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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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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146点，是20年来最低点。工会权力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正在上升。税收的提高加重了商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照顾一下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是正确的，国家的未来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而且，帮助人们以抵押贷款买房子——无论是以抵押贷款利率补贴或定金补助，或者仅仅是以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的方式——比建筑公房或收买私人房屋归市所有更加省钱。我经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每所市属公房，现在每年平均需要缴纳约900英镑作为税收和地方税补贴（包括很老的、市属公房），而减兔普通抵押贷款税，如果把这视为补贴的话，平均每年约为280英镑。”
我的住房政策小组每星期一定期开会。住房问题专家和建筑协会的代表们各抒已见。我经常向影子内阁作汇报。在他们没有对经济政策真正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对任何其他问题有很多建设性看法的情况下，他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负责的领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决心把我们关于住房，可能还有关于地方税的建议，作为我们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举行的下次大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例如，在5月3日星期五，我们影子内阁全天讨论了宣言的政策问题。我汇报了住房问题，并被授权成立一个地方税政策小组。但是，这次会议还有另外一番重要意义。会上，基思·约瑟夫就用新义的“货币主义”方针应付通货膨胀问题作了长时间的徒劳无用的发言。
地方税问题的难度超过了住房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由一个成员略有不同的小组帮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术资料。另外，地方税的改革，且不说取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当局各部门的工作特别是教育部门，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依靠专家们的意见——市财政局的官员证明是最好的情况来源，他们随时提出技术性意见。但是，我的时间很紧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严密注视下工作的。他们希望我拿出一个激进的、得人心的和有说服力的东西。我的任务绝非轻而易举。
话说到这里，我想我可以说很好地懂得了当时的政治已经到了怎样的紧要关头。例如，5月21日星期二，我遇到了350名来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议者，每个村、镇都有一名代表，他们对地方税上涨30％至100％极为愤怒。几种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突出出来：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个单身寡妇与家里有3个已经工作的成年儿子家庭，缴纳相同数量的税款；我们于1973年进行的地方税重估导致了无节制的地方税上升八最近，工党的地方税补助解决办法对郡县地区特别苛刻。简言之，像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地方税问题上也存在着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决心这样做。
住房政策小组已经举行了7次会议，6月10日地方税小组开始工作，住房小组的建议也在顺利地拟定着，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我们作出取消地方税的坚定许诺。但是，在弄清楚用甚么来代替地方税之前，我实在不愿意做出这种保证。无论如何，如果秋天举行大选的话，如今除了找一条可以持续执行的路线写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时，在1974年整个夏天，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住房政策，我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有些是无意的。我向影子内阁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组的中期报告出现在6月24日星期一《泰晤士报》的头版上。在前一个星期五，影子内阁整个上午都用来讨论宣言的第囚稿，到这时，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内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筑协会为购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综合税率，这样把抵押贷款率压低到某种水平，换句话说，以减税的形式进行补贴。第一次购房者的定金存款将得到一笔补助金。但还是没有规定具体数字。将对建筑协会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调查，这种想法是效仿对教师培训进行的詹姆斯调查的做法。我希望这种做法能为抵押贷款高利率问题找到长期解决的方案，同时又不使我们无限期地付出补贴。
最后一点是关于住户购买他们住的市政公房的权利问题，在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中，这一项是影响最广泛、最得人心的。1974年2月的竞选宣言向这些住户提供了购买他们住的公房的机会，但保留了市政当局为反对出售公房而上诉的权利，而且没有提出折扣问题。我们都想再向前进一步，问题是走多远。彼得·沃克不断敦促将“购买权”以最低价格扩大到公房住户。我的直觉趋于谨慎。并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拥有房产的好处。而是我怕疏远了那些已经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家庭。这些家庭节衣缩食以市场价格买了一栋新的私人房产，经受了抵押贷款利率提高和房产贬值之苦。这些人是保守党选票的基础，我对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们会对那些公房的住户有强烈的反感，这些住户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突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实际上是一大笔资产。结果，我们失去的支持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来，这种论点似乎既狭隘又缺乏想象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在1974年当人民的住房价值灾难性地下跌时，这在政治上来说是不无道理的。
最终，我们沿着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远。1974年10月的竞选宣言提出，3年以上的公房住户有权按低于市场1／3的价格买房。如果住户在5年内又将房子出售，则要交出部分资本收益。到宣言最后定稿时，我们已经在数量上确定了对首次购买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给予的帮助数额，即每储蓄两镑定金将得到1镑资助，到一定限额为止。（我们回避了取消房租限制问题。）
然而，竞选宣言中关于最低抵押贷款利率的上线到底许诺多少的问题成了我的最大麻烦。虽然由于我已列举的上述原因，我确信，在这一领域给予许诺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不断上升将使财政部的开支多么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边的人似乎没有这种顾虑。8月：日星期四，他把我从兰伯赫斯特召来，参加他在威尔顿街的新家举行的一次会议，到会者还有彼得·沃克、伊恩·吉尔莫和罗伯特·卡尔。宣言中关于把抵押贷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压力，要我超越这种说法。特德他们想要具体的数字。我强烈反对，但最后我不得不让步，保证将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10％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体数字。我希望事情会到此为止。
然而到8月28日星期三，我乘车从伦敦到桐布里吉去录制“保守党政治广播讲话”的路上，寻呼机响了，要我立即回电话。特德显然有话跟我讲。是威利·怀特洛接的电话。很清楚、他们两个，肯定还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开会。特德接过电话，他要我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我们将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具体数字，并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数字。我说我可以理解低于10％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这种需要可以用9。5％的数字得到满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点太轻率了，我已经为将来的开支担心了。我不喜欢这种习性，即为了一时的政治影响而把数字搞得满城风雨，而不是很好地考虑它们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坚持9。5％。
关于地方税的问题情况也是类似的，6月21日星期五，当我们在影子内阁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设法避免作出任何确定的承诺。我想我们的做法应当是所有各党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共同进行改革。我第一个承认这样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惊。这个问题比住房问题更为困难，在这一领域做出轻率的保证是不明智的。特德对这些都不接受，他说我应当再想一想。几天以后，下议院就地方税进行的辩论确实表明需要更明确的方案。我们主张根本性的改革、暂时减少地方税，规定水费应有税收回扣。在我的发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权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权对地方税进行总体调查。但是，尽管我作为议员获得了未伤毫毛的名声，环境大臣托尼·克罗斯兰还是占了上风，他主张增加中央政府给地方当局的补贴，而不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大的改革。他的胜利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增加补贴未能降低地方税，反而提高了地方开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克罗斯兰严肃地宣布：“宴会结束了。”
7月份，保守党研究部的查尔斯·贝莱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关于地方税的部分，我们仍然从进行一次调查和临时减少地方税角度制定计划。我到影子内阁指导委员会去讨论我们的方案。地方开支中最大的一项是教师的工资。我主张将这项开支转移到财政部。我提出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用一揽子拨款的办法取代地方税，地方政府同时有权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总数以内的开支。我提到的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少向出席会议的人表明，在地方税问题上做点事和知道做什么有很大区别。
8月10日星期六在圣斯蒂芬俱乐部召开了候选人大会，我利用我在会上的讲话宣传了我们的政策。我主张地方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考虑到个人的支付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建议将教师工资转移到财政部负担并实行更好的临时减税办法。这时是新闻淡季，是一年中推出新方案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利的宣传。
我当时觉得似乎这证明我们可以不提出更具体的数字就可以在竞选运动中获胜。实际上，回顾这段时期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太具体了，因为，正如我15年以后发现的，像把劳务费从地方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这种措施本身，并不能降低地方当局的税率。
我本来想离开伦敦的湿热天气和政治的纷扰，到兰伯赫斯特同家人过个愉快的假期，这将是3年来的第一次。但这次又不成了。电话铃不停地响，特德和其他人一直催促我更多地考虑新方案。然后到8月16日星期五，我又被叫到威尔顿街去参加另一次会议。特德、罗伯特·卡尔、吉姆·普赖尔、威利·怀特洛和党中央总部的迈克尔·沃尔夫等人都到会了。我很快明白了开会的目的：他们要迫使我同意在竞选宣言中做出承诺，在一届议会期间全部取消地方税。我表示反对，理由与反对保证把抵押贷款利率降到9。5％以下是一样的。但是特德和他的核心圈子被他们在2月的意外失败吓坏了。在新一轮大选中获胜的迫切愿望使他们急不可耐，要抓住救命稻草，或者用他们的行话来说抓住宣言这个“金块”。
为地方开支筹款有各种办法。对于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一揽子补贴的制度，我们都感到忧虑。因此，我告诉影子内阁，我认为财产税改革似乎是最省事的选择。不过我心底里还有一个想法）即以地方征收汽油税来补充财产税。乡然，对这两种方案都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但至少比提高所得税要好。
无论如何，我的同僚们所关心的，很明显，就是保证取消地方税，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会见中坚持这一点。我由于再一次被迫提出一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感到受到伤害和愤怒。但是我想，如果我把处理具体问题的小心谨慎态度和我大胆的表达风度相接合，那么我就可以使我们的地方税和住房政策成为为党赢得选票的手段。这是我当时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
8月28日星期三下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上我宣布了我们的最后方案。我毫不迟疑地宣布了一揽子措施——抵押贷款利率控制在9。5％左右，取消地方税。正如老练的《旗帜晚报》记者罗伯特·卡维尔说的“饱经风霜的记者们对这些措施几乎象对党中央总部提供的雪利酒一样的欢迎”。报上登的大都是关于我们的消息。人们普遍认为，自2月大选失利以来，这是党得到的最大鼓舞。甚至有人谈论保守党可能在民意测验中又要领先，当然这过份乐观了。建筑协会联合会欢迎抵押贷款利率9。5％的方案，但对我提出的费用的数额表示怀疑。事实上，我愤怒地告诉他们，是他们的计算有错，然后他们收回了。在经济问题上持右派观点的人持批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我们需要争取回来的保守党基层党员非常欢迎我们的方案。关于地方税的保证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工党惊慌失措了。不寻常的是，“举办宴会”的托尼·克罗斯兰反应过火，将我们的方案说成是“玛格丽特仲夏的疯狂”。然而所有这些宣传报道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当时我不知道，从这时起到1974年10月竞选运动结束的这段时期使我有机会在全国和议会中的保守党党员中留下好的影响。没有这些，我后来的事业无疑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第二节 第一次再思考
虽然我作为环境事务发言人的职务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从那年6月底开始，我又参与了另外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对保守党、对国家和对我个人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实是基思·约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从希思政府的残局中摆脱出来，坚决认为有必要从基本原则上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要做这件事，基思确实是理想的人选。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谦逊的品德。他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有长期的从政经验。他有着与性格、观点、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谊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寻常的本领。虽然感觉强烈时他的言辞可能激烈并有说服力，但他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从来不是被动地听。他研究各种论点和主张并将回家去思考的问题记录下来。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不断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怀有敌视情绪的听众面前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的勇气赢得了他的朋友们的称赞，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天性腼腆，甚至胆怯。他这个人太好了，几乎不适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会令人难以容忍。
没有基思我不会成为反对党领袖，也不会取得我任首相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尔雷德·谢尔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这样说也是公平的。这两个人除了都是犹太人之外，没有共同之处，要不是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工作是多么富有成效，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在一起共事。
就我所知，基思和艾尔弗雷德初次见面是在1962年，当时基思是住房大臣，艾尔弗雷德在《每日电讯报》报导地方政府事务。他们经常有接触。后来在“改革俱乐部”的一次讨论之后，基思征求艾尔弗雷德对他带来的一篇演讲稿的意见，自那以后，基思经常征求艾尔弗雷德的意见。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们接触少些。但在3天工作周期内，基思与艾尔弗雷德常见面讨论中东问题，艾尔弗雷德可以说是中东问题专家，他为以色列一家希伯莱语大报写文章。
艾尔弗雷德的才华有自己的特点。他以一个改变信仰者（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以及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辩论家的技巧，着手构想一种新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我觉得，他对政策背后蕴藏的哲理比对政策本身更感兴趣。他擅长把许多结构草率的论点理清，而不是设想出新颖的方案。但是，他的头脑清晰有力，他能完全置他人对他的感觉和意见于不顾，这使他和基思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与基思进行有力的配合。艾尔弗雷德帮助基思把政策研究中心变成了保守党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地。
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件事。不过我从基思那里了解到，他正在想办法把他在影子内阁中承担的政策研究工作转移到建设性的渠道。3月份，经特德同意，基思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特别是西德实行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 进行比较研究。 特德派亚当·里德利参加中央政策研究中心的董事会（亚当在保守党的研究部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除此之外，基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行其是。极其信奉自由企业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奈杰尔·文森，负责给中心找办公地点。后来在靠近维多利亚的威尔弗莱德街找到。主持英国一北美研究协会的西蒙·韦伯利确保中心出版物登载的文章永远兼顾经济理论和工商业的实际情况。此后在1974年，现在的主任，杰里·弗罗斯特也加入了中心，并为可能是一片忙乱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一些行政秩序。其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还有乔克·布鲁斯—格丹和彼得·尤特莱。中心的成功还得益于秘书和厨师的辛勤工作，厨师每周两次供应伦敦最物美价廉的午餐。（也许并不一定总是价廉的：杰里·弗罗斯特有一次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似乎一定要证明一种论断是假的，即根本就没有什么免费午餐。”）中心逐渐成了一大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家的聚集地。他们并不都是保守党党员，但他们都在寻求改变舆论的气氛和深入了解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统治经济的弊端。
我是在1974年5月底直接参与该中心工作的。基思是否想过邀请影子内阁的其他成员与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我不得而知。如果他邀请了，他们一定没有接受。他处在一个冒险的暴露的地位，害怕引起特德发火和左翼评论家的嘲笑是参加中心工作的强大障碍。我在这样的时候跳出来并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
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气最少的机构。管它叫“智囊团”并不合适，因为它没有使人联想起任何美国有名的大基金会的气势。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把中心叫作“鼓舞者、变革的载体和政治酶”。最先提出的社会市场方针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效果，最后悄悄地被人遗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英国需要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的概念——像其他过于从字面上翻译的外来名词一样——被一些问题弄糊涂了。仅仅重新表述只有成功的市场经济才能维持社会进步，可能有这么简单吗？既然有高度的“社会保障”即调节，它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是市场经济呢？即使它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西德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对社会市场经济在以后一些年的实施情况都明显地表示了怀疑。
然后，中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改变对变革的“可能”性的看法。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再次借用艾尔弗雷德的另一句话，“敢于想不可想像的事”。过了不长时间，这种做法开始引起了一些风波。
基思决定要在1974年夏秋期间做系列演讲，他在演讲中将对已出现的错误进行自己的分析并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演讲于6月22日星期六在阿普敏斯特进行，这次是为了吸引潜在的基金捐助者。艾尔弗雷德是主要的起草人。但是，和基思的所有演讲一样——除了那个重要的埃奇巴斯顿演讲之外——我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演讲——他没完没了地散发演讲草稿征求意见。他对所有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认真考虑，每个多余的字都删掉，从而使文字很精练。基思的演讲一向注重严谨的分析和精确的语言，重视的程度胜过讲话的风格。就整体而言，这些讲演是富有感染力的讲究修辞的作品。
这次演讲激怒了特德和保守党权势集团，因为基思把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所犯的错误混为一谈，统称为“30年来社会主义式的时尚”。上一次敢于说这种话的人是1944年海克等的《走向农奴制的道路》。基思抢在一定会对他进行的批评之前，先发制人地承担了对于当时和以后保守党所犯错误应负的全部责任。他把过去一直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个个地拿出来批评。在谈到疯狂追求经济增长时他说：“增长是好事，但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加快增长速度；更快的增长也许就像幸福那样、不应该是主要目标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种副产品。”
他直率他说，公有部门一直在“耗费着私有部门创造的财富”，并对政府“投资”旅游业的价值和扩大大学的做法表示异议。他谴责社会主义者仇视利润并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危害。最后他谈到“混合经济的固有矛盾，这在主张共识者的眼里尤其不可饶恕”。这次短短的演讲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内容还在后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国受到很大损害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恶意造成的，如过分庞大的国家开支、国有化、经济的管理控制、税收和工会权力等。相反，他认为，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愿望。也许在这点上他是过于大度了，认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显的真诚和博爱精神，连同他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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