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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肉身-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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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宄２还馕薰睾胫肌Ｖ匾氖牵庖皇录⑸蟆系壅馕蛔罡叩牡赖路ü偻宋缓螅松统闪艘桓龀渎豢山饩龅牡赖裸Ｂ鄣墓獭Ｔ诖酥埃松淘诘赖律鲜蔷挥行虻模裱艄馄照盏拇蟮兀蚴峦蛭锏难右磺宥裕嗣遣恍枰∷担猩系鄹龅淖诜ㄐ缘赖路ㄔ蚓涂梢粤恕Ｈ缃瘢贫穹置鞯牡赖略虿淮嬖诹耍庑┰虻闹贫ㄕ咦吡耍钍澜缰忻挥辛丝梢匀萌朔直媸挛锏难艄猓挥谐笔摹⒒颐擅傻奈眦啊Ｔ诨颐擅傻牡赖挛眦爸校嗣遣判枰∷怠！ ⌒∷的芄环⑾帧⒍苎Ш涂蒲Х⑾植涣说木烤故鞘裁矗渴恰霸谥占Ｂ邸碧跫拢写嬖诘姆冻肴绾瓮蝗桓谋淞艘庖澹肯匀徊皇牵蛭苎Ш涂蒲б卜⑾至苏庖磺樾巍Ｐ∷档奈ㄒ淮嬖诶碛刹⒉辉谟谒刈⒏霰鹑说木咛迳睿踔烈膊⒉辉谟谒吹搅松系壅馕蛔罡叩牡赖路ü偻宋缓笕松坛闪顺渎豢山饩龅你Ｂ鄞场！翱吹健⒋サ健⒆サ较执闹占Ｂ邸保裰故切∷导遥颗了箍ǘ⒖档隆⑹灞净⒒斯⑽げ吞兀↘arl Barth）到当今的柏林、利奥塔、德里达，都“看到、触到、抓到现代的终极悖论”。甚至科学都不乏如此关注和看到——社会科学搞调查、统计，不是对个别人的具体生活关照入微，并力图经验－实 证地归纳出上帝不在时人们赖以生活得更好的道德法则？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的意义究竟何在，它究竟提供了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唐？吉诃德》的主题是冒险。昆德拉问，“三个世纪过去，在冒险这个小说的第一个主题上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是：小说的道路以生活的终极悖论告终。 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可是，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也一直有人在竭力提供承受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说如果只是提供这种承受力量，还不能说已提供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提供的力量只能是小说能够提供的，如卡尔维诺所说，“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人们的感受”。 这种现代哲学和科学没有、也无力提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昆德拉说来说去都没有讲出一个名堂。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这才是现代哲学和科学做不到的。 哲学和科学可以把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见的显露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论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论撕裂的伤痛时刻中的个人需要的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叙述性的陪伴和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受多了。 小说呢喃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过去教堂里喃喃祈祷的时间和空间。
自由主义小说伦理
熟悉近、现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的人都清楚，现代小说伦理并非就是昆德拉说的那个样子，还有别的小说伦理。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并不是现代小说提供的唯一伦理，而只是现代性伦理中的一种伦理：自由主义的生存伦理观。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还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之上的。昆德拉讲的是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叙事的陪伴，而不是叙事的动员。 现代哲学史上一直有人想以种种方式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重新整饬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和意义结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典型：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理性与胡塞尔的先验理性尽管不同，却属于同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基尔克果的信仰跳跃或尼采的生命沉醉。昆德拉抨击、嘲讽前一种方式，对后一种方式含糊其词。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与这两种类型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张生存的终极悖论不仅不可能解决，也无需解决，这种观点倒相当接近以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为基础的英式自由主义思想。伯林在谈到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穆勒时说： 穆勒并不要寻找或预测人类问题之终极解答，需要有什么理想条件，也不要求人类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见解都归于一致。他认为：最终定论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且还暗示，最终定论并不值得争取。 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传人、分析哲学家说： 伦理领域是一个只有各种个别真理而没有真理体系的领域，换句话说，要求一个人均一地注视生活而同时又要求他注视到生活的全面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样都做。……这样，伦理领域就是一个不同的、肯定互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可能彼此矛盾的理想形象或人类生活形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对于这些互不兼容的形象尽管在实际上未必能经常地做到忠诚，但至少在想象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陈述本身不仅可作为对情况的一种描述，也可作为对于评价多样性的肯定评价。这种多样性的任何减少，都会使人的光景变得贫乏起来。矛盾形象的多样性本身正是一个人对于人类看法的基本要素之一。 与现代小说史相平行，现代哲学史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生活以终极悖论告终的人生价值论。以为自由主义仅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学说，显然搞错了，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伦理理想。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与英式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差别，他一再告诫人们，不可对他的小说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识形态的解释，他讲的故事只是要表明生活像迷雾。如他所说，真正的“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不过，昆德拉还是要明确地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 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这一不兼容性比起一个不同政见者与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苟同。（《艺术》，11页） 不难看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就是柏林的自由精神论的复述。“唯一真理”的哲学会引出专制社会，“唯一道德”的伦理学会导致专制道德，凡此哲学和伦理学都是现代之前的形而上学－神学的残余。总想把人生中的悖论搞清楚，如果它是不可解决的，也要知道何以不可解决，这是一种冥顽不化的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据黑格尔说，就是消除偶然性。即便不能消除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唯一真理”的哲学也要反思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在这种消除偶然性的思想欲望中，隐藏着专制主义的萌芽。如果人们仍然习惯于把黑格尔当作现代哲学精神的代名词，昆德拉就要全盘攻击哲学。 小说只是叙述个体偶在的生活事件和交织在其中的终极悖论，不仅不要消除、解决，也不要反思。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各种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以便动员社会革命，自由主义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里好受一点，通过讲述，给个体时间抹上一层安慰的雪花膏。马克思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群众，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个人。昆德拉非常喜欢卡夫卡，不是没有道理。卡夫卡也喜欢个人，害怕群众： 在我看来，战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悲惨状况同属一股恶水，这是一场洪水，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生的救护设施倒塌了。历史事件不再是由个人，而是由群众承受着，个人被撞、被挤、被刮到一边去了。个人忍受着历史。 卡夫卡的叙事从来不离开孤独的个人，在这一意义上说，卡夫卡的小说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学。自由主义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世界是一体的，对于卡夫卡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人的灵魂的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卡夫卡说“我只看到东西在流动、在运动、在变化，我是叙述者”。好多人说卡夫卡十分痛恨资本主义，恐怕是一派谣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卡夫卡觉得自己至少还是一个“叙述者”，通过叙事，他还是一个个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群众的广场，却没有个人的容身之处。 无论把卡夫卡的叙事看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把昆德拉的叙事看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都不得要领。自由主义小说只能、也只想用叙事呵护现代生活秩序——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所以，我说自由主义伦理的哲学与自由主义伦理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就在喃喃叙事，没有说错。自由主义伦理哲学以理析谈论终极悖论中无法理析的人生状况，自由主义伦理小说通过叙事呈示终极悖论中的人生情状。昆德拉的所谓小说理论，不过要把自由主义的伦理哲学改造成自由主义的伦理小说，“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和沉思的，可以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 这就是为什么，对自由主义的小说来说，叙事技巧变得头等重要：叙事是一种生存伦理。
人义论的叙事伦理
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的叙事本身，成为了一种生活伦理，自由主义小说家负担着过去牧师的负担。 这负担轻吗？ 一点不轻！现代性事件并非等于道德这回事没有了。善恶分明的道德法则消逝了，善恶相对、模糊的道德还是有的。只要人在这世界中扎堆，就不免磨擦出善恶、不免有道德的事要发生。昆德拉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表明他在崇拜卡夫卡的自由主义小说精神的同时，又想成为小说理论中的黑格尔——“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典型黑格尔的大全式哲学的述词。幸好昆德拉没有希望小说成为“历史的最高综合”，不然就让人难免疑心他想当小说界的马克思了。 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使昆德拉的小说叙事显得像哲学，喜欢说教。不过，既然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是自由主义的，对于昆德拉来说，小说的喃喃叙事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他所谓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就当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反形而上学的、实验性的生活信念。 什么是一个信念？它是一种确定、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则是一个被限制的人；实验性的思想不想去说服而是启发，启发另一种思想，将思想开动起来。所以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遗嘱》；174页） 要达到这种“最高综合”，首先得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在《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讲了许多小说家讲的故事，编织了复叙事的纬语，还大讲小说家前辈们的私事，无非想说明，小说家绝不仅仅讲故事，也身体力行一种自由的信念伦理。昆德拉回顾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的历史过程，同时就在描述自由主义小说伦理的形成过程：在中古时代最后的四百年，宗法式的价值观坠落了，小说从这一过程中诞生，开始探察个人面对道德相对和模糊处境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伦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传统的宗法式道德坠落的结果。不过，自由主义伦理并不是唯一的结果，而是几种结果之一——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 自由主义伦理与这另外两种现代性伦理的差异在哪里？政治文化理论家罗蒂（Richard Rorty）对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从他的小说中得到过不少启发。据罗蒂说： 寻找基础与企图重新描述之间的不同，恰好标示着自由主义文化与旧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异。因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义文化是一个彻头彻尾启蒙开明的、世俗的文化：这个文化丝毫不残留神的遗迹——不论其是以神化的世界还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这个文化不相信人类应该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负责；这个文化丢弃或彻底重新诠释神性的概念，以及“奉献给真理”和“满足精神最深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过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有能力不再认为下面这个观念有用：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无法从其他同样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得出他们生命的意义。在这理想的自由主义文化中，“相对主义”的警告，质问社会制度是否在现代已经日益“合乎理性”，或怀疑自由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不是“客观的道德价值”，统统会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与自由主义伦理相对照，显得是现代生活世界中的旧文化形式，因为它们仍然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确定、共同的价值“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伦理和保守主义伦理对这“基础”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神义论的伦理。神义论伦理就是过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里，神的现实性规定了人的可能性。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陷阱，“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艺术》，38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构造出历史理性的新神来重新规定人的可能性；保守主义伦理学则竭力施展招魂术，要把过去的神重新唤回到现代社会中来，让人不要掉进现代社会的陷阱。在自由主义伦理学看来，通过重新描述（讲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性得以出现的场所。自由主义小说从事的就是这种重新描述的事业，它使小说不再具有所谓的“文学性质”，而是承负人生的意义证明的重负，“建议人们如何修改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罗蒂）。 人生的意义问题由小说家、而不是由神学家或者形而上学家来回答，表明人生的意义证明由神义论变成了人义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就是这种人义论的人生意义证明。对昆德拉来说，小说既不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员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 前现代的宗教－道德价值观的坠落与小说价值观的兴起，是神义论与人义论的嬗替。人义论的出现的确与小说大有关系，昆德拉对此不乏敏感。但昆德拉在炫耀自己的博学时，忘记提到通过小说叙事使人义论出场的一位关键人物——鼎鼎大名的卢梭。 卢梭是人义论的理论大师，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自传体叙事名义上是《忏悔录》，却并不像奥古斯丁或托尔斯泰那样在心中的上帝面前悔过，而是在传统的上帝面前炫耀自己的自我及其与生俱来的善和恶。“奥古斯丁让他的社会公民为忏 悔自己的过失与善行做见证，在卢梭的《忏悔录》中，社会公民上升到最高判决人的位置上去了，万能的上帝和造物主沦为人类法庭中的见证人；因为有了卢梭的总账簿，原来保存在上帝宝座边上的人类总账簿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爱弥尔》讲的人类自我教育的故事，就是人成为有欠缺的上帝的过程。这一自我教育的过程也就是罗蒂所谓的“重新描述”天上和人间的个人经历，在这种情感教育的经历中，人不仅学会了独自为天堂极乐的丧失承担责任，而且在生存上让自己文学化（小说化）了。卢梭的小说已经通过对自己的叙事完成了一种人义论的“精神的最高综合”， 回答了“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卢梭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人义论思想家，世人论争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搞清楚，但卢梭在其两部影响深远的小说中是个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昆德拉提到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布洛赫对“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回答，恰恰不是人义论的。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的源祖其实并不是他在《遗嘱》中提到的那些人，而是这位他提也不提的卢梭。 这牵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伦理必然是人义论的吗？ 自由主义伦理实际上有人义论的和神义论的两种形式。自由主义伦理学包含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们围绕没有统一性和命定的生存可能性——生命在体的偶在性，其认识论的使命是，搞清楚什么是不确定的、绝然个体性的生存可能（偶在）性。在这一在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自由主义伦理学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我这里指的还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分歧，而是小说家的分歧。昆德拉所谓的小说“精神的最高综合”，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的小说精神中是找不到的，这两位昆德拉推崇的小说大师，都不是人义论的，而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小说家；在他们那里，个人的账簿仍然保存在上帝的宝座边。 神义论的自由伦理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以及卡尔维诺）的小说伦理学有意无意想要对下一个千年隐瞒的大问题。不过，既然昆德拉避开了神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我也不必非要同他纠缠，我会同比如卡夫卡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搞清楚，昆德拉的人义论自由主义伦理学究竟主张些什么，以及这种伦理学是否可以给人提供足够的呼吸空气。
幽默神圣清洗道德归罪
《被背叛的遗嘱》以叙事纬语的方式讨论小说的生存伦理负担或人义论的onus probandi（证明的重负）。 除第九章这篇昆德拉为自己虚拟的悼词外，《被背叛的遗嘱》的叙事纬语以“将道德判断延期”和“亵渎神圣”起始，以“雾中的小径”结束。这种篇章结构安排当然是精心设计的，其中隐含着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的内在逻辑。据昆德拉说，（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首先以吊销旧的道德归罪为己任。拉伯雷的幽默叙事之所以成为地道的“小说”，就因为它是“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要在小说叙事中寻找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影子，就是拉伯雷的幽默叙事留给二十一世纪的精神遗产。 什么叫道德归罪？ 道德归罪是依教会的教条或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而不是理解这个人的生活。拉伯雷的小说通过幽默叙事吊销了道德归罪的法权，把道德归罪排除在小说领地之外：“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遗嘱》；7页）。由于小说领地是真正人的生存可能性的领域，通过幽默的叙事，小说家就从道德法官手中夺过了生存领域的拥有权。 小说叙事如何吊销道德归罪对生存的支配权？ 要搞清楚这一点，先要晓得，道德归罪的支配权是从哪里禀得合法性的。在欧洲社会的文化传统中，道德归罪的合法性得之于上帝的道德法官形象。吊销道德归罪的生存支配权，先得吊销上帝的道德法官形象。用什么方式吊销？现代小说叙事传统提供的吊销方式是幽默的亵神。这一从拉伯雷到托马斯？曼的小说手法，被昆德拉视为人义论自由主义小说伦理的优良传统，他自己在讲故事时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把圣杯比作尿瓶，谈论上帝存在的话题时，插入谈论大便的议论。据说： 我，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很自然，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一事实，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肠子！——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像他。……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麻烦的神学问题。自从上帝让人自由，上帝就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而作为人的创造者，他应对人的粪便负完全的责任。 这就是昆德拉继承的亵神的幽默。 这种亵神省却了与身穿道德法衣的神及其道德谱系争执的麻烦，因为与道德的上帝争执是无用的、不会有结果的。亵神的幽默是走出传统宗教－道德法权支配领域的有效方式，其语言方略是对神的拟人式想象，或者说把无神论的上帝想象反过来运用：上帝不过是人的形象的放大，亵神的幽默只需要把放大的上帝形象还原成人的形象就可以了。丹东的门徒在攻击罗伯斯庇尔的道德理想主义时用的就是这种亵神语式和幽默方略： 如果亲爱的上帝跟我们一起闹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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