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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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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八年，他们对下述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辩论：如何用自然选择的作用来解释进化过程中通过种间杂交从变种的能育性转到物种的不育性。华莱士则把这种不育性的原因说成是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益处的结果，因而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理论本身的创立者达尔文则否定这一说法，因为他批驳了不育性能够变为总是有益于物种的可能性的说法。当生物向各方面分开发展时，它们的生殖力就变得越来越弱，因此，他认为，要使它们的不育性通过最无生殖能力的个体的残迹而有所增强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不育性的增强，能有后代的个体数目则越来越少。
达尔文和华莱士在把性选择原则应用到动物第二性征产生的问题上的分岐是尽人皆知的。
还在《人类的起源》问世之前，华莱士于一八六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首先刊登在《旅行和自然史杂志》上，他把这篇文章叫作《鸟窝的学说》。在这篇文章中，他确定了鸟窝的类型与雌鸟色泽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在树穴、洞穴以及诸如此类的隐蔽地方筑巢的雌鸟，其颜色和雄鸟一样鲜明，或者差不多一样鲜明，然而在露天筑窠的雌鸟，却有一种轻微的保护色。华莱士推测说，第二类型鸟的色泽和任何保护色一样，是可以用自然选择的作用来解释的。因为在露天的鸟窝里孵小鸟时，雌鸟有更多可能遭到猛禽袭击的危险，鲜明的色泽对鸟及其后代来说可能有致命的坏处，因为，华莱士认为在鸟的色泽上雌雄二型的发展是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可是在上述文章中，他还没有直接反对达尔文的主张，他把雄性野鸡和鸟鸡鲜艳的羽毛和硕大的身体，归之为性选择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雌鸟和雄鸟通过增加和保留对方所喜欢的偶然变异，都有可能发展其鲜艳的色泽。
在这些年里，达尔文与华莱士通信相当频繁，还在一八六七年，他就从作者寄给了的手稿笔记中，了解了《鸟巢的学说》达尔文本人当时还在忙于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这部巨著的“枯燥乏味的排样工作”，因此，尽管他做得彬彬有礼，看来他也很难克制懊恼的心情，因为在关于第二性征的问题上从不停歇、行动迅速的华莱士又抢在他的前面，在《鸟巢的学说》中，他提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趣的解释。达尔文写信给他说：“当我回到工作上来（即回到《人类的起源和性选择》这本书上来），我认为，这个工作您做得比我所能做到的要好得多。十分有趣的是，我们两人都攻同样的题目”，但是鸟巢的学说没有完全使达尔文满意。他在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给华莱士的信中说，就算鸟巢的学说“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第二类型鸟来说是可行的，但他仍然坚持己见，认为性选择因素是更重要的。他在五月五日给华莱士的信中，拒绝了华莱士慷慨的提议（大概华莱士建议达尔文利用他寄去的笔记），退回了手稿，盛赞华莱士远见卓识；但是，他援引“遗传规律”，语气委婉地提到他们之间的某些分岐点。
一八六八年二月四日，达尔文在日记中记载他已开始撰写《人类和性选择》的工作了。显然，这个“开始”应该理解为达尔文已经停止收集材料，开始写书了。但是他的儿子、传记作者弗朗西斯·达尔文认为，真正开始工作是在一八六九年以后。跟华莱士的通信仍在继续，分岐越来越多。一八六八年三月，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谈到这个题目非常困难时，他对性选择能选出经常的、小的（华莱士强调这个词）、对自然选择来说是足够的变种表示怀疑。他问：“怎能设想，雌鸟会去注意并看中孔雀尾巴上一英寸的东西或极乐鸟尾巴上四分之一英寸的东西呢？”对此达尔文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的信中回答说：“至于谈到性选择，姑娘看见英俊的男子，不会去注意他的鼻子或颊须比其他男子长还是短四分之一英寸，她赞赏他的仪表，并声言要嫁给他。因为我认为，雌孔雀也好，尾巴长度增加也好，都只表示整个外表更好看”。达尔文在这里提到一个与他通信的人，杰恩涅里·乌伊拉，他给达尔文提供了大量事实，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雄鸟讲究装饰，另一方面说明雌鸟注意羽毛的细微处。
辩论越深入，双方就越相信各自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双方看来都有一时的动摇。例如，一八六九年九月十六日，达尔文写信能华莱士说：“要是您得知我为保护色和性选择问题苦恼万分的话，您大概会感到高兴吧。今天早晨我喜悦地倒向了您这一边，而晚上我又后退了，跳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我提心我会永远跳不出来了”。
从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达尔文能华莱士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不久，就他们两人的分岐问题，华莱士给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回答这封长信，照达尔文的话来说，至少需要两百页对开纸！达尔文设法使华莱士相信自己渴求真理的一片诚意（“如果您能知道有好几页我曾反复地读过那就好了！”）他在回信中强调的还是他们对“遗传规律‘的不同理解，特别是在特征传给异性时。他还举了一系列情况，在这些情况下，雌鸟较轻微的色彩不可能用保护色来解释（例如有隐蔽窝的雌家雀或雌青山雀的色彩）。但是可以看出，华莱士的批评使达尔文很痛苦，就在同一封信中，达尔文说：”我的意见和您有分岐，这使我感到不快，而且这真使我恐惧，同时常使我心绪不佳。我担心我们永远也不会彼此了解的“。
这里应当举出华莱士对达尔文这段话所作的是有高尚风格的回答。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的结尾中写道：“我很抱歉，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岐使您感到不快！请千万别这样！真理最终会弄明白的，我们的分岐将成为对别人工作的促进因素，这些人可能会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对的，最后，这个问题只是《物种起源》这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至于您对或是我对，这与主要的学说毫不相干，这便是令人快感的！”
这里，我不打算再谈这场辩论，因为这场辩论当时在报刊上也曾继续开展过（是华莱士发起的）。我只是想说，对华莱士的性选择的批评，甚至在进化论者中间，也比反达尔文主义者的攻击，更使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不能得到广泛流传，尽管应当认为华莱士本人对第二性征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错的①。
我已经指出，《人类的起源》有十三章是谈性选择问题的：第八章叙述性选择的原则，第九章是低等动物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十一章是昆虫纲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三章②是鱼、两栖动物和爬虫纲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下面四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是鸟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七、十八章是哺乳动物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第十九、二十章是人的第二性征和性选择。
还在第七章中，达尔文就研究过人种问题，但他没有加以叙述。这里他感兴趣的是，是否可以认为人种是单独的种或者变种。尽管它们之间在许多重要的差别上有一些是不变的，。但达尔文还是承认它们只是变种，因为，第一，由于最不相同的人种及其杂种之间很容易进行杂交，还由于后代的能育性；第二，由于种族特征很容易变异，一个种族逐渐变成另一个种族，这种渐进性引起了各个作者在对人类可能划分为多少种族这一问题的看法上有很大分岐。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全部人种来自同一根源。我已经说过，有哪些根据使他得出结论说，我们除了性选择外，将不引用任何一个已知的事实来说明人种的形成。是的，他在承认性选择是人种形成的主要因素时，又附带说明，用性选择远远不能解释各人种之间全部的差别，因为这一解释不可能在科学上得到准确的证实。
①见我写的《达尔文全集》第5卷的前的绪论。苏联科学院出版，1953年。
②根据上下文应为第十二章——译者注。
在以后的十一章中，达尔文对动物的第二性征作了详尽的分析，表明了第二性征的产生几乎全是由于性选择，这样他就使读者去思考；在动物那里广泛流传的因素，不可能不在人的类似性征的产生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他证实，男子魁梧、有劲、勇敢、好斗以及精力充沛等特性与妇女在这些方面的特性相比，男子这些特性是在原始时代获得的，后来又有所增强，这主要是由于男子为了占有妇女而展开竞争的结果。达尔文认为，男子有更大的智力和创造发明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性选择所造成的。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未开化的人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好打扮，他们的审美感也是各种各样的：把眼皮、指甲、头发和牙齿涂抹成各种颜色；改变头、头发和发型的式样，用鼻环和耳环作装饰品，穿透嘴唇，纹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未开化的人希望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但是，一些部族认为美的东西，并不符合另一些部族美的概念。例如，一些部族爱蓄长发和长须，而另一些部族则认为秃头最好，于是他们把脸上和身上的毛全部拔掉。此外，看来，在面貌和体形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超出了常规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喜欢常见的面貌和体形，由此就产生塌鼻子的部族把鼻子夹住，中国妇女人为地把脚缠小等等现象。
达尔文接着又证实，性选择的作用在人类早期生活中表现尤为强烈。当时最强壮、最能干的男子，可以选择最能吸引人的妇女，因此人种的起源完全可以用性选择来解释，因为上面所举的对各种部族的观察材料表明，未开化的部族的美，应理解为对该部族特征的某种加强。他在关于人种起源这几章的结尾中说：“由于每一个部族中最强壮、最能干的男子（因为他们能繁殖最大量的后代），在世世代代的过程中，能挑选最合乎标准、因而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妇女作自己的妻子，因此未必能使这些和另一些特征迅速而突然地加强起来。我从自己这方面得出结论：在所有对各人种之间以及在某些程度上对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外表差异起作用的因素当中，性选择是最积极的因素”。
这就是达尔文这部新著作的内容。就其内容的新奇，结构的独特，想法的大胆，涉及的问题对人类是多么重要和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来说，应该认为这部著作仅次于《物种起源》。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课题的巨大困难，那么我们是可以把这部书的写作工作看作是达尔文建树的丰功伟绩的。书中一方面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另一方面有独创的新的理论思想和结论。实际材料涉及到人的身体构造，涉及到人类发展中那些阐明人类起源于低等生物的特征。从那时起，这一材料成了可靠的基本科学文献，人们从中不断地汲取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论据。此外，达尔文在这本书中所收集的有关动物第二性征在交配期间的作用的大量材料，也成为性选择或者解释性选择这一问题的基本文献。
至于谈到理论观点，达尔文在这里也作出了榜样：在问题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在详细研究实际材料和一切可能实行的解决办法时，应该如何创立自己课题的理论，应该如何仔细地衡量一切‘赞成“或者”反对“的意见。最后，他又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这些结论中应该如何把无可争议的工作结果和只是设想的工作结果区别开来。最后，应该如何确定假设的可能性程度以及假设在科学中有什么意义。他在《人类的起源》一书最后一章概括说：”上述观点中有许多观点是很抽象的，有一些观点无疑将是错误的。但我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下，都说出促使我在两个看法中更赞成某一看法的原因。我认为：要下功夫研究，逐渐发展的原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阐明人类自然史中一些最复杂的任务。错误的事实对科学的成就极有害，因为它们有时能够在人们的脑海里盘踞很长时间，但是，由一定数量的实际论据维持的错误观点，带来的害处就不多，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满意地找到证明错误观点的虚伪性那种有益的东西。一旦错误观点的虚伪性被证实，导致错误的道路也就常常堵塞，而且有时通往真理之路也就同时被打开“。
那么，研究的主要结果究竟是些什么呢？
首先是一个无可争论的结论：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祖先是共同的，人类各种族也是有其共同起源的。与此同时，还创立了人类最可信的假设的系谱，并提出了论据，证明大大优越于动物智能的人类智能和动物智能之间，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有区别，并且人类精神方面的感情，是由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那种共同的本能和同情心发展而来的。最后，就人类种族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种族的起源，应归功于达尔文在动物界各纲中有根有据、深入研究过的性选择作用。
然而，达尔文也说过错话，他说人类起源于低等动物的理论与承认人类在质上独特性是互不相容的。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把研究者对人种在动物世界中的根源的研究，引向对人类与独立于动物之外的原因的理解上。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指出这样一个飞跃，这样一个质的转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个个体相互关系中的生物学规律性，通过人类的祖先从简单使用和收集自然产品，过渡到生产劳动工具和借助社会劳动改造自然的途径，被社会规律所替代了。
在上述著作中，恩格斯对人类的进化问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令人信服地表明，劳动创造了人，实际上人类进化的特点，恰恰可以用以下一句话来说明：人类的进化，就是在类人祖先发展的某些阶段上，从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解放出来的新的进化形式的形成。因此，恩格斯表明，人类的产生和进化，是在劳动过程发展的影响下实现的，也就是在与华莱士的唯心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因素发展的影响下实现的。
第十六章 查理·达尔文的《感觉的表现》、《食虫植物》、《蚯蚓》和晚年的其他著作植物》、《蚯蚓》和晚年的其他著作“》植物》、《蚯蚓》和晚年的其他著作”》·
《人类的起源》一书于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问世了，并且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因为二千五百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及至年底又印了五千册。很显然，这本书激起了愤怒、赞赏和惊讶的浪潮。安顿·窦恩在《国外》杂志上写道，这本书在德国博得“热烈赞扬”，但是起初，表示赞同的反应几乎没有，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一极为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而且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还作出了过于假设性的“抽象”答案。
意见和评论可谓五花八门，大多是零零碎碎的，其中既有彬彬有礼的，甚至是同情达尔文的，也有粗野的、尖刻的和愚昧无知的。大量的评论随着他的每一部新著作的出版一拥而上，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并不怎么使达尔文感到不安。而这一次，给他的新观念以重大打击的是著名的动物学专家迈弗特，他出版了《物种的发生》一书，书中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进行了严厉的，而且乍一看来又颇能令人信服的批评。迈弗特指责达尔文缺乏证据，矛盾百出，并列举了一大串他认为从自然选择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例证。他的批评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并不能说明构造的有效特性的初始阶段。
迈弗特的书和凯利克的书一样，标志着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新阶段：迈弗特已经承认进化（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关于进化的论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却不同意进化的因素，即自然选择。宗教观点的卫道士们、造化论者、唯心论者、目的论观点（关于“目的”的学说）的拥护者们所反对的正是用以说明进化的形式，这种形式以其明确的概念赢得了进化论思想的胜利，但是它排除了各种目的和创世主；也就是说，他们反对自然选择，即反对马克思所说的给了“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①的自然选择。至于迈弗特的正确观点，则是他看到了进化的原因在于“某种内在的力量和倾向”，并且同凯利克一样，认为发展是突跃式地。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5页。——译者注。
迈弗特的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就出了第二版，书中的论据开始在书刊上反复出现。
当然，达尔文不能不予回答，何况他大概已经深深地认识到，这本书作者的真正动机，同他的一些朋友的“异端邪说”（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里这样称谓他同达尔文在关于人类的问题上的分岐）的动机相同，相同之处就是希望“使科学迁就宗教”，并且想使“创世说”复活，哪怕是以另一种形式复活。当时他能够指望的朋友很少：华莱士，他的演说无疑是很有才气的，可是他靠不住，爱沙·葛雷也一样；其他朋友又都忙得不可开交。
可是，声援却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有一个叫琼斯·赖特的人，此人“大量阅读并且思考过形而上学的课题”（弗朗西斯·达尔文这样描述他）。他给达尔文寄来了审阅过的、他给《北美评论》写的一篇评迈弗特书的书评校样。照他的话说，他通过书评从哲学方面发表他赞成自然选择的意见。赖特估计，文章是会引起达尔文的兴趣的。
达尔文刚刚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就订出计划：在英国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赖特的书评；他自己则应在准备付印的第六版《物种起源》里新加上一章；在这一章里，他打算剖析报刊上反自然选择论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意见，特别要详细谈谈迈弗特的反对意见。因此，他的更为具体的答复要从赖特的哲学分析中得到充实。他把赖特的校样寄给华莱士，征求他的意见。他在给华莱士的信里写道：“文章虽然写得不很明确，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有的地方显得软弱无力，但是我认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收到了赖特表示同意的来信。达尔文十分艰难地着手写作，因为他感到，由于病情恶化，精力极度地衰竭了。不仅如此。不久（一八七一年七月）在《每季评论》中出现了对达尔文的著作所进行的新的、极为激烈的评论（达尔文根据文章风格和写作技巧，认为其作者就是迈弗特），这篇文章使达尔文大伤脑筋。评论人指摘达尔文忽略了哲学和宗教的基本原则，评论尽管承认自己是拥护发展学说的，但是却又声称：人同大象和大猩猩的差别，比它们同地上的尘土的差别（暗指前面提到的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中的话）还要大。达尔文因受到这种“假道学的无礼攻击”而感到沮丧、苦恼。他写信给华莱士说：“很快就会把我看成是一个最被人瞧不起的人”。他最后决定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赖特的文章。在给华莱士的这封信里他还写道：“即使是人们不看这本小册子，也能表明，有人在反驳迈弗特，对迈弗特的意见也不能不加任何思考地囫囵吞枣！”这也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对达尔文来说是困难的时刻，当时，照他的说法，那些钟摆式的人物摆向反对他的一面去的时候，达尔文的“叭喇狗”赫胥黎，又龇出牙齿，并死死咬住不放。赫胥黎为《现代评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从他那方面驳斥对达尔文主义的攻击，这些攻击在《每季评论》里的一篇大概是迈弗特写的最新文章里，在同期杂志刊登的华莱士的书评《论人类》里，以及迈弗特的《物种的发生》一书的第二版里都有。文章还驳斥了其他一些攻击。
《每季评论》的评论员（迈弗特）指出，天主教会的正统权威们完全承认进化论，就是承认创造出的形体就已具有预先赋予的渴求发展的意向。这种解释，按照他的意见，就是使宗教顺应现代科学。尤其是他引证了著述丰富的耶稣教徒学者苏阿雷斯的著作。赫胥黎决定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些正统观点，他在图书馆找到了苏阿雷斯的大部头著作。正象他写信给达尔文说的那样，他在那里“以家雀聚精会神地盯着农夫干活的那种锐利的目光”扫了一眼以后，就“抽出两卷极可尊敬的、用扣环扣着的书，看来这两卷是最可寄予希望的书”，并决定以自己能从材料中抽出实质东西的本领，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也就是援引苏阿雷斯的文词，用迈弗特他自己的先知者的话来击溃他。赫胥黎抨击《每季评论》上的评论的结束语是：这篇评论既不公平，又无水平。
达尔文收到赫胥黎有关此事的来信以后，精神为之一振。迈弗特的攻击遭到了应有的回击。他在《物种起源》里也亲自作了具体回答。赫胥黎和琼斯·赖特既从哲学方面，甚至也从神学方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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