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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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访问了当时正在延安的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王观澜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主任，与毛泽东有着许多交往。据徐明清回忆，正是在这一天傍晚，她和丈夫王观澜走向延安城里凤凰山下毛泽东的窑洞，窑洞也被炸弹炸过，但毛泽东仍在这里宴请朋友。出席者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
　　这次宴会，是为什么而举行？主人不言，客人心中也都明白。一位二十四岁的来自上海的姑娘，频频为客人劝酒。她，便是前文已经提及的江青。她在这一天和毛泽东结婚了！宋美龄比蒋介石小十岁。江青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
　　一种奇特的巧合，为蒋、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都有“约法三章”！
　　蒋、宋结合时的“约法三章”，是宋美龄提出的。据云：
　　一、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成为基督徒；因宋美龄是虔诚的教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并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
　　三、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阶层决策会议，她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
　　关于蒋、宋的“约法三章”，所传版本甚多。以上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所印《蒋家三代的罗曼史》一书。
　　毛泽东和江青的“约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泽东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却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约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约法三章”的内容也互有出入。
　　据笔者看来，前些日子由台湾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约法三章”，倒是比较可信。据云，台湾方面的资料来源是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那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一批中共文件，内中有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江结合“约法三章”的决定，是可能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全文如下：
　　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
　　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蒋、宋的“约法三章”和毛、江的“约法三章”，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婚后夫人的政治生活问题：宋美龄主动提出，她不担任政府公职，只担负蒋介石的秘书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这么说，后来也这么做；江青则不同，由政治局对她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二十年内不许她问政。这不同的“约法”，当然由于宋、江两人的身世、阅历、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龄出身名门，家庭豪富，姐姐宋庆龄又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受过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语。虽说此前宋美龄有过恋爱经历，但从未婚嫁。
　　江青则不然。她出身微贱，小学文化，又有过多次婚变——二十四岁的她，已经嫁过三个男人，即俞启威（黄敬）、唐纳（马骥良）、章珉（谢兴），而毛泽东则成了她的第四个丈夫。然而，她却是一个能干、富有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没有什么背景，全然靠着个人奋斗，从一个山东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剧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又主动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泽东作为“进攻”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正是知道江青是个参政欲很强的女人，又有着多次婚变以及被捕入狱、失去组织关系的复杂历史，所以对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的“约法”，是富有预见性的！
　　宋美龄和江青都属“女强人”，只是一个雅，一个“野”。她们都对丈夫的事业、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不过，宋美龄乃“明媒正娶”，蒋、宋的婚礼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上千人出席。婚后，宋美龄便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公众场合。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第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干，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江青则不然。她和毛泽东的结合，是在悄悄中进行。没有正儿八经的婚礼。徐明清所参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连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说穿！正因为这样，江青最初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日子是静悄悄的，“锁在云雾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这才终于“露峥嵘”……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着手“溶共”
　　自从进入一九三九年，国共关系由晴转多云，转阴天，后来甚至下起倾盆大雨来了！“气候”的转折点，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雾都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前一个多月，“气候变化”已经显露了端倪。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蒋介石即将离开桂林飞往重庆，他约见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蒋介石忽地对周恩来说，他过些日子要去西北巡视，可否届时请毛泽东到西安来，与他一晤？！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三回邀晤毛泽东了：先是邀毛泽东出席南京国防会议；接着邀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邀毛泽东到西安谈什么呢？
　　蒋介石对周恩来如此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原来，蒋介石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中来。说得更明白，即“溶共”！当天，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记述蒋介石的意见：
　　一、跨党大家不赞成，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
　　二、如果可谈他拟于到西北后约毛同他面谈。
　　三、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四、大家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不可能同意蒋介石的“溶共”方案，当即作了如下答复：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日出路，而且为达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加入国而退出共，这是不可能而且做不通。《周与蒋谈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提到：“毛泽东不宜此时见蒋。”
　　蒋介石原来要“剿共”，此时要“溶共”，其实是一个意思。他始终把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尤其是国共联合抗日以来，中共迅速发展，使蒋介石深感不安。毛泽东呢？他不失时机地来了个“三扩大”：扩大中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扩大根据地。面对着日军的长驱直入，蒋介石不得不联共抗日。不过，他的心中，仍时时不忘提防中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两周年的纪念日。这天，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即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又提起国共合并的话题。蒋介石的谈话，可从王明十三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见到。
　　蒋介石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据吴玉章后来回忆，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蒋介石还对他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又提统一两党事”。看来，蒋介石已在加紧“溶共”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坚决拒绝“溶共”
　　来自蒋介石的一次次“溶共”讯号，通过电波，飞向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百倍警觉。毛泽东这时已经迁到延安城西北三公里处的杨家岭。他在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当天夜里，即他和江青举办婚宴的那天，考虑到城里不安全，撤往城外的小山村杨家岭。
　　杨家岭，原名杨家陵。那是因为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那里。自从毛泽东迁此，中共中央机关也迁此，遂改名杨家岭。杨家岭其实无岭，只有几座小土山而已。窑洞傍山而筑，倒是极好的防空所在。毛泽东和江青住两孔窑洞，一孔作办公室及客厅，一孔作卧室。毛泽东与众不同之处，乃是客厅里放了张帆布军用躺椅——那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可坐亦可卧；另外，他的床上一年四季挂着蚊帐。
　　当蒋介石从首都南京迁往行都武汉，又迁往陪都重庆时，毛泽东一直坐镇延安。
　　蒋介石对于中共态度的变化，毛泽东作出了分析：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日军处于大规模进攻阶段。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大量损耗，再说占领了一大片中国国土，又牵制了一大批军队，不得不减缓了对蒋介石的进攻。另外，汪精卫的投日，使日军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这样，双方相持着。蒋介石也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了。对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倒也有着“共识”。
　　当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对形势作了分析：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毛泽东所说的“相持阶段”和蒋介石所说的“速和速结”，异词同义。果真，蒋介石在会上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这一回，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溶共”。“容”和“溶”，不过相差三点水，含义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对中共的八字方针：“防共、限共、溶共、反共。”会议秘密地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决定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代替原先的国防最高会议，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居为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蒋介石被推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于汪精卫已经叛变，蒋介石成了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权威。从此，“蒋委员长”又有了新的含义，即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新动向，迅即作出反应。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蒋介石。这一电报，由周恩来面交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的“溶共”，明确地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就是说，毛泽东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企图。
　　也就在发出致蒋介石的电报的前两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共发出了党内指示，即《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毛泽东清醒地向中共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②蒋介石要“溶共”，毛泽东反“溶共”，双方如同针尖对麦芒。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磨擦”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一时间，“磨擦”成了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据《辞海》释义，“物体相摩擦”曰“磨擦”；而“摩擦”则曰“接触”。当年所谓国共“磨擦”，既“磨”又“擦”，不仅磨擦出火星，有时还燃起大火呢！由“磨擦”一词，又派生出许多新名词：那些专门从事制造磨擦的人，被称为“磨擦专家”；那些怂恿磨擦的文件，曰“磨擦文件”；那些因磨擦产生的事件，叫做“磨擦事件”。这些时髦的新名词，其实又互相联系：蒋介石手下那个防共委员会，便是由许多“磨擦专家”组成。那些“磨擦专家”们起草了一系列“磨擦文件”。这些“磨擦文件”，导致了一系列“磨擦事件”。磨擦专家们给中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异党”。称中共的军队为“异军”。于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一系列“磨擦文件”，即限制“异党”、“异军”的文件，极端秘密地在国民党内部下达了。这些文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内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文件一开始就提到：“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漏。”这一文件，便用上了时髦名词“磨擦”：“倘不慎而泄漏入于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至发生磨擦。”这一文件，极为耐人寻味。其中最有趣的是这么一段话：“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制异党活动之方，亦唯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
　　这就是说，陕北在中共领导之下，成了“铁桶”般的“特区”。国民党要向中共学习，要把国民党统治区，也办成“铁桶”！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共“坚强组织之办法”颇为羡慕。正因为这样，他多次叹息国民党“太松、太乱”。这些秘密文件还规定：“我们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各党各派均已接受国民党领导，无论异党之借口如何，均一律不予承认。”“对其非法活动与无理要求，必须严厉取缔或拒绝，断不可迁就退让，再事姑息。”“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共党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组织。”“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国民党对《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这份绝密文件还是落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一次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中，激烈地抨击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毛泽东说：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七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自从毛泽东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公开曝光，连蒋介石也觉得“异党”一词欠妥。他下令
　　把“异党”一词又改成“某党”。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特字四八六号密令》：“查‘异党’一词易滋误会，兹经中央决定，嗣后原称‘异党’者一律改为‘某党’。”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以“有理　有利　有节”为“反磨擦方针”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醒，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这是周恩来所拟挽联，高悬于延安会场。向来，这样的挽联总是周恩来亲笔所书，只是由于他二十天前由延安杨家岭骑马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不慎坠马，摔伤右臂，无法亲自握笔。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延安群情激愤，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大会上，发表了前文提及的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最初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收录《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
　　平江惨案，便是当时著名的“磨擦事件”。
　　湖南平江这地方，原是中共影响颇深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便是在这里举行“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彭德怀率部前往井冈山之后，平江余部组成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九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九三九年一月，这支部队奉命开赴江南前线，在平江嘉义仍留有一个“留守通讯处”，料理一些善后工作。在磨擦日渐加剧的时候，这里也磨擦着，以至迸出了火花，燃起了大火。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光宗，率部突然袭击了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的留守通讯处。上校参议涂正坤（四十二岁，平江人）、少校秘书曾金声（三十岁、平江人）当场被击毙。当天夜里，中校团副罗梓铭（三十六岁、浏阳人）及吴渊、吴贺众、赵绿英等八人又被活埋于平江黄金洞。
　　此事被封锁消息，直至七月一日才被新四军获悉。八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大声质问国民党：“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了没有呢？没有。……”“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也就在这一天，延安各界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取消“磨擦的根源”——《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是因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本身是个“绝密”文件，他矢口否认有这么个文件，叫他怎么答复呢？
　　磨擦归磨擦。毛泽东谴责磨擦。不过，对于蒋介石，毛泽东还要顾全大局，拥护他抗日。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报社记者谈话时，如此说道：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磨擦不断。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初，曾历数国共之间的“磨擦事件”：……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军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毛泽东制定了反磨擦方针，即“有理、有利、有节”。他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对反磨擦作出了限制：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为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毛泽东在十天后的另一份电报中，又一次强调：“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蒋介石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曾指示：“如以武力制裁，颇多困难，应取慎重态度。”关中：《战时国共商谈》，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周恩来摸透了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