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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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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1942年7月，她在重庆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一篇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①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决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
①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1883—1946），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工作，曾任驻华大使馆武官。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主张积极对日作战，对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素质甚为赞佩，后曾
这篇文章涉及的范围不限于题目所示。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遥远的古代以来，尽管妇女的传统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仆”，“但也有些卓绝的妇女，她们的修养、见识、行政才干、甚至作战的勇敢，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录。”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妇女有了新的、更广阔的远景。许多妇女……依靠工资独立生活。”首先进入社会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妇女来自中上阶层，她们担任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教师：“在政治领域内，许多妇女成为革命政党中杀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导革命运动并担任最艰难危险的工作。作为例子，她举了1907年壮烈牺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战友何香凝，“现在仍旧是我们最进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兴建了许多工厂，劳工运动也兴起了。“争取中国民主这个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包括了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到工人和农民阶级里面去了。中国不仅看到了个别妇女的卓越表现，而且开始看到妇女们在……群众斗争中英勇活动。”
她带着深厚的感情，回忆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和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封建反动头子所以痛恨那时候的‘短发女子’并且大批屠杀她们，使城市的沟渠被她们的血染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挥机构中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她举出了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她从不提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她特别说明，邓和蔡“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如同上面提到国民党的恐怖一样，这些话对重庆那些当权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贯所作的那样，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她接着详细地叙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卖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也同时被叛卖了：
“被右派所夺取和死也不放的国民党，裁去了曾对它的胜利大有贡献的妇女部。有些妇女仍然能在名义上继续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们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缘故。她们并没有向这种新的趋势低头，她们流亡到国外去，宣布她们反对这种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们拒绝使自己只成为摆摆样子的。已故领导人的遗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妇女却和现状妥协，并且劝那些处境较劣的姊妹们放弃争取广阔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内战进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却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国很大部分领土和我国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①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5—137页。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
“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①——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①这个女学生就是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她历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部长、全国妇联国际工作部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多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并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①，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①史良（1900—1985），30年代在上海任律师，主持正义、保障民权、营救革命者，后致力于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地的妇女一见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这些奇怪而可怕地迈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吓得躲进门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耐心的革命的群众工作；
“现在，边区的妇女……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妇女们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她们是男女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是很平常的事。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
“到过这些区域的人，都会谈起那里的妇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们如何在战争中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只有在将来才会达到。”
各地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对于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工合”，来自武汉的纺织女工教会了两万名军属、难民和农妇生产毛线。“工合”的妇女组织者们显示出她们是能干的，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英勇的。
但从全国来看，同令人振奋的1937—1938年抗战初期相比，出现了危险的阴云。
“……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来，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争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这种过程再一次地证明了妇女的地位是与进步和落后势力的消长有极密切的关系的。……例如，邮政局突然宣布不再雇用已婚妇女。女青年会的农村教育计划也停止了。……指导委员会本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对于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份它为召开妇女工作领袖会议而发出的正式文告。这份文告劝告妇女们加强组织、提高个人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告诫她们“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宋庆龄尖锐地指出，这是“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不消说，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
尽管如此，她响亮地宣布：“我国妇女们的觉醒仅仅是在开始。”
“我国妇女的斗争史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妇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战争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还深。当打退了侵略而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妇女将与各国妇女站在一起……使将来的一切都向前发展。”
1942年6月22日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所属半官方机构）举行的纪念会，一同出席的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邓颖超、郭沫若和史良等。她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苏联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于全民团结一致。这显然是为了反衬出中国国内团结的被削弱，间接地对国民党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加以批评，而对左派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则加以赞许。
在她留居重庆的几年里，遇到苏联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她总是同左派人士一起出席。她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是一贯的、坚定的，体现了她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联俄”一项的坚决继承。她很高兴地知道那边的朋友们在尽他们的努力。如在一封信中写道，“莱培”现在“是个大人物了，统率着一支大部队……”。①但她没有忘记那些在30年代后期被清洗的人——他们已经不再能参与战斗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说，现任苏联驻华大使“不像（前任）博戈莫洛夫那样讨人喜欢……看来我们认识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已不在人世——在维希②和伦敦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尽管名字也是季米特里，却不是同一个人。”③
①这支妇女服务队的全称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是胡兰畦，关于她的情况在前面的几章中均曾述及。本书作者曾在抗日前线见到过她。
②1940年6月纳粹德国攻陷法国首都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投降，使将此卖国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故又称维希政府）。——译者
③同下注。
1943年1月下旬，她就英、美两国正式宣布取消在华特权发表声明。这些特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主要是治外法权（各该国国民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英国还有在若干中国城市设立租界之权。宋庆龄分享了人民的喜悦，但告诫大家，正式宣布撤销这些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开始。第一，这还不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已获得平等。“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第二，英、美虽宣布取消特权，但它们过去享受这些特权的地方“尚沦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子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第三，“总理遗嘱，所期待于国人者两事：其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召开国民会议。余深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之中，国际关系已趋平等之后，国民精神必日见其发皂，民主精神因抗战建国而必日见其发扬。”①
①宋庆龄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夫人函。“莱培”是对博戈莫洛夫任苏驻华大使时的使馆武官利帕宁将军的昵称。
象通常那样，她一再引证孙中山的遗教。但国民党对孙中山一向是只在口头上、而从不在行动上尊重，所以宋庆龄的声明国民党的报纸都不予发表，只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
（二）恢复保卫中国同盟
在这段时间里，1942年8月，她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开始时只有两个人帮助她工作。一个是廖梦醒，香港时期的亲密同事之一。日本占领香港后，她和母亲何香凝、叶挺夫人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援救脱险，进入内地。经周恩来指派，她现在又在重庆帮助宋庆龄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来在这战时首都进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员后来慢慢地都来到了——有人经历了极大艰险。如邱茉莉和本书作者是从一个外侨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两人后来结为夫妇），但有人却不那么幸运，如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里。杰姆斯·贝特兰参加了香港的保卫战，被关进了在日本的战俘营。名誉司库诺曼·弗朗士在参加香港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保盟在香港时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组织力量使数以百计的进步爱国人士从日本占领下脱险，但他自己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却被逮捕，关在以残酷著称的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后始获释。保盟其他成员和同事，包括金仲华、柳无垢和许乃波等先后进入国统区或解放区，但不久都到了重庆。奥地利的魏璐诗过去在上海时认识宋庆龄，也帮助过她工作，这时到内地来教书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个新成员。此外还有约翰·伯特·福斯特（关于他下面还要提到）。①
①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转引自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35页。
经过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努力，并得到中共和八路军驻渝代表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保盟不但恢复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重庆的环境比香港困难多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个正规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地方来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庆龄寓所的起居室里开会和工作。对捐赠者的报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来，或者把稿于设法送到国外去，请友好团体代印。有一个题为《在游击战中的中国》的年度工作总报告就是1943年由纽约的援华委员会印行的。宋庆龄为这个报告写了一个引言《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并再次阐述保盟的任务。
①《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年在美国印行的保盟工作总报告）所列在重庆常驻的委员会名单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琼·斯塔厄福思·贝克尔，苏西·陈（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本书作者），邱茉莉（本书作者妻子，已故），约翰·福斯特，许乃波，廖梦醒，王安娜。（琼·贝克尔是曾在西班牙“国际旅”服务的德国医生罗尔夫·贝克尔的英籍妻子。）
关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她写道：
“这是我第三次向你们讲话了。……第一次讲话是五年前。……当时我请求你们帮助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我说过那是‘由于中国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样，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那时你们和我都不能预料到，由于许多国家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信的地步，光荣地战斗着的、坚守着那些国家的门户的西班牙人民竟会遭到失败。……没能预见，反轴心国家直到极迟的时候（但还不太迟）才联合起来，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最后才扭转了大局。”
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她写道：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优秀战士……虽然作战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内有些人们，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的意见，他们也给了极其严厉的驳斥。……”
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军队：
“……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的几乎一半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线，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
“……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
像过去一样，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内部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及国外，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港的时候，特别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变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国国内：孙科、何香凝、冯玉祥（以上三人同宋庆龄本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茅盾（自鲁迅去世后公认为中国首位现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赞助人）。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未来的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同宋庆龄通信）。
在德国：托玛斯·曼（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自希特勒上台后住在美国）。
在美国：赞助的人为数很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外，又陆续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写作有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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