括刘德华、刘嘉玲、万梓良、黄光亮、何家驹、谷峰等等。此片打入了日本市场，所以有人形容蔡子明是制片界的一个奇才。
蔡子明的电影都是针对外埠市场的大制作，他很喜欢到好莱坞找演员，不怕碰钉子。他曾计划拉史泰龙与李连杰合作拍片。他请演员不惜本钱，拍片投资庞大。他常说：“街外钱大家挣，最重要是对方有价值。”
蔡子明在香港电影圈独来独往，出入没有保镖，但很少在圈内应酬场合露面，从不向电影圈和新闻界人士提起自己的私生活。他制作的片子多在香港以外地区拍摄，尤其喜欢回内地拍片，他与内地电影制片厂关系良好。在他被枪杀前，李连杰与嘉禾公司罗大卫发生合约纠纷，蔡子明出面支持李连杰争取权益，成为李连杰的新经理人，这一举动大大增强了他的知名度。在此之前，李连杰的经理人是罗大卫，签约于嘉禾公司。
李连杰与“嘉禾”的合约于1991年12月31日期满，而“嘉禾”《男儿当自强》一片却在此日开拍，合约之外拍片，李连杰认为补给的钱太少，要讨个公道。1991年12月底的一天，李连杰在嘉禾公司片场接到一个电话后，便宣布罢拍《男儿当自强》。李连杰要求与罗大卫解约，并要求律师协助。于是蔡子明出面斡旋，成为李连杰的口头经理人。此后，李连杰签了蔡子明的新片《新龙门客栈》。蔡子明还与“嘉禾”协议，让李连杰为《男儿自当强》一片补拍镜头，以照顾关系。
蔡子明为李连杰撑腰，当然有自己的商业算盘。他对李连杰寄予很大希望，计划请李连杰拍三部片子。除了国内开镜的《新龙门客栈》外，1993年再拍两个西片，也由李连杰主演。他声称要把李连杰捧成李小龙第二，使其成为国际级的武打明星。这场风波经媒体一渲染，蔡子明便成了焦点人物。新经理人被杀，李连杰自然成为记者追逐采访的重点人物。
李连杰说，15日晚他和蔡子明一起吃饭，两人谈了四个小时，提到李连杰与史泰龙合演新片的计划，蔡子明告诉他，已经联络了史泰龙的经理人，对方已有意合作，现正在挑选剧本。案发当晚，香港有家报馆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名男子自称是帮派杀手，被人以50万港元雇来香港杀人，事后已乘坐超速快艇离港。但由于主谋人未付剩下一半款项，于是致电新闻界曝光内幕。
此说法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
就在蔡子明被杀的次日，成龙名下一家新开张的汽车零件公司及车场被五名男子公然破墙而入，掠走价值25万港元的财物。成龙这家公司开张还没几天，楼高三层，设备十分考究，算得上全香港装璜最漂亮的“车房”。除修车外，还改装汽车，包销一些昂贵的汽车零件。4月17日凌晨5时，留守店内的两名菲律宾籍男职员，发现五名大汉用重物击碎玻璃隔墙，闯入店内大肆抢掠。
5月7日，距蔡子明丧礼举行不到20小时，另一位电影公司老板、前武师黄朗维在浸会医院看病时被人枪击，头部中弹，数日后死亡。
这三件罪案发生时，香港正举行国际电影节，“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也是在这段时间举行，因此影响很大。
黑帮介入香港电影业由来已久，主要是电影业有利可图。而采用黑势力特有的手段就更有暴利可图。
一般而言，黑帮采用非法手段牟利，收入惊人，这些“黑钱”如果存在银行，利息低，风险大，有可能被警方查获，所以黑帮便常用“投资”的方法，将非法所得“洗”成合法收入。而投拍电影，数额大，回收快，又可以掩饰自己的身份，摇身变成电影界人物，因而成为他们“洗钱”的最佳方法之一。
当红明星是票房收入的保证，但他们的片酬动辄数百万港元，而且找他们拍戏的人太多，工作日排得很满。正当的片商为求“星”助，只能出高价，讲交情，而“黑片商”却用恐吓、威逼的手法来“邀请”这些当红明星。
名演员拍戏，在外地“卖埠”的身价惊人，比如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台湾片商曾出过1000万港元购入；刘德华主演的影片，在台湾可以卖500万港元，在韩国也可卖500万港元。为牟取暴利，“黑片商”便不择手段，使用抢的办法强迫名演员拍戏。
曾有“黑片商”多次以低片酬“请”刘德华拍戏。刘德华若以没时间推托，马上有一批人持枪到刘德华的经理人那里，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威逼。“黑片商”还常常以“不够合作”为由，只发给合约两三成的片酬。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刘德华只有忍气吞声。后来他说：“为了家人及本身的安全，一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经常受到恐吓，又知道报警没用，在死亡和拍片两者之间，只有被迫选择接拍部分不喜欢的电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因电影片源不足，各影院排映影片档期开放，观众需求大，独立制片人制度开始风行，一些黑社会势力乘机介入，也想从财源滚滚的电影业中分一杯羹。
在香港拍电影有“陀地费”的说法，这是早年间由于拍电影给香港乡村居民（主要是新界）的生产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于是制片主便给居民一些补偿，以清洁费的名义开给村民，这种象征性补偿，就是“陀地费”的来由。后来，黑社会介入，这种费用渐渐成为公认的拍戏“规矩”，数目发展到动辄数万元，如果不打点好，就有人故意在镜头前走来晃去，甚至抛掷玻璃瓶或扬言烧布景。电影公司为求得一时平安，只好就范。部分电影公司还聘请专人与黑帮洽谈“陀地费”。中环本来是香港政府行政机构集中地，从前香港黑帮通常不敢在这里收“陀地费”，到1990年左右，某公司在中环拍片，竟有人要收“陀地费”。
电影《金装霸王花》导演说：“以前陀地费最多几百元，付过钱就能买个真正安宁，现在加价了，又未尽‘保护’之责，收完一次又收一次。”他说，曾在一日内付过逾万元“陀地费”。
一位名制片人说：“我每完成一部片子，就得进贡至少10万港元，诸大爷在拍片时光临，若不赶紧送红包而让他们干等，摄影机就有被砸之虞。”
另一种较普遍的情形是，一些不法片商成立公司拍一部影片，随后散伙收摊。制作要便宜，演员名气要大。他们预先与海外片商谈妥价钱，收下订金，然后雇用黑势力去抢演员拍戏。据说，香港的新一代导演与演员，几乎都面对过“一片公司”（指拍完一部电影就散伙的电影公司）的欺压。
多名演员指控，有些人一声令下，就要已有片约在身的红牌明星随传随到，有时出动大批人马强请，毫不理会演员的主观意愿和演员与其他片商的拍戏档期。或原来说好拍两组戏，变成拍好几组，累得要命，还收不齐片酬。
香港电影圈中，有一名以用强硬手法“摘星”著称的“黑大哥”，这人专门受雇替“黑片商”“摘星”，每抢得一“星”，他便能得到200万港元的酬劳，他成功地靠“抢星”替“黑片商”拍了七部电影，“盈利”1400万港元。
刘永曾于1987年在一家迪斯科舞厅门外被十名大汉围攻殴打，被打断六条肋骨，也是因为得罪了某黑社会大哥，但刘永本人始终坚持说不知道被打的原因（其实是不敢说）。
谭咏麟在1988年曾接到一封勒索信，要他交出120万元现金，否则将捣乱他的演唱会。谭咏麟立即报警，歹徒林方雄在收钱时被埋伏的警员拘捕，被判入狱18个月。
1989年，陈百祥一连推掉几部片约，得罪了一些“大哥”，于是有人扬言要“教训”他。陈百祥起初不以为然，不久他作为特邀嘉宾到澳大利亚悉尼参加谭咏麟演唱会，竟被三名凶犯用刀斩伤，卧床数日。
周星驰也表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自己不愿拍的戏也要拍，片酬又收不足。
郑裕玲说，入行以来，有几部电影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出演的。
王祖贤也说，在1990年左右，她被迫拍了十部自己不愿拍的电影，有些还收不够片酬，因此她曾到台湾躲避黑势力的纠缠。
1990年4月25日凌晨3时，刘嘉玲驾车至何文田常康园苗侨伟家门外，被跟踪而至的数名大汉持铁锤劫上车。两小时后，在警方协助下，刘嘉玲才安全获释。
1991年8月，有一名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在寓所门外被三名蒙面汉子劫持，利用迷药迷倒后带入家中强奸，并拍下裸照勒索20万港元。
在香港影坛以性感形象崛起的叶子楣和叶玉卿也被“黑片商”看中，一家黑势力电影公司“邀请”她们合作，在一部三级片中全裸演出，如果不肯就范，就要以刀对付，毁她们的容。对此强盗般的要求，她们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断然拒绝。
1991年3月13日，无线电视台娱乐新闻眼的编审司徒伯恒走过观塘地铁站的出口天桥，突然被一群大汉追杀，送往医院两小时后死去。事后，警方曾悬赏10万元缉凶，结果还是没有下文。
刚完成几个卖座影片的名导演麦当雄，1993年11月24日凌晨，在黄埔一家戏院看戏后，去停车场取车时，被四名持枪男子指吓，还把他押回其住所，共搜去数千港元。
一些抢手的幕后工作人员也难幸免。据悉，一位知名电影编剧曾被人软禁，直至完成剧本后才获释。
一些影评人也受一定压力和威胁，不敢畅所欲言批评某些“有背景”的电影劣作。
此外，黑势力还与守法片商争抢放映档期。圣诞节、元旦、春节等公众假期是影片推出的黄金时间，“黑片商”为了争夺好的“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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