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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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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基思负责一个开支很大的‘社会’部门，因而他（也像我一样）的优先项目的开支与紧缩公共开支的要求之间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内阁中两个在经济问题上最保守的成员排除于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而将经济决策留给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响的人。
约翰·戴维斯是英国工业联合会前总干事，（当伊恩·麦克劳德死后他被召来担任技术部大臣时，他对政治一窃不通），他肯定是经济决策圈内的人。我喜欢约翰，事实上后来我任命他在影子内阁中担任了一个职务。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热心的仰慕者，对他处理动荡不定盼产业政治的做法，也很难为他辩护，而现在他的职责就是处理这类问题。约翰还代表‘商业’界，这是由于特德有潜在的总体主义意识，认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种‘作用’。
罗伯特·卡尔是就业大臣，他是继托尼·已伯和约翰·戴维斯之后在特德领导下负责经济战略的第三名关键人物。他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们的观点和性格也不同。他虽然刻板，但却是正派的、工作勤奋的人。他负有一项困难的、有理由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设法使有缺陷的劳资关系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党左派的名声，但这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有用。工会会员认为保守党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为第一次煤矿工人罢工（1972年）时期的就业大臣和第二次煤矿工人罢工（1974年）时期的内政大臣，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很少有人比他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有一个遇到更大困难的人，那就是威利·怀特洛。他相继担任下院领袖、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最后在三天工作周时他担任就业大臣。威利属于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我们二人之间似乎很少有共同点，而且，肯定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设想过我们的政治生命将会联系得那么密切。因为当时教育部不需要搞许多立法，我们在工作上很少接触。但我已经意识到威利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谈举止和才干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下院领袖。在那一届政府末期，他的判断力和素质使他所起的作用仅次于特德。然而，威利在公开场合的坦率形象却掩盖了他机敏的政治才能和驾驭人的天赋。
伊恩·麦克劳德过早地去世之后。杰弗里·里彭负责进行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有类似的背景——我们都曾担任过牛津保守党协会主席，都曾当过律师——但我们两人的关系从来都不密切。我总是感到他设法用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用他的论点的力量来压倒对手。这可能是由于特德给了他任务，要他在与欧共体谈判时尽量争取到最好的交换条件——而这种交换条件并不总是符合我们最大的长远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的印象是，特德最信任的两名内阁成员是吉姆。普赖尔和彼得·沃克。他们都对特德忠心耿耿。吉姆在保守党作为反对党时是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而彼得是特德1965年竟选保守党领袖班子的组织者、吉姆是农业大臣。他的农场出身和红润的脸色帮助他得到这一职位。此后，1972年4月，在彼得·卡林顿领导下他担任保守党副主席。彼得·沃克热衷于英国机构的现代化，这一点使得他更接近特德。他不久成为新成立的庞大的环境部的大臣。这时，他开始积极推行他的最不受欢迎的地方政府改革，直到我实行‘社区税’时为止。他的改革造成了更严重的官僚主义。后来他到了另一大机构，即贸易和工业部。吉姆和彼得都比我年轻，彼得更年轻些。但他们对政府总的方向都有着大得多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我很不相同，他们对特德的忠诚和他们的政治能量都使我钦佩。
其他内阁成员有苏格兰事务大臣戈登·坎贝尔，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领袖乔治·杰里科，威尔士事务大臣和党的主席波得。托马斯是我在议会中的亲密邻座和朋友，迈克尔·诺贝尔曾一度任贸易和工业大臣。这些成员在内阁的讨论中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因此，我发现在内阁中只有一个政治朋友——基思。尽管总的说来我与其他内阁成员的关系是客气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们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无疑，他们也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更清楚地表现在偶然的交谈和启发的反应中，而不是在辩论中。由于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不想在内阁中占据很多战略据点。
特德完全控制了内阁，未受到挑战。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赢得了1970年的大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人人品的竞选赢得的。我们了解这点，他也一样。再者，以根本原则为基础进行辩论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而且与他的脾气格格不入。直到1972——1973年，以及到发生180度大转弯事件时为止，特德领导下的内阁能够保持团结，至少部分原因仅仅是由于承认这一点：他是首相，因而有权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指望得到支持。然而，一旦计划本身被放弃而代之以实行总体干涉主义时，气氛就恶化了。这种恶化并不表现于发表不同意见，而是偶然流露出来的抱怨。我们知道我们陷入了困境。
第二节 罗尔斯—罗埃斯政策
尽管1970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难向我们突然袭来，我们的头脑中还完全没有出现忧郁的想法。事实上，特德·希思、托尼·巴伯、罗伯特，卡尔、约翰·戴维斯等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实施他们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内阁中的其他成员则是热情的啦啦队长。
首先，政府决心着手削减公共开支。（事实上，这是整个1970—1974年期间唯一持续在内阁一级进行审议的一个问题。1973年12月的削减是匆忙进行的，没有在内阁详细讨论。）讨论于7月底开始。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标是对1974—1975年度的计划开支净削减17亿英傍，而且特德还散发了一个关于经济形势的文件以表明他对这一战略的承诺。削减的开支多半在工业方面，但我已经指出，在教育部内在开支问题上也会有一场战斗。投资补贴取消了。工业改组公司将关闭。飞机和航天工程将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耗资巨大的协和式飞机项目，主要由于欧洲政策的原因，也要暂缓执行。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项目。这样在10月份就有可能制定一项减税预算。根据该预算，标准所得税率比原来的一英镑收8先令3便士（折合新市约为41便士）降低了6便士，并且从下个财政年度开始对公司税进行削减。
我们经济计划中的另一重要环节也毫不迟疑地提了出来——劳资关系法案。该法案的框架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了：这是我们作为反对党时制订出的最详尽的政策的一个领域，而且早在1968年我们就发表了我们的方案。它试图雄心勃勃地、全面地为劳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其主要原则是，集体谈判达成的合同在法律上应当是强制性的，除非参加谈判各方做出其他决定，而且历史上工会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豁兔权应大大缩小，而且只限于那些其章程符合一定最低标准的工会（‘注册工会，）。
有关这一法案的案件将由一个新的司法系统即产业法院和法庭来处理，其上级机构为高等法院的一个分支——全国劳资关系法院。该法案也赋予就业大臣新的权力，即当谈判破裂时，作为最后的办法，可要求全国劳资关系法院命令推迟劳工行动，最长为60天的“冷却时期”——或要求发出有关工人在举行罢工前须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命令。
该法案尽管受到左派方面的敌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对工会运动是积极有利的。在英国的法律中将第一次规定工会享有（或不享有）某种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利。对不公平的被解雇者也将有法定的保护条款——这在英国法律上也是一条新原则。最后，该法案将废除过去立法中规定的煤气、水、电工在合同有效期内罢工为刑事犯罪的条文。
当时我是该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尽管我对某些特定部分持有怀疑，如对有关重要服务部门的规定。我们大家意识到，前工党政府在工会和党内的压力下，从它为改革工会而提出的“取代冲突”的方案后退了。因此，我们进行必要的改革的决心倍增。
回想起来，该法案的基本原理是混乱的。它假定，如果工会权力从总体上得到确认，那么工会就要在劳工行动方面规范它们的会员行为，例如减少未经工会同意的“野猫罢工”，并且以美国的模式有节制有秩序地使用它们的劳工力量。但法案也包括一些加强个人权力而对工会不利的条文。因此，该法案的指导思想一部分是总体主义，一部分是自由主义。
具体来说有4个缺陷。第一，该法案漏洞百出。如果雇主不承诺协议在法律上不是必然具有约束力，工会就可用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的办法有效地躲过了法律制裁。工会还找到了一个有效策略，使该法案企图改变英国劳资关系的奢望落空——许多工会索性撤销了注册，然后继续我行我素，好象它们仍然享有过去的豁免权。对遭到它们的活动损害的人，不承认他们有权起诉。而且即使在少有的情况下受到起诉，它们也蔑视法庭。
第二，我们对劳资关系法如何与我们的总体经济战略配套还不清楚。我们走向‘自愿’收入政策的行动——始于被称为‘N—1，的政策八该政策在劳资关系法案提出之前即开始实行——增加了发生工资争议的机会，并使羽毛未丰的劳资关系法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终，为了与工会在工资问题上缝缝补补达成交易，劳资关系法案被搁置起来，至少是暗中搁置起来了。
第三，如果我们想在这么大程度上依靠法律来改善劳资关系的气氛，我们就应该避免建立那么多新的机构，设定那么多新的程序。这会使我们的对手认为这是针对他们的。而当我们行使新的权力，规定‘冷却’时期，执行罢工前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规定时，这些做法会立即声名狼藉，因为这样会使分歧升温，决定是否罢工的投票结果又会对我们不利。
最后，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的对手会像我们一样遵守规则。“特别是我们认为，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会有群众性的反对，也不会像1972年矿工罢工那样群众性地违反刑法。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是在与不讲道德的人进行斗争，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劳资关系而是政治。如果我们当时了解这一点，我们会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表进行斗争，正如1979年以后我们做的那样。直到后来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才认识到，极左派渗人工会领导层的程度有多么深，而且为什么50年代后期保守党的小册子中提到的那股‘巨人的力量，现在这么被无情地利用着。共产党员们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议会了，因此，他们选择了以进入工会运动的领导来推进他们的事业的办法，威尔逊政府和希思政府都曾与工会对抗过，然而都失败了。如果最初不对工会权力挑战，工会的影响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
但是，在这一初期阶段我们还是在努力向前迈进的。1970年10月，罗伯特·卡尔告诉英国职工大会说，劳资关系法案的主要部分是不能谈判的。该法案发表了，并于12月通过了二读。1971年2、3月份发生了针对该法案的群众性抗议和罢工。工党使用一切计谋反对它、但在1971年8月，该法案终于编入了法典全书。职工大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其下属工会撤销注册。因此，现在就要看该法案于1972年2月底生效时实际效果会怎样——革命、改革还是一切照常。我们不久就会知道。
同时，还有其他问题令我们关注。有时有人认为一这次是伊诺克·鲍威尔认为——政府航天部于1971年2月接管罗尔斯——罗埃斯公司的决定标志着第一次180度大转弯。这并非如此。在该公司通知政府它面临着不可克服的财政困难前不久（由于为它的三星式飞机制造RB一211型引擎而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费用不断上涨），我的选区的一名选民告诉我，他为该公司感到忧虑。我请丹尼斯为我查一下数字。有一天晚上我口家看到他被公司6年的帐本包围着。他告诉我，罗尔斯一罗埃斯公司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当作成本，而不是放在损益帐上。这说明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几天以后我突然被召去参加一次内阁会议。我在内阁候见室内看到航空大臣弗雷德·科菲尔德在那里等候。我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弗雷德？”当他忧郁地回答“罗尔斯—罗埃斯”时，我并未感到吃惊。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问题的全部情况。根据丹尼斯告诉我的情况，我确认了科菲尔德的分析。这使得我们同僚们很惊讶。我们未经很多辩论即决定让该公司自己停业清理，但将其航天部门国有化。在这以后的儿个月期间，内阁又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讨论，因为我们与洛克希德之间又对最初的合同进行重新谈判，而该公司财政当时也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可能会对因此而需要提供的条件和款项提出争议——而且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但我不认为我们之中任何人怀疑，出于国防考虑，我国保持本国制造飞机发动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当然，从长远看，这只“跛足鸭”在我当首相时又重新获得力量，飞回到私营部门。
罗尔斯—罗埃斯纠纷是短暂的。一年之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表现在通货再膨胀、对工业的补贴、物价和收入政策等问题上。然后在议会中保守党右翼内部开始分裂。许多议会外的保守党支持者也出现分歧。为了打开成功的局面而进行的这些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的失败，进一步分裂了保守党并造成了其他后果。它造成了一个通货膨胀高潮，而通货膨胀又使得资产价格飞涨，并大大地鼓励了胜负难卜的金融投机，从而玷污了资本主义，也一同玷污了保守党，尽管许多人否认这一点。我将很快回头再说，导致这一切的经济形势。但是，重要的是不能低估两个非经济问题对保守党的影响——欧洲问题和移民问题。
第三节 从帝国到欧洲
我全心全意主张英国加入欧共体，原因已在前面简述。戴高乐将军于1969年4月离开爱丽舍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的继承者乔治·蓬皮杜热衷于英国加入欧共体；而在海峡的我们这一边，当然没有比新首相特德·希思更热衷于此事的了。从来没有人怀疑刚刚上台的保守党政府会采取什么立场；也没有人怀疑政界各派中会有许多人反对这一立场，其中包括许多最有影响的成员，如迈克尔·富特，彼得·肖尔和伊诺克·鲍威尔。但是，无论是出于各种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原因，工商业界、新闻媒体和流行的舆论都普遍表示强烈支持。
正式谈判于1970年10月底在布鲁塞尔开始。杰弗里·里彭向特德和一个内阁委员会汇报情况，有时也向我们全体内阁成员汇报。12月份，我们两次详细讨论了英国对欧共体预算问题的谈判立场。无疑，加入欧共体的财务支出会是很高的。估计，我们可能指望的最佳方案是：英国所缴纳会费的毛额占欧共体总支出的17％，有5年的过渡期和5年之后的3年所谓‘调整期’（以便使百分比保持在17％）。为了防止不可避免的批评，杰弗里·里彭还希望谈判制定一条特殊复审条款，以便当应对欧共体预算缴纳的净会费变得使我们负担不了时，我们可以引用。但他似乎对这点不大重视，并认为，无论是否有正式的复审机制，我们都能够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当时特德说，没有人认为这一负担是难以忍受的以致我们应中断谈判。这样他就解决了关于加入欧共体费用的讨论。但是，整个财务问题还是应当进行更加仔细的考虑。这一问题是以后的十多年期间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而且证明不那么容易重新进行谈判。虽然在进行加入欧共体谈判期间，欧共体发表了一项声明：如果在当前的欧共体内或扩大了的欧共体内出现一种令人不能接受的形势，欧共体的生存将要求有关机构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英国应缴纳的费用还是在很炔地增长。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在缩减这笔费用上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件事留给了我以后去做。
1971年5月初内阁又讨论这件事，这时据报告说谈判已陷入僵局。当时有些未解决的难题：新西兰产品（奶油和羊肉）和英联邦的糖的优惠协议问题，还有法国人在英镑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功能问题上打太极拳。但是预算仍然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对于可提出什么样的交易条件有这样的想法：许诺削减由共同农业政策导致的费用并建立区域发展基金，这样英国可从中得到超出比例的好处。这仍然不是我们所想要得到的解决办法——而且无论如何承诺是不能兑现的——当时我们没有人预料到这项负担将会多么大。特德告诉我们，他计划在巴黎与蓬皮杜总统举行首脑会谈以结束辩论。内阁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特德用了两天时间与法国总统会谈，鉴于过去与法国之间存在的困难、这次首脑会谈被看作是他的一次真正的胜利。此后的谈判迅速完成——共同渔业政策除外，这个问题用了好多年才解决——有关条款于下个月由内阁批准。议会能否通过还是问题，因为两党内部都存在深刻的分歧，而且工党改变了它过去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支持态度，声称当前的加入条件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政府决定保守党一方在是否加入共同体这个原则问题上进行自由投票。这使工党很难堪，特别是69名工党议员不顾他们自己党的命令而投了赞成票，使得赞成加入共同体的票达到了112票的多数。但是，当涉及条件而不是是否加入的原则时，辩论远没有获得胜利。1972年2月对欧共体法案进行二读时只以309票对301票通过，自由党支持了政府，而且保守党议会党团督导员们施加了强大压力。该法案于10月份成为立法。
当时很少惹人注意的问题是主权问题，包括国家和议会的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1971年7月内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只是讨论了在白皮书中对加入欧共体的一般表述。文件中经过讨论后的段落——第29—32段——现在可以对照事态的发展来阅读，显然是以巧妙的混乱来掩盖根本问题的突出范例。特别是有两句话堪称杰作：
没有国家基本主权受到侵犯的问题；现在提出的建议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分享和扩大各自国家的主权。
习惯法将仍然是我们法律体系的基础，而我们的法院将继续像现在一样运行。
我自己当时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当时我感到，我的同僚们也这样认为，伊诺克·鲍威尔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主权的论断，是把理论性论点作为辩论手段使用。
在对该法案第二条进行辩论时，杰弗里·豪作为副检察长在签复德里克·沃克—史密斯的批评时，对这件事似乎作卞令人满意而信服的说明。他说，“说到底，如果有人建议［欧洲共同体法案］整个废除，议会的根本主权必然丝毫无损”。他还自问：“如果将来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无意间或多或少地与共同体法案相抵触，那将会怎样？”杰弗里说：“法院会设法按照传统的办法根据我们的国际义务来解释法规。”但是，如果二者不能协调又该怎么办呢？他继续含蓄他说：
无路可走时人们只能作到这种地步，使不可回避的和永久存在的议会主权与下面的前提相协调：即我们应当履行我们的条约义务以保证给共同体法以优先地位……如果无意中这种矛盾产生了，那就要由当时的政府和议会来考虑了……
欧洲法庭裁决1988年的商船运输法违反罗马条约，这就使得我们不可能再拖延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了。
然而，并不是这个问题使得共同市场成为政府面临的难题。主要的政治错误在于我们过高估计了参加欧共体带来的好处。在政府本身，这一倾向导致大臣们制定并容忍了不健康的政策。为了“装备”英国工业以应付欧洲的挑战，有人说有必要提供补贴和进行干预——这种思路在1972年关于预算的讲话中得到了支持。更糟糕的是，放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看作是正确的。根据是，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约为5％左右——现在可以在约3亿人口的新欧洲市场内持续下去。也有人认为，来自欧洲的竞争将迫使工会采取较为负责的行动。至于一般公众，对加入共同体带来利益的期望提高了——然后又大为失望，因为由于经济情况恶化工业的混乱情况更加严重了。然而，白皮书许诺：“参加扩大的共同体将导致英国工业的效率和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同时，投资率将提高，实际工资也将更快地增长。”
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谈判成功并得到议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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