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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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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国贵宾，这使她的家乡城市平添了几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推断。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无疑地，她认为以下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败任何复辟企图；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残余；抗美援朝。①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件大事是为了镇压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压迫者，他们仍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统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国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帮助一个邻国之外还为了排除中国受到外国侵略的威胁，这些外国侵略者不仅入侵了这个邻国，还保证要维护台湾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并威胁要从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经战斗的老战士、一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学习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乐中度过，而是在“严酷和伟大的战斗”中度过的；她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胜利。
①《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为〈人民中国〉国庆纪念号作》（1951年10月1日），《宋庆龄选集》，第282—291页。
第四件她认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本书作者是1951年3月应宋庆龄之邀自美国返回中国、重新在她领导下工作的，担任她刚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以后将专门叙述）的执行编辑。她在1952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刊物对于这一重大主题（指三反五反运动）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①
①据李云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但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书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访问了这位曾在30年代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跃进”（它预示以群众为动力的高速度工业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它预示更快地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①。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而且最近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唯一的“罪状”就是要求党的领导（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贫困。②
①同注10（李云的谈话）。
②参阅《彭德怀自述》，第281—287页。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些观点、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来谈一下在这些年里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针政策交给政府讨论和公布之前，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周恩来总理）总会先去向她通报决策的内容和根据，并征询她的意见。这一作法是出于对一位始终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战斗的伙伴的尊重，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
1956年9月，她接到特别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并在大会上致词——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会上发言的非共产党人士，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只是联名向大会致送了书面祝词。
她首先祝贺党“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接着，她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来，我在这里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①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1956年9月26日），《宋庆龄选集》，第364—366页。
宋庆龄本人在1957年4月——当时中国革命已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曾向当时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表示了入党的愿望（据刘的遗孀王光美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在党中央讨论了她的这一要求之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去看她，转达中央的意见。他们告诉她，“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①据说，周恩来讲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②
①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
②所引周恩来的话曾广为流传，但本书作者尚未找到书面材料。
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党对她的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1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代表团成员中有邓小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
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一次纪念大会上，她在讲话中回忆1927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
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72页。
在这次聚会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会见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产党女领袖、笔名“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回京后给本书作者的热情洋溢的信①中，她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和特点。在各国党代表团中，只有中国党代表团有非党人士参加（除宋庆龄外还有诗人、学者郭沫若和小说家茅盾）。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在当前时期的高度声望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二是她对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热切期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个党的联合声明读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它必然会产生同第一个宣言一样的影响——激励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而奋斗。”
她这一次带回来送给本书作者的礼物是经过挑选的回忆列宁的书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还附有许多插图。
（四）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平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和配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①。
①《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选集》，第315—321页。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①
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九三三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现在，当和平代表们莅临中国，他们受到上宾的招待。当你们走进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级的会场）时，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一切可能办到的方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报告和讨论都会由无线电和报纸传达出去，连最小的村庄都达到……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确实，1952年同1933年的差异真是如同白昼之于黑夜。那时，虽然从欧洲来了一些代表，但关系最为密切的亚洲国家却没有人能来。日本的代表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则为当时尚为荷属东印度的当局所阻，如此等等。现在，亚洲极大部分地区——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国家的独立——的代表都参加了，并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讲坛上发出爽朗有力的声音。
＇中苏友好＇
中苏友好是宋庆龄一直致力的事业。在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联结纽带之外，她象征着由孙中山和列宁所缔造的中国反帝民主革命同苏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整整一代的中苏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维护这一联系。在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在1949年成立时，她任副会长（刘少奇任会长），1954年后任会长。
多年以来，许许多多苏联代表团——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几乎都要去拜会她、向她致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1951年，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这项奖金的委员会派了两位著名作家——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于1951年9月到北京来授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举行的日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九·一八”纪念日——2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随着历史的迅速发展，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宋庆龄在受奖后的答词①中反映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并像她惯常做的那样，既回顾又前瞻：
①《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词》（1951年9且18日），《为新中国奋斗》，第303—308页。
“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中国人民……曾经看见他们自己的和他们邻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战争所蹂躏。我是以这样一个民族的一分子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他们已经尝到解放的欢欣、全国的统一，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
她在谈到中国人民需要并希望得到“一个长久的世界和平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之后指出，由于美国在朝鲜进行战争并迫近中国边界，和平正遇到威胁。
“由于我们衷心需要和平，我们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具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充分表现出……我们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刚毅坚定、力量无穷，表现出当我们领土遭受威胁时的同仇敌汽，随时抗击。”
她接着赞扬中苏友谊，谴责美国自以为有权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却到处遭到抵制。她指出，许多事实证明，“美国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是要求和平的”，他们“急切希望朝鲜战事的结束”。
她最后说；
“斯大林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依旧可以避免这可怕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化为行动。我们必须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组织对世界和平共处的信念的广泛的赞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团结一致，要求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间的纷争，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战争。”
她对于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是很激动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在场面很大的官式场合发表讲话时，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是非常紧张的，事后总想要通过一些随意的私下交流来轻松一下。她在这次典礼之后给本书作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说，“我当时感到有点神经质，不知所措。但当这场艰苦的历程结束、别人接着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用目光寻找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在左边那几排里，我看到了你的美丽的面庞和艾培（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容光焕发的微笑——这就足够使我完全安定下来了。”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1年9月28日。
这笔奖金是10万卢布。她签收后立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①
①奖金是由苏联外贸银行于1951年9月5日开出的一张支票支付的。宋庆龄在支票背面上端用俄文签名，下面直行书写批示并再用中文签名。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123页。
50年代后期，她两次访苏。从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苏联十月革命节和其他重要节日（包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后的周年纪念日），她都要拍发贺电，电文在两国报纸上都广为刊载。从1949年到1965年，她还写了五十多篇文章。阐述两国友好的传统和意义。
她的努力使中苏友好的旗帜继续飘扬。事实上，在中苏保持友好亲密关系的时候（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以及两国漫长的边界来看，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某些紧张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当时仍使双方不快的一点是：在1949年初苏联既不赞成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最后逐出国民党，也怀疑它有无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否就应该一切听从苏联的意见或者择善而从？为了避免把宋庆龄卷入这些纷争（这种情况无益有害），所以在成立中苏友协总会时，刘少奇亲自担任了会长（他可以同苏联党政的最高层打交道），而由宋庆龄为副会长。直到60年代中苏争端公开，刘自己才把这些情况向宋作了解释。①
①本书作者1987年4月24日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时的谈话。
1961年，当中苏关系已很紧张的时候，宋庆龄在《中国建设》和《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论文①，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
①宋庆龄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人类的希望》，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外文稿发表在《中国建设》各外文版上，1961年第1期。
此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日趋尖锐。矛盾的核心是中国革命者经常最敏感的老问题——要求国家之间的平等，绝不容忍外国的控制（不论是什么人）。造成这种敏感心理的历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整个斗争过程就其国际意义而言可以称之为“争取独立的百年战争”。任何人忽视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同中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但苏联政府在经过了一个以援助为主的时期之后——当时没有别人援助中国，所以中国对这种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运用多方面的压力，企图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它撤走专家和收回建设工程图纸，停止供应设备、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国偿还抗美援朝中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的费用，而志愿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到了这时，宋庆龄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愤慨，特别是对于发出这些号令的赫鲁晓夫。
1961年末，她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说：
“我觉得在（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赫鲁晓夫肯定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1964年，在赫鲁晓夫被撵下台之后，她写道；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老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正在写自我检讨？我不大相信，因为他不是那种会认错的人。”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给本书作者（刚从外地参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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