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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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最好的朋友
吴征
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
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
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
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
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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虾、醉蟹。
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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
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
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
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凭海临风机会是我的吗？
曾经的大学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
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
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
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这些对我后来做电视主持人都有帮助。自从我走上电视，也有不少节目依照我“成功”经验，专门到外语学院去找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这些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也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还有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人，毕竟不是产品，靠设定程序的流水线是出不来的。赵忠祥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被选入电视台做播音员的，今天，有谁能够重复他的轨迹？不说主持，单是给《动物世界》配音，有哪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出神入化？又有谁能说那只是发音吐字的训练结果呢？
给主持人灵魂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持人不仅与观众分享荧屏时间，而且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质与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
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大的区别！
我的大学生活的真正的馈赠，是它给了我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

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
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
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
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
只见浓浓淡淡的雾。
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
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读来的那些儒、道、释的学说，全被黄山夏季的雨雾淋染得湿润而丰厚，再不是干巴巴的铅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至高的智慧不是头脑的逻辑，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
身边的游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游的目的仿佛就是按旅游图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后抱着历朝历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纪念照。我看到无数双茫然而空洞的眼睛，也看到无数被丢弃在名胜处的果皮、饮料袋。想到黄山仅仅成为许多人相集中的一个粗略的背景，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愤慨与悲哀。然而黄山的雾水安慰着我，告诉我它千万年来所经历的岂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气质所倾倒，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黄山之行，安全正点，使我在父母面前挣足了资本。以后再出外旅游，他们就不再阻拦了。第二个暑假，我去了海边。如果说山给了我去征服的欲望，那么海让我感到了自身的渺校二十一岁，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在夜风中独坐在海边乱石上，听拍碎的涛声，看摇曳的灯影，想着想不明白的心事，问着答不清楚的问题。希望有壮阔的一生，豪迈的情人，又隐隐地害怕风浪，感叹人生的难以驾驭。认定未来就像这夜海，诱人而不可测。就这样忽而豪情满怀，忽而悲天悯人，绝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会想到五年后，我跨过了世界最宽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设计了事业的新航线？
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
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
意外的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泰国正大集团结束了与几个地方台的合作，转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学生做主持人。当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三十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几句，然后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后来小辛说她当初并没有觉得我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我是有思想的。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生平第一次走进那个有武警守卫的大门。
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
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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
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