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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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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新的密探和杀手团体“蓝衣社”（有意识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相呼应）。
①见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54页。
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举行起义，建立反蒋的政府，并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共产党当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错误行动后来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判。（多年以后，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其他领导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
在蒋管区，白色恐怖变本加厉并扩及所有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尽管《上海停战协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趋高涨。因此，保障民权的斗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中国的革命，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存亡绝续的命运。
（五）继续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4月，宋庆龄接到“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委会的邀请，并通知她当选为筹委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他人选有高尔基、罗曼·罗兰和巴比塞等）。她复电同意担任委员，但不能赴日内瓦参加大会——除非牛兰夫妇案件（她认为这是当时民权保障运动的焦点）到时得到胜利。她向上海租界报界说明道：
“……这次国际大会上的男女代表都是为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面对着他们……我不能只是说；你们正在为使中国免于被肢解而战，但正是你们的友人和同事却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监禁和死亡威胁；我对这两个政治犯的营救和对这些合法迫害的抗议现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压制，这个政府派在上海的特务不但禁止中国报刊登载我自己的抗议，连国际上声援他们的消息也不许发表。”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4月28日。
对这两名外国被告的审讯于1932年5月在南京开始，尽管被告辩护律师提出应在上海审讯，因为他们被捕和被指控犯案的地点都是上海。在新的国际声援活动中①，牛兰夫妇也以绝食抗议，要求改变审判地点。国民党政府声明“决不因外界压力而被迫破坏法律”。宋庆龄对此作了一针见血的驳斥：
①新的声援者中有“社会党（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负责人和英国“独立工党”的詹姆斯·马克斯通。在中国驻法、德使领馆前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在作家巴比塞和罗曼·罗兰代表法国的营救委员会要求下，两任法国总理达尔迪和赫里欧发表了声明。
“这些新的热心保卫中国法律的人完全忽视了现已由中国律师协会确认的事实……上海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是无可争议的……而被囚者所要求者仅仅是中国法律规定范围之内——不是超一出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
她还拆穿了报上一则谣传，说她和前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蔡元培已撤回保释的请求，“以免干涉司法独立”。实际上，蔡元培博士赶到南京去再次要求保释牛兰夫妇外出就医，因为他们绝食已有两周。①
①消息及引语据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7月12日及18日。
法院拒绝转移到上海审判的要求，但答应“四十八小时内”交保——又硬说牛兰夫妇是用“绝食作为威吓的工具”。宋庆龄赶到南京，把他们接到早先为她准备的一所在中山陵园区内的屋子里。她记述这次遭遇的情景：
“在一辆满载手持武器、身着制服的歹徒的汽车伴送下，我们开车到那所屋子去，发现屋里空无一物，但窗上却钉了木条，布置得完全像一所监狱。我们最后把牛兰夫妇送到鼓楼医院。但保释还没有批准。”
她还谈到在此之前的“预备动作”：
“狱方用有意设置的残酷方式，连续四个晚上要这两个囚犯准备好离开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保证，他们获得暂时的解放只不过是几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的事情。他们的身体衰弱、陷于半昏迷状态，有人帮他们从帆布床上坐起来，穿好衣服，一点随身物件装入包内。每次都是好几小时的痛苦等待，最后仍然一场空。尽管早已提供必要的保证，最高负责官员也已一口答应，有关部门就是迟迟不发公文。”
因此，她预言：
“……现将在南京进行的审判比起前三次侦查庭来会更近于一场闹剧……被告将得不到辩护，因为律师们没有机会研究那些被用为‘证据’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证人……”
“法官将再一次变成检察官……关于……犯罪事实和判决……上头早已下了命令。”①
①同上报纸，1932年7月22日。
她还对上海租界当局的伪善面孔加以揭露。牛兰夫妇明明是他们抓到并转送给南京政府的，现在他们却用后者在牛兰一案审判权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作为保留“治外法权”的理由。（“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只能由外国人设立的法庭检控或起诉。）①她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推理，“两位囚犯作为进步分子已予以谴责和否定。”
①在撒布这种论调中最起劲的是在上海英国记者中最顽固的H．G．W．伍德里德。我们在前面已经领教过这位化名“人马星”的作者所写的恶毒咒骂孙中山的《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见第六章。
最后，宋庆龄直截了当地阐述了她的立场：“我要对鲁埃格（牛兰）夫妇昨天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挑战表示完全支持……
“问题不仅是鲁埃格夫妇的释放，而是消除现在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可怕负担和摧毁白色恐怖——这一白色恐怖使全国监狱里关满了成千上万优秀儿女和男女青年，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试图打碎把中国人民捆绑在帝国主义列强座凳上的枷锁。”①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9月10日。
1932年8月19日，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牛兰夫妇被判死刑——旋减为无期徒刑，在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单人牢房服刑。
9月10日，宋庆龄第三次赴南京为营救牛兰夫妇而斗争。她巧妙地同妹妹美龄（蒋夫人）同机飞宁，事先告诉报界，她将面见蒋，请求缓刑。①她有没有这样做无以考证，但她同美龄谒中山陵归途中，曾到监狱去同牛兰夫妇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件事上，庆龄的同情心、韧性和策略思想都表现得很明显。即使蒋夫人不帮忙，也不向她丈夫求情，但看到这两姊妹在一起，迫害牛兰夫妇的那些人恐怕也不能不小心一点。宋庆龄从未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过她同蒋氏的家庭关系，但为了正义事业，她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不过这一次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
①英文《上海泰晤士报》，1932年9月10日。
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要求改善待遇和重新审判。宋庆龄在12月30日为此致电南京政府及司法部门高级官员，再予痛斥：
“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已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妻性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恢复自由……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①
①同上，1932年12月31日。
1933年1月11日，牛兰已绝食21天，医生认为他只能再活三天。英文《上海泰晤士报》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还说，“……同牛兰夫妇在一个监狱里的20名青年妇女政治犯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布绝食……同时要求改善医疗、食物及其他待遇……”
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没有公布，她们又都没有名声，因而更易受到伤害。外界听到她们绝食的消息可说纯属偶然，但因此她们在狱中必将受到极野蛮的秘密报复。
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中国网》主编伊罗生代表国际营救委员会和宋庆龄在南京活动时所受到的阻挠：
“伊罗生先生起草了一张委任书，由孙夫人担任牛兰夫妇六岁儿子吉米的唯一监护人。他在携带原来的文件离开监狱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说典狱长钮（译音）某不准他下个星期六再来探视，因为……监狱条例规定每月只许探视一次。
“伊罗生先生说，‘我问典狱长，如果在我下次探视前，牛兰夫妇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典狱长回答道，‘嗯，那也没有办法。’”①
①另一篇叙述载《中国网》（英文），1934年1月13日，没有著名，可能是伊罗生自己写的。
牛兰夫妇活了下来，在狱中又被关了五年。宋庆龄从未停止要求释放他们并曾多次亲往探望，还请外国友人去看他们。最容易获准去探视的是年轻的黎巴嫩一美国籍医生马海德。（他后来同斯诺去访问中国红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入了中国籍，成为国际著名的消灭麻疯病的专家。）
宋庆龄还设法使牛兰夫妇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协助把他秘密转移到苏联去。（他现仍生活在苏联，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亚特列维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时期他从事苏联外交工作，现在已退休。①）
①据纽约州立大学教授A．汤姆·格兰菲尔德的来信。
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才获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机大事轰炸，狱卒们逃离前把狱门打开。牛兰夫妇溜出监狱，辗转到达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里，又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们隐藏下来。最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书作者才知道他们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扬娜·莫斯切科。）
（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宋庆龄还在忙于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就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杨杏佛（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胡适和林语堂，他们后来都转入蒋介石阵营中去了。同盟中有两位活跃的外籍成员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他们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中也是积极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立后立即开展宣传运动和法律斗争。
在第一个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庆龄的地方。1933年3月，庆龄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当时24岁的廖承志是庆龄从小看他长大的，前一段时期在柏林和巴黎还时相过从。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及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专事出卖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发现了他。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也是在外国租界被捕的，然后转送给蒋介石的警察局。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即：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
宋庆龄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5—48页。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烈士，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的烈士的儿子实在太说不过去。因此，廖承志这位热血青年很快就获释，条件是由他母亲保证他以后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
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①
①廖承志《我的吊唁》，原载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周年）《人民日报》，收入《廖承志文集》时标题改为《我的回忆》，下卷，第650—652页。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①“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偶然，并且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所以双方都同意保守秘密。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流传很广，可能是用以说明两党的军人既有如此深的渊源，是能够、也应该并肩战斗的。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人们传播和相信这个故事反映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①1985年在上海访问牛医生遗孀的谈话记录，她在美国居住多年后那时刚回国。
陈赓康复后在伪装掩护下做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关押的时间较廖承志长一些，是宋庆龄再一次把他救出来的。她在毛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指斥蒋介石：
“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①
①据廖梦醒着《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在1925年东江之役中，陈赓时为黄埔军校学员，在蒋介石指挥下作战。一次总指挥部遭敌突袭，蒋惊惶失措、体力不支，陈赓把他背起，脱离险境。
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法同对待邓演达不同，他没有下令杀害陈赓。
陈赓后来从关押的地方脱逃，回到红军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在国防部副部长任上病逝。
正是与这些案件相关连，宋庆龄于1932年12月发表了她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①。她列举同盟任务如下：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1—42页。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任何人不论属何党派均可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要他们不是限于个别案件而是准备对现行反动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权利的行为发起挑战。她说：
“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规定，在引渡被告前没有表面证据，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够成立。……在处理杀人犯、绑票匪、鸦片贩与一般流氓的案件时，租界当局是热心地维护它的司法权利的。然而昨天，并无真凭实据，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五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表却全副武装……据说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说，‘全部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她说，被帝国主义者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上海公共租界实际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在此地，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们正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当这阴谋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①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邓中夏的案件中，宋庆龄坚持不懈的营救努力未获成功。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和最有实绩的劳工领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时是用的假名“施义”，身份没有暴露，只是涉嫌。宋庆龄委托进步的女律师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释放。但后来一个叛徒指认他是邓中夏，蒋介石获悉后坚持要求引渡给南京政府，法方照办了。
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①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①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在上海与本书作者会晤时曾对出事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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