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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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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 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我的一种优势）。我进入会议大厅时，大家热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机会比较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事务。我竭尽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通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我作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伙人。她们希望重新选拔候选人：而我决心扭转这一困难局面。对回答大厅内人们提出的3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困难。如保守党在这种场合的一贯做法，他们给我的欢迎是没说的。但与报纸的报道相反，最后仍有几人拒绝投票正式选我为候选人。因此，我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的，而不是那个神奇的词：一致通过。因此，离开会场时，我既知道我已稳获候选人资格，也确信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些人是执意要与我为难。
我给当时担任保守党议会督导员的特德·希思写信，告诉他我面临的问题。他曾是达特福德邻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利用了我的个人关系，在我正式当选候选人以后、议会选举之前，我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来替我讲话，其中有伊恩·麦克劳德、基恩·约瑟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尼斯参与我的竞选活动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他虽然来晚了，但还是让我很高兴。伯蒂·布拉奇一直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过去，人们对芬奇利的选举活动有一种绅士般的超脱感。这既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所容许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竞选，就好像芬奇利是一个获胜希望不大的选区一样，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样努力。从这时起，我一周去选区两三次，经常到选区的每个小区去游说争取支持，然后到当地的某个酒馆或某人的家里认识一些保守党的积极分子，一起喝点饮料。
我当上芬奇利的候选人的时候，芬奇利的自由党人已经十分投入地开展竞选工作了，这引起许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总是善于组织竟选活动，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几年前，在芬奇利，因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出了一件丑闻。有几位保守党人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我自己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想法，我们党因为这一丑闻而名誉受到损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同时，我也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党未能争取可能支持保守党的人都来投我们的票。因此，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新党员，特别是犹太人加入我们的基层组织，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一些犹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当时我们未能充分地争取潜在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无论会引起多少人的不悦，加强基层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强选区内保守党青年组织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吸引过来，我们才能有把握对付十分活跃的自由党的挑战。到1959年9月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选区的党的组织工作情况已大为改善，我开始感到比较放心。
我也预感保守党将获得大选胜利。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形势好像对保守党取得选举胜利越来越有利。在芬奇利，我们正在做好最后的准备。实际上，宣布大选时，我和丹尼斯及我们的双胞胎正在怀特岛度假。我们立刻赶回伦敦。虽然在竞选活动中仍会遇到苏伊士问题及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但是竞选的主要问题是哪个党更可能实现并保持繁荣。这一直是我与其他候选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犹太教堂中辩论的主要话题。这可是对我们有利的领域。因为，如我们所宣称的那样，保守党执政时，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荣感外，大家也意识到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美国、苏联或是欧洲大陆问题上，发挥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1959年10月我在芬奇利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后来我在芬奇利度过的9个投票日中的所做所为与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开始后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1959年是奥尔平顿，后来是切尔西、威斯敏斯特。然后，同丹尼斯驱车去芬奇利。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中午可能与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帐，没有任何灵活性，避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已向所有候选人灌输了如果那样做的可怕后果。5点以后，我就不再访问委员会办公室，因为委员会会派出工作人员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结束后，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点东西，访问选区的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轶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这次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学，后来的9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每个候选人在学校里都分有一个房间。每个候选人可以与一部分有票能进入计票现场的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有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迹——一台电视。这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时而在计票厅里看着长条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时而溜回我的房间去跟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结果。全国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高兴。
凌晨零点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选举结果，要求我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要是别人竞选一个有把握获胜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党即将在全国获胜时，一定会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却不会。在我从政的每个时期，无论是因为第六感觉——谁知道——还是迷信。我总是把这种心态与灾难即将到来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站在丹尼斯身边时，我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内心感觉。
选票报告员开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罗：13，437票。”（工党欢呼。）“斯彭斯·亨利·伊万：12，701票。”（自由党欢呼。）最后，我们听到：“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29，697票。”我大获全胜——比第二名多得16，260张选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3500张票。保守党人也发出欢呼声，但我们的欢呼总是比自由党的或社会主义者的更克制些。我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我们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当选议员了。
我被选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不久，曾不经意地对我的双胞胎孩子说，一旦我成为议员，他（她）们可以到下院去喝茶。从此，他们的简单的请求是：“你还不是议员呀？妈咪，时间太长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但现在我知道再过几周，我就会在下院的绿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这是第一步。
第四章 外围圈子 初试立法
第一节 终于有了一个花园
至此，我和家人舒适地住进了位于肯特郡法恩伯勒的一幢较大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当时房租上涨失控，我们担心继续租用天鹅公寓费用会高得多，因此看到《乡村生活》上的广告后就决定买下“朵马斯”这所房子。无论如何，我们感到孩子们需要一个可在那儿玩耍的花园。
我们新买的房子原先是座好房子。现在尽管结构还好，前一家房主却没能好好地维护。房子没有中央供暖，一英亩半大的花园内杂草丛生。我喜欢立即动手改造这一切，尤其对整理花园热情高涨。我从小就想有个花园，可当父母终于搬进一处带狭长的大花园的房子时，我已不在家住了。因此“朵马斯”的花园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戴上厚厚的园丁手套去铲除荆棘丛，用手推车从附近树林里运来腐叶土以改良土质，修建了几个花坛）并查阅了杜鹃花和大丽花的栽培要求。我们党在博地布拉其选区的主席正巧是个极出色的园艺师，不过尽管他教给我许多窍门，我种的玫瑰花总也赶不上他的。
“朵马斯”成了我那对孪生孩子的极乐之地。新花园、新邻居和林中散步（尽管不让他们单独去）的刺激都是他们的新体验。我们的房子是一座庄园的一部分，周围没有车辆穿越，因此对孩子们很安全。为避免他们掉入池塘，一开始我就将池塘填埋，改成了玫瑰花坛。
我开始成为议员的时候马克和卡罗尔6岁了，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惹许多麻烦的年龄。丹尼斯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在家的时间不能如希望的那么多。由于议会内的工作使我无法每天在孩子们睡觉前回家，我就坚持全家人每天一起用早餐。我们也利用时间很长的议会休会期和议会开会期间的周未团聚。我十分感激孩子们的保姆芭芭拉和接替她的艾贝，芭芭拉后来嫁给了指导我整理花园的一位当地的园艺师，而艾贝后来则成为我们家的好友。当时她们管着孩子们，而我总是每天傍晚6点前从议会往家里打电话，了解一下是否一切正常，孩子们这时总会告诉我又出了什么麻烦。
我从母亲那儿学到，使家庭充满家庭气息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坚持要有一个温暖的厨房作为全家的中心，厨房须足够大，使全家人都可坐在那儿用餐。虽然我喜欢到处干净、整齐，但不愿为整洁而过于简朴，一所居家的房子应该又舒适又装饰得吸引人，要做到两者的结合并不像有时想象的那么困难和费钱。我和我母亲一样喜欢红木家具。在深色的红木餐桌上没有什么比银餐具更显漂亮了，所以丹尼斯和我收藏了少量的银餐具。
古董店对我来说曾是危险的诱惑。当时古董价格已经令人吃惊地成倍上涨。尽管我小心地不看那些昂贵的大件，我还是会利用购物或政治工作的间隙去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古董或复制品家具一直是我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官们不仅好看而且实用。某个星期五在里奇蒙公园我丢失了一个蓝宝石围巾扣（宝石是丹尼斯出差去锡兰时买回的）后，我用保险赔偿买了一件古董家具作鸡尾酒柜。丹尼斯认为我应多买些首饰，而我却在生自己的气，我对他说：“至少我不至于在里奇蒙公园丢失鸡尾酒柜。”就这样我们渐渐置齐了家具。
我家中并无大多的画。除了几张照片和日后添置的几幅素描和肖像外，丹尼斯和我都认为好的画太贵了，而挂不好的则毫无意义。我开始收集瓷器。墙上挂的瓷盘和陈列柜中的瓷人为我们家增色不少。而且买单件有时显得不那么奢侈。有一次在弗林顿我姐姐穆里尔和她丈夫的农场作客时购置了我的第一套皇冠德比瓷器。还有一次，当我在芬奇利作了一晚游说后，发现我们的一位支部主席拥有一些为数不多但足以显示其无懈可击品位的瓷器收藏。从此，每当看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时，她就会告诉我。
在格兰瑟姆的童年经历使我确信，营造快乐家园的最好办法是保证家中热闹而活跃。这并不难做到。我自己的生活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当议员之前，我既忙于法律工作和竟选议员，又得尽母亲和妻子之责。当选议员后生活节奏更加紧张。家里请了一位帮工料理日常家务，但有些事我坚持自己做。无论议会何时休会，甚至是清晨，我都驱车赶回法恩伯勒为丹尼斯和家人准备早餐，也为自己拿点水果或喝杯咖啡。然后我会把两个孩子、有时还有另一个当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学校，我们几个母亲轮流负责送孩子上学。随后我一般出去买点东西，再驱车45分钟赶到威斯敏斯特，议会下午2点30分开会。
尽管须经常从事选区工作，周未还是有机会整理家务，并像在格兰瑟姆时那样做许多烘烤食品。夏天的几个月里丹尼斯、我和孩子们就在花园里干活，孩子们边干边玩。但在橄榄球季的每个周六，丹尼斯很可能去作裁判或观看球赛，这是自我们结婚之初就定下的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安排。有时，当他去给一场重要的比赛做裁判时，我也一同前往，不过我的注意力常常受一些绝非赞美裁判的话打扰，英国观众喜欢对裁判的做法品头论足。每星期天，我们带两个孩子参加法恩伯勒教区教堂的家庭仪式。丹尼斯信圣公会教，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同一所教堂孩子们会无所适从。好在我们当地的教堂属低教会派，这使得身为卫理公会教徒的我比较容易转变。不管怎么说，就像约翰·威斯利至死都称自己为英国国教教徒一样，我也没觉得自己跨越了什么大的神学分水岭。
周未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价的强身怡神的补品。全家外出度假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自己去斯克格尼斯度假时的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我的结论是，对小孩子们来说，最好的莫过于铁桶、铁锨和大量的活动。因此我们曾在萨塞克斯海边紧靠海滩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一个月，周围总能见到其他有小孩的家庭。后来我们定期去怀特岛上西维的一家家庭旅馆或在村里租个公寓。乘渡轮过索伦特海峡对孩子们就像一次历险， 和所有孪生子女一样， 他们总爱互相嬉闹比试。去海边的路上要经过一处叫“四个马克”的地方，我总也回答不了马克关于这四人到底是谁的问题，同样也没能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答复卡罗尔，她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应该有个叫“四个卡罗尔”的地名。马克不甘示弱，指出圣诞颂歌并没有一个男性的称呼，这同样不公平。
1960年我们计划带孩子们出国到布列培尼去度夏季假日。但临出发前马克出了水痘，旅行只得取消，这令每个人失望。为了弥补，我们决定圣诞节去瑞士的伦策海德滑雪，这可是更加冒险的事。我们以前谁也没滑过雪，所以先参加了斯隆广场的一个滑雪俱乐部，并在出发前在利里怀茨上了一堂滑雪课。那次度假真是太妙了，以后我们每年都去那儿并都住同一个旅馆。我喜欢那儿的景致和运动，而且后来越来越爱吃那儿的热巧克力和点心。
家庭生活中，人们既能享受快乐，又得承受痛苦，这话虽然显得有点陈词滥调，但对每个人却都是千真万确的。身后有个家庭作依靠会使从政者感到有巨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家人受到的折磨会使人感情受伤害。我总为马克担心，他似乎容易受到一切细菌的感染，某年冬天他在伦策海德还得了肺炎。有一次他得了阑尾炎，我只得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那是我生活中最糟的一段时间。以后的几周内我花很多时间陪他，却又担心卡罗尔会感到被冷落了。于是我给她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玩具熊，给它取名为亨弗里。不管卡罗尔如何看待这位新朋友，我却变得离不开它了，甚至把它带到了唐宁街。不过后来它那脏兮兮的样子令我不快，我把它洗了洗，它却因此可怜得四分五裂了。“亨弗里竟只能如此短暂地辉煌”。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更操心他的孩子，是他们在跟前时呢，还是当他们远离自己时。我要求两个孩子在年幼时呆在家里，后来我还是同意让他们进了住宿学校，1961年马克上学的那所附近的小学要关闭了，丹尼斯说服我让他去贝尔蒙特预科学校，至少贝尔蒙特就在芬奇利旁边，我可以常带他出来吃午饭。我也知道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他离得并不太远。当然，卡罗尔也不甘被冷落，她决定也要上住宿学校，两年后她如愿以偿。他们走后家里显得空荡荡的。
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又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1960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失去了母亲。她一直是全家稳定的基石。她操持家务，需要时到店里帮忙，招待客人，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市长夫人，为教堂做了许多自愿性的社会工作，还显示了诸如缝制衣服等一系列的实用家政技能，我们从没听她抱怨过什么。就像许多只为他人而活着的人一样，她使她的丈夫和女儿们有如此成就。她的一生很不容易。尽管成年后我更多地谈及父亲对我政治上的影响，但从母亲那儿我继承了将繁忙生活中的诸多职责组织和结合起来的能力。虽然她的去世并非来之突然，我还是深感震动。母亲发病时我们正在埃塞克斯的姐姐家，丹尼斯和我驱车送她去格兰瑟姆作急救手术。此后她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几个月后便去世了。连年幼的孩子们也沉浸在悲痛中。母亲的葬礼后，父亲到“朵马斯”来与我们同住一段日子。一天晚上给他铺床时，我看到枕头上有马克写的一小张纸条：“亲爱的外祖父，姥姥死了我真难过。”看了叫人心碎。
第二节 新手试立法
新手试立法，
不管怎么样，我深感欣慰的是父母都已看到他们的女儿作为议员进入了威斯敏斯特宫。可以说他们实际上真地“看到”了，因为报纸上刊登着我头戴新帽子步入议会的形象极佳的照片。议会开会的前一天，我作为“1922年委员会”——这是所有保守党后座议员所属的委员会——的成员讨论议长人选时，第一次真正接触了保守党议会党团。这个喧闹而烟雾腾腾的屋子里的几百人中，我只认识一小部分，但我马上感到如鱼得水。
那时侯所有的人都那么友善。议会督导员会找每位新议员就议会规则和组织体制谈一次话。关于如何应付记者，老议员们给了我有用的提示。他们还告诉我，不要仅仅关注外交和财政这类大问题，我也必须找一、两个不太热门的话题使自己有所建树。另一个很实用的指导意见是为自己找一位“对手”，我立即就把来自利兹西区的工党议员查里·帕内尔定为“对手”。他以前住在我原来的达特福德选区时我就认识他。他正是那种我所喜欢的有幽默感的正直的工党人士。威斯敏斯特宫对于那些还不熟门熟路的人来说似乎就像一座由令人晕头转向的走廊组成的迷官。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能较容易地走对路。茶室、图书馆和主要委员会的屋子都是我常去的地方。“女议员室”是为25名女议员单辟的二间屋子，我通常能在那儿找到一张可供工作的写字台。由于气味和习惯的原因我不进吸烟室。我那位极其高效率的秘书帕迪，维克特·史密斯与其他几位秘书一起在一间大办公室中有自己的办公桌，我们就在那里处理选民的来信。下院的中心是议会会议厅，这一点在那个时代更明显。我早就听说过，在这儿的经历是无与伦比的。财政和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使人增长见识，每周一次的“1922年委员会”的会议气氛活跃。但只有当一名议员完全融入议会的氛围直至议会程序成为他的第二本性、议会辩论风格成为他的本能后，他才能成为那种最受尊敬的英国政客——“下院议员”。
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早已安排好的过道后面第四排的座位就坐，31年后当我从首相位子上退下后又再次回到那个座位。议会本身曾是——而且现在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地方。我发现，单从喧闹的程度就可证明这一点。我对大学辩论和大选竞选演说习以为常，但以前几次在旁听席旁听议会会议的经历还不足以使我对这种喧闹心理上有所准备。我与一位同事谈起此事时，他只是大笑着说：“你真该听听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的议会会议！”不过，我不久就发觉这儿的男性为主并没有坏到男性偏见的程度。工业界、律师界和保守党选举政治时常以不同的方式迫使我深感作为妇女的卑微。但在下院中我们都是平等的；某些国务大臣如在其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话，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不久我就欣喜地看到，只要对某个问题具有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和有技术性的把握，就能赢得议会双方的尊敬。栈薄和虚张声势很快就会暴露。也许每一代年轻男女后来都会认为，他们眼里的伟人具有其同代人所缺乏的完美形象。然而，如果现在要在后座议员中寻找大批能体现当年议会特点的具有非凡经验和才华的人物，那我一定会陷入困境。几乎不管是什么问题、议会双方都会有人就此提供大量专门的知识和有关的直觉看法，前、后座议员都会十分尊敬地聆听。
事实上，在我任议员的最初几个月中几乎没有机会去轻松地获得有关议会的知识。我和其他310名议员一起就下院立案讨论“私人法案”而进行抽签。我吃惊地发现自己抽到了第二名，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好运气，简直像中了头彩一样。只有前几名议员提的“私人法案”才有机会成为立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此法案的态度如何非常关键。
我对所选议题只有大概的想法，但现在只剩一周时间去作决定了，因为11月11日是提交法案的截止日期。显而易见，我必须选一个既是自己强烈关注、又是自己熟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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