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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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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 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与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谈话，马宁、黄泽兵整理，未刊稿。！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安徽东南，青弋江在山间蜿蜒。江畔的泾县，离宣城不远，向来盛产宣纸。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起，新四军军部移驻于此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随军移此。从此，这里成了江南红区的中心。
十三个自然村，分布在云岭东西长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新四军军部驻罗里村，政治部驻汤村。散布于各村的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总务处、《抗敌报》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大庙子”。在那里一驻，竟驻了两年半光景。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早就想拔去。
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已获知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毛泽东便发出了“红灯”讯号：“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引者注：胡服，乃刘少奇的化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足以表明，中共的谍报工作何等厉害。蒋介石的密令刚在重庆下达，坐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的毛泽东马上就知道了，并立即给皖南发出了指示。紧接着，十月八日，毛泽东给皖南又发一电，说得更为明确：“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军部应该“北渡长江”。三天后，项英电复毛泽东：“军部困难北移。”此后不久，“皓电”、“佳电”相继发表，新四军是否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形势顿时紧张。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令部拟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老样子，蒋介石又骂中共为“共匪”了，又要“剿共”了。老调重弹，这意味着一场新的国共火并又要开始。
消息灵通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仍指出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但是，项英在翌日电复毛泽东，列举了北移的一大堆困难。项英在电报中说：“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时留皖南为好。”十一月二十八日，项英再度在电报中坚持己见：“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就在项英一次次跟毛泽东在电波中切磋之际，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国民党的部队，正在朝泾县合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给项英下达命令：“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移完。”就在这时，国民党部队加紧了部署。十二月三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匪伪竟敢进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所谓“N4A”；N即NEW；英文中的新，A即ARMY；英文中的军队，N4A即新四军。蒋介石在徐永昌的呈报上批了个“可”字。这就表明，蒋介石下定了解决N4A的决心。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致顾祝同的密电中，明明白白写道：“至限期（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战火已迫在眉睫，项英仍希望从顾祝同那里拿到“开拔费”之后才开拔。十二月十三日，项英致毛泽东电报中称：“我们的态度是不发饷弹即不开动。”
如此电报往往返返，一再延宕，毛泽东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在蒋介石规定的期限到来的前五天——也真巧，这天是毛泽东的四十七岁生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等发来了口气极为强硬的命令。这一命令，表明了毛泽东的预见力。现全文照录于下：各次报告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共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才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直至收到毛泽东此电，项英这才不敢对毛泽东软磨硬顶了。毛泽东此电末句“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在圣诞节演了一幕轻喜剧
严峻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蒋介石已调集了七个师八万多人，合围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三个团九千余人。力量的悬殊，意味着“N4A”命运乖戾。“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构筑了碉堡，摆好了阵势。就在这个箭在弦上的关口，在重庆，蒋介石演出了一幕轻喜剧。
那是在“历史性”的日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既是圣诞节，又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获救”的日子。蒋介石倒是记起四年前在西安事变中奔走的周恩来。于是，他约见了正在重庆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翌日，便发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形。如今，可以从周恩来的电报中，得知蒋介石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在电报中写道：“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过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周恩来提及的“我们无复电”，是指何应钦、白崇禧在十二月八日发表批驳“佳电”的“齐电”，中共不作回复。“齐电”洋洋数千言，痛斥中共，并以命令式的口气，要中共限时限刻“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毛泽东却说：“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不急了。”毛泽东还如此形象地勾画了蒋介石：“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蒋介石的心中，的确很着急，因为他限定的新四军北撤期限十二月三十一日，眼看就要到了，可是毛泽东还不吭一声。不过，这一天蒋介石似乎对周恩来表现出特别热情，提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见面谈话为好。”这么看来，蒋介石对中共还是挺感谢，颇有感情的。果真，蒋介石的话，也说得热乎乎的。蒋介石说：“抗战四年，现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七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很难过。”这番话，由蒋介石讲出来，真不容易哩。
自然，蒋介石说及了磨擦，也说得很漂亮：“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蒋介石提及了新四军北上之事，说得冠冕堂皇：“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住）。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再三叮嘱周恩来：“你务必迅速将我的话转告你们中央。”也就是说，一定要迅速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果真立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蒋介石的谈话，“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是“大灌米汤”。毛泽东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对手，深知蒋介石的那些话是哄孩子的。就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之后，毛泽东给项英发出了那个口气强硬的命令。
接到毛泽东这一命令，项英在二十八日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终于决定马上北移……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1
岁末年初的皖南格外冷，先下霜，后下雪。就在这冷飕飕的空气中，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毕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动，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二十市斤，坛坛罐罐全要扔掉。
元旦，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准备开拔。
一月三日，毛、朱电复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就在毛、朱电报到达之际，蒋介石给叶挺的电报也到达了：“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就已令各军掩护。”既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命令都已下达，叶挺、项英也就在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光景下达行动命令：明天下午五点吃饭，六点半出发。就这样，一月四日，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迎着扑面寒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分三路纵队，从云岭出发，踏上了悲凉的征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就在这时，蒋介石“令各军掩护”。对于叶挺来说，不论是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是“顶头上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有着校友之谊——当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由校友“掩护”，安心、放心！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涨，原来可以徒步过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桥。五日，依然大雨，新四军各路纵队在平静中渡过青弋江，下午三时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已很疲劳，原地休息，准备朝泾县茂林地区前进。六日晨七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进入下长村时，负责“掩护”的国民党四十师的一个连，射来了子弹，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这枪声，意味着友军变成了敌军！就在六日，蒋介石下达了给顾祝同的密令，要对新四军“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就在六日，顾祝同下达了给上官云相的密令：“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就在六日，上官云相下达了给所属各部的命令：“主力于明（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就在六日，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了对新四军的总攻击令。
就在六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军，当日黄昏开始行动，七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七日拂晓，新四军中路纵队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密集的枪声响起了，国民党四十师一二○团向新四军前卫营发起了猛攻。皖南事变此时正式爆发！毛泽东闻讯，迅即电告叶挺、项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议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这样，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匪军”，毛泽东则称上官云相部队为“顽军”。新四军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一月八日，顾祝同给上官云相下令，限十二小时内全歼新四军。此电报原件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于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
上官云相要大干一场了！据他的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莱后来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为“围剿”新四军作了详细准备。如今，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茂林一带，重峦叠嶂，悬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新四军近万人受困山中。炮弹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遍地横尸，真如《新四军军歌》所唱，“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的枪声昼夜不绝，延安的毛泽东昼夜不眠，重庆的周恩来日夜奔走呼号，蒋介石避见周恩来，顾祝同避接周恩来电话……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一月九日，毛泽东忽接叶挺电报：“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这一电报，使毛泽东极为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和袁国平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直至一月十日，项英和袁国平才回到部队。关于项英此行，一般被说成“率一小部武装绕小道而出，试图突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辞，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2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一月十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内中首次公布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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