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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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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密使又活跃起来
自从蒋介石要求“辞职”，国民政府予以“慰留”，给假一月，所有行政院的文件上，均署：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就在报上公布审张、赦张的消息之后，看看南京还算平静，蒋介石放心了。他于翌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和宋美龄一起乘飞机飞往老家奉化溪口，“度假”去了。
蒋介石在溪口，寓于慈庵，为母亲扫墓，为亡兄蒋锡候开吊……蒋介石表面上仿佛在那里度假，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遥控着南京。自一九三七年元旦起，形势陡然紧张：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分五路朝西安挺进！杨虎城当即作出反应，设立七道防线，针锋相对，水来土掩。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幕后密使再度活跃。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署名“洛、毛”的密电发到潘汉年手中。洛，洛甫，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毛，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区，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
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洛、毛电报中所称“宋子文要我派代表”，这代表原本是周恩来。在西安，蒋介石曾经当面对周恩来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以来南京直接谈判。”可是，张学良在南京受审、被幽，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打了个大问号。就在致电潘汉年的同时，毛泽东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毛泽东所说的张君，乃国民党密使张冲也。
潘汉年接毛泽东电报后迅即和宋子文联络，潘汉年复电毛泽东，不日他可以陪张冲前往西安与周恩来谈判。
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一边幕后斡旋，一边又公开通电。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以及“奉化蒋介石先生”：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蒋介石权衡再三，于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军：非得总攻击令，不许对西安方面发动攻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
应当说，蒋介石这一命令，对于缓和当时一触即发的内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蒋介石在溪口致顾祝同的电报中，道出了内中的底细：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正攻，但应时时向之威胁，勿稍松懈为要。中正手启这一电报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蒋介石，仍在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只不过把指挥部
从南京搬到溪口来而已。
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忙于幕后奔走。他陪张冲去西安见周恩来，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谈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署名，给潘汉年发来电报，指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经过潘汉年、宋子文会谈，事情有了进展。蒋介石答应了和平解决方案。大抵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不肯签字，造成人们对他的不信任感。这一回，毛泽东强调了要蒋介石签字，生怕蒋介石说话不算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不过，蒋介石还是老样子，不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不签字！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共依然是“赤匪”！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顾祝同—周恩来西安会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发生的小插曲：一艘远洋轮船在黄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系着领带的人物走了下来。他埋怨轮船实在开得太慢，以致耽误了天赐良机！此人便是汪精卫，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老对头。西安事变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国的他，一阵狂喜，以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他声言：“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他急急回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驶往上海的“波士坦”号邮轮。可惜那时没有直航飞机。邮轮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诗来：
到枕涛声疾复徐，
关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罢无长策，
起剔残灯读旧书。
当他抵达上海，西安事变早已落下大幕，蒋介石依然大权在握。
四天之后，汪精卫乘飞机飞往南京——这时才乘飞机，顶什么用？！当飞机飞抵南京时，天公也不作美，飘飘洒洒下起冷雨来了。出于礼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飘着长髯，在一把油纸伞的遮护下，颤巍巍站在机场上迎接。汪精卫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步下飞机时脸上堆着苦笑，好尴尬……蒋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个月，于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继续“休息”。
幕后的斡旋，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刚到杭州，便忙着调兵遣将，向西安进发——因为经过密商，杨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
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
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从二月六日蒋介石自杭州发给顾祝同、刘峙的手令，便可觑见当时蒋介石的狐疑心态：我军入西安之时，至少要先驻守东西两门及钟楼，或先进驻两门后，再看钟楼有否杨部驻守。如无杨部，则我军可自动进驻钟楼，否则与之妥商，令其让防。其实，杨虎城部队已经遵照商定的条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周恩来尚在西安。于是，也就开始了“顾祝同—周恩来”新一轮国共会谈。在幕后决策的，依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顾祝同乃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军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顾祝同原本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他担任战术军事教官，从此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就对他不断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蒋介石召见顾祝同，面授机宜，嘱其在解决西北问题时，“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不久，顾祝同飞往洛阳，指挥五个集团军，向西安小心翼翼推进。
蒋介石预料，顾祝同一进入西安，周恩来马上就会与之接触。正因为这样，在中央军开入西安的前一天，蒋介石便从杭州给在洛阳的“墨兄”发去一通密电。“墨兄”，即顾祝同，他的字为“墨三”。蒋介石的电报叮嘱道：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与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均勿公开，以免其多来求见也。
蒋介石生怕泄露天机，在电报中指明“此电立即付丙，切勿带往西安”。付丙，即烧掉。蒋介石的电报还提及：“密。张冲同志本日由京乘车来陕。”果真，二月九日，当顾祝同刚刚抵达西安，来自城东北七贤庄一号的秘密使者，便带来周恩来的口信，希望一晤顾祝同。也就在这一天，“毛、洛”从延安给周恩来发来了电报：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组织领导不变。电报中的林，即林彪；贺，贺龙；刘，刘伯承；徐，徐向前。朱为朱德，彭为彭德怀。这样，蒋介石在杭州不断给顾祝同拍电报，毛泽东在延安不断给周恩来发电报，“顾祝同—周恩来”会谈，成了间接的“蒋介石—毛泽东”会谈。除了顾祝同之外，国民党代表还有张冲、贺衷寒；中共代表还有叶剑英。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周恩来为了及时向中央请示，曾几次乘坐双座战斗机，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延安有个小小机场，既没有导航设备，也没有气象台，飞行危险很大。有一次，周恩来乘飞机回延安，因云雾很浓，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盘旋近一小时。在这段时间，延安和西安的电台一直保持联系，西安说飞机早已起飞，而延安则说未见飞机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来，十分焦急，叶剑英一直守在七贤庄译电室，等候飞机的消息。后来，飞机折回西安，周恩来回到七贤庄，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但他却仍是谈笑风生，不当一回事儿，为了党的工作，第二天又飞向延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曲里拐弯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迁入延安。毛泽东则于一月十三日迁入延安。
毛泽东初入延安的住处，鲜为人知。笔者在延安友人的帮助下，沿着狭窄的山路，在一块巨大的山岩下，找一个方形的石窑洞。洞壁、洞顶被煤烟熏得一片漆黑，地面坑坑洼洼。窑洞现今的女主人李玲告诉笔者，李家十几辈世居此洞，毛泽东初入延安时便在此洞中住了数月。当时，把窑洞让给毛泽东的是她的父亲。她父亲是位中医，有点文化，跟毛泽东颇谈得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在院子里，用红砖黄泥砌了个岗亭，这岗亭迄今仍在。毛泽东正是在凤凰山麓这孔石窑洞里，不断发出给周恩来的电报……
蒋介石呢，他在西子湖畔住了些天，又上庐山休养。虽说二月的庐山寒气逼人，他却喜欢这时庐山的清静。他在筹划着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早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便已作出决定：翌年二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要对西安事变以来的政局作出决策。
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毛泽东在延安那孔石窑洞里，来了个先声夺人。在会议召开前五天，中共中央便发出了《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这份电报，非同一般。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四五方案”，将了蒋介石一军。电报声言：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对国民党五项要求之后，指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能够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项要求，则中共中央愿作出四项保证，这便是毛泽东的“四五方案”。中共中央的四项保证是：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引自延安《新中华报》第三二九期。
这份电报，是中共纲领性的文件。
当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当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拉开帷幕，一场激烈的格斗便开始了。这次会议，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对日关系；二是国共关系。“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会议在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果真，国民党内各派纷纷登台亮相。“久违”了的汪精卫上台了。他成了右翼头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宋庆龄、何香凝则是左翼首领，她们力主“联共抗日”。杨虎城也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重提西安事变时和张学良一起提出的“八项主张”。他说：“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蒋介石呢？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等突然构乱”，是“凌乱纪纲”。他向“到会各同志”分发了“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为之捉刀。陈公博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录》中，有一段文字妙趣横生地写及《西安半月记》的出版内幕，照录于下：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旁边，他正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说。“我也这么想。你试说毛病在哪里？”力子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的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
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尽管蒋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然而西安事变毕竟深刻影响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表示如果领土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蒋介石也在声明中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在蒋介石的言论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
不论怎么说，总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战——虽然还有个前提，即“超过忍耐限度”。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一大成果，一大贡献，一大胜利。至于如何对待共产党，争论益发白热化。大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希冀“根绝赤祸”，而“赤祸”当然指的是中共。不过，细细推敲这《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可以发觉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一决议案，提出了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军队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组织。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折，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对于这曲里拐弯的四条，周恩来后来作了绝妙的解释：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一九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延安的石窑洞里读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以为大体上是有进步的。毛泽东在三月六日致任弼时的电报中写道：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内部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写得更明确：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不过，这谈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满着讨价还价……“顾祝同—周恩来”西安谈判，谈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三是从三月开始国民党给红军军饷接济。这三件事能够谈成，也算不易。不过，毕竟只是一些细节而已。
即便是细节小事，却也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顾、周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蒋、毛之间的讨价还价。
蒋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规定了“底价”：“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毛泽东三月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底价”：“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也就是说，蒋介石“开价”：红军改编一万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泽东“还价”：红军编五万人，“力争超过此数”。顾祝同要服从蒋介石，周恩来要服从毛泽东。顾、周之间讨价还价，毛、蒋之间讨价还价，好不容易才算谈定了个双方认可的价：红军改编三个师，即两万两千五百人，比蒋介石开的价高，比毛泽东开的价低。每一项谈判，都如此这般，讨价还价着。所幸，不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不论顾祝同还是周恩来，都对讨价还价充满着耐心。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提及：有关政治问题，“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这样，国共谈判也就接着升级，由“顾祝同—周恩来”升为“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地点也由西安转到杭州。国共谈判消息传出，各界猜测纷纷。竟有传闻，蒋介石任命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这消息传进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电毛泽东：“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为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毛泽东见了电报，大笑不已。他怎么可能去当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省主席？！毛泽东于翌日，当即复电李富春：“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刚刚给李富春发了辟谣电报，又从彭雪枫那里传来“新闻”：蒋介石要派毛泽东出洋！彭雪枫原任红军师长，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驻太原阎锡山处。在那里，他听到道路传闻，便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毛泽东于四月一日给彭雪枫发了电报：“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种种传言，表明了人们对于国共合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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