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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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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
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请我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
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的笑容。
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拍手叫好。
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
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 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结束后，评判团退席了，观众席中的她举手发言，有条不紊地回答正方辩手提出的、反方辩手没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哪个社会主要靠道德维系秩序的？”她列举了一些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法则的阿拉伯国家及没有成文法律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例，与正方辩手讨论进一步辩论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更让人觉得她的可爱。我看见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的领队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赞许。大概老师们都在同一时间达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
赛前与波恩大学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设想。除了欧福克一人比较肯定要做老师外，其余三位都没有明确的打算。
问他们怎么会选择花五六年的时间学习一门与就业并不直接“挂钩”的学问，他们极坦然地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一个近来很少听人们提起的名词，从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口中，以并不十分标准的我们的语言说出来，不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所参悟吗？
当波恩大学首场失利后，我在结束语中说：“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及在辩论中展现的良好素质，使我感到他们虽败犹荣。”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定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吧。
如果一定要问我对本届辩论赛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考试的气氛过浓。由于辩论的空气不足，偏于文字准备，因而临场发挥不够；辩手们勤恳用功的学生气非常可爱，但在场上似乎给人各说各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印象，真正针锋相对的对辩还不多见。是不是因为事先观摩的辩论太多，以致把一些辩论技巧程式化了呢？比如在自由辩论阶段，当一方提出一个质询后，另一方往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我倒要请教对方辩手。。”然后把已准备好的问题抛出了事，这样问来问去，往往不了了之。又比如对仗工整、合拍押韵的句式往往对辩论的气势有所帮助，但一味追求文字本身的抑扬顿挫，或为了营造现场气氛一味讲一些俗语、俏皮话，我个人以为都会以文害意，反而给人哗众取宠之感。
相比之下，七场辩论中，”短平快”式的精彩发言尤为难能可贵。如在“治贫与治愚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持治愚更重要观点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而反方新南威尔士大学立即反唇相讥：“不妨先吃了这条鱼，再学钓鱼不迟。”又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中，反方香港中文大学提出孔子的教化思想，又以包拯秉公执法为例说明道德在执法中的重要作用，正方南京大学的辩手不避不让，以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及“道德对陈世美的恶行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包青天的虎头铡给了一个了断”相辩，可谓神来之笔，令我暗自叫绝。
虽然只有七天的相处，又多是在演播室正式的气氛中，我却已经与这些辩手建立了友谊。他们还是学生，有学生的好学，有学生的透明，也有学生的稚气。在场上，他们据理力争，有礼有节；在场下，他们随和友善，宽厚待人，都让我觉得他们的可爱。我其实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却偏偏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心里有许多对于辩论的想法想与他们交流，或许能帮他们出一两个好主意，但碍于身分，不敢把酒论英雄。等到比赛结束了，可以放下架子，畅所欲言了，他们也要离开北京了。只有在临行前，我们意 外地在海淀图书城相遇，每个人都拎着一袋书。虽是不期而遇，却又心意相通：学生嘛，买书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吗？！
他们要回去继续读书，而我的学校也已开学了。回到校园，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区别。何况，在我们的日记里，已经留下了“95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一页。
视线投向何方
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庆祝《正大综艺》第三百期的特别节目，见到了久违的老搭档姜昆、戴宗显、赵忠祥三位老师，以及曾主持过或正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方舒、方卉、程前、袁鸣、姜丰和王雪纯，还意外地遇到了过去只在屏幕上相会的三位台湾“导游小姐”：李秀媛、谢家勋、曲雁翎，真可谓故友新朋，济济一堂。个个伶牙俐齿，还怕不把个演播室吵翻了天！
导演特别安排我们这些前主持人与嘉宾们坐在一起，我欣喜地发现自己与乔羽先生相邻。“乔老爷”曾是《正大综艺》第一期的嘉宾。当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愣头愣脑地在演播室里首次“曝光”，面对在座的学界、艺坛的泰斗型人物，心中还是有不少局促的，而当时，“乔老爷”笑眯眯地端坐在嘉宾席上，用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和蔼地问我：“你是哪儿选来的呀？第一次上电视，是不是？别怕，姜昆第一次上台时比你差远了。你瞧他现在不是挺出息的吗？”我乐了，紧张感顿时得到缓解。这时“乔老爷”凑过来，低声问我：“刚才导演告诉了我一个答案，我怕她蒙我，你帮我看看，这答案对不对？”
事隔六年，今天的乔老依然慈眉善目，可亲可敬，一口山东普通话也还是那么地道。录像间隙，他拍拍我的肩头，不紧不慢地说：“杨澜呀，你再不是从前那个毛丫头了，而已经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我看，你主持的节目也应该成熟起来，要更有深度和品味，你完全做得到，我看好你。”
我大受感动。从告别《正大综艺》起，我一直在摸索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尽管思路时明时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跳出以往驾轻就熟的综艺类节目，向社会、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发展，从单纯的主持向采访、报道、评论，全方位地介人节目制作过渡。所以留美期间，我除了补充知识外，特别选择了新闻专业，学了两年新闻写作、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一系列课程，我自感收获不小，不禁跃跃欲试，乔老的话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其实当时我已开始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同筹划制作一档《杨澜视线》，由东方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滕俊杰先生担任导演，由我担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我尚在美国留学的便利，介绍并评论近年美国艺坛、影坛的动态，进而把节目内容扩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第一阶段的节目内容，我把”视线”投向了百老汇歌舞剧及近期的美国电影，并为此购买了有关影片片断的版权。由于我当时自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制作节目，所以节目长度不宜过长，遂定为每周二十分钟。
然而制作一档二十分钟的节目并不一定就比一档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的节目省力，从拍摄的人员、费用、时间来计算，几乎相差无几。在编辑上甚至要花更大的功夫来精选镜头，突出节奏。
在好朋友费翔的帮助下，我很快选定了纽约一家并不太大的制作公司，那里的导演和摄像师均有十几年的电视制作经验，而且有过与亚洲电视台合作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得到这笔生意，态度友好而积极，没有美国大制作公司中常见的傲慢和官僚作风。
这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选题、撰稿、采景、联络采访对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细节的安排。纽约市各景点有严格的拍摄限制。林肯中心、世界贸易广场等“名胜”都要求摄制组提前一至两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这就要求 事先有周密的计划。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摄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猫”时，我们就遇上了麻烦。当时，我与费翔需要在“猫”剧的巨型广告前拍一段串联，最佳的角度是在对街的一幢大办公楼前。时值隆冬，又逢大风降温，人站在室外，五分钟后脸就冻僵了。也怪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无法一气呵成。不是摄像机出毛病，就是我们吃“螺蛳”（指说错台词）。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横里窜出一个大楼警卫，挡在摄像机前，声称我们立足之处乃是私人用地，没有主人准许，不可以进行拍摄。当时申请，已不可能，于是摄制组不得不移到楼侧的一个街口上。这里的取景尚可，但却是个大风口，冷风迎面刮来，让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一边诅咒着多事儿的纽约，一边还要“热情洋溢”地与镜头交谈，滋味实在够受的。而且脸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冻得不听使唤，有一些词儿的音已很难咬准。万不得已，只有躲进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后冲出来再录——而这时，摄像师的手指又冻僵了。
吃些皮肉之苦还是小事。干电视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谁叫你喜欢呢？
好在整个拍摄计划得以准时完成，我心中还是颇有成就感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制片人。
出国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职称是编导，一直参与节目的后期编辑，按理说不该算外行。但那时在台里做节目，只要提前申请，编辑机房随你用多少时间。所以我通常抱一堆素材带进去，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想，一边编，从没有时间的紧迫感。可是这种方法在美国就很难行得通。纽约的普通编辑机房（非数字式的）每小时开价二百美元，按时收费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第一天编了十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十五分钟，机房费却花了两千美元。
我一算，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预算。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
这一点一滴的经验对于初试身手的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虽然观众从屏幕上并看不出来。但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出在两地制作上。在分工上，我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滕导在上海负责最后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我已选用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另外，我们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录像带，一去一回总要二至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五十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我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膝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
还有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内市场上出现过不少盗版的外国影视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新鲜感。
所有这些教训，如果是单单做主持人就很难真正领会，我在懊悔之余也感到学有所得。《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因此变得有的放矢。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当时我已毕业，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 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我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记者的身分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我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心里很痛快。
况且，电视本来就充满了乐趣。
就在今年四月份，《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我的采访。
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很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尽管如此，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埃于是我们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进去“探探路”。这一“探”，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我们坐下来细细“消化”，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我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二十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拚抢。不等陪同我们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我们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我们的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十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仍飞似地溜走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我们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我们再多拍一会儿（拍电视的，求人的时候多了！）也许是见我们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我们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我们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
后来，她又领我们去了亚洲馆，后来，又到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等到大汗淋漓的我们吐出一口长气，说：“谢谢，我们大概可以结束了。”
经理小姐才突然想起什么，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板约我开午餐会议，我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对不起，经理小姐，我们可不是有意的。
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号字体给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划、制片、导演、编辑、解说、主题歌演唱”等一串头衔，就 差没写上自己是“摄像”了。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样才显得主持人“名副其实”，多才多艺，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制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
在《杨澜视线》的制作过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体配合的重要。先说膝俊杰导演吧。我与他的相识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当时他率《飞越太平洋》剧组赴美拍摄，在哥伦比亚大学采访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和灵活多变的摄制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现在的合作。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镜头，每段串联都要求很高。有时串联词太长，我出点儿小错，如一两个字的发音没有咬准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来过。说实话，过去没有一个导演对我要求如此严格。观众听一遍就过去了，似乎也不必那么认真。
但我
心里知道他是对的，而且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导演把关，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线不理想，或背景不够有特点，或构图不美，他都会要求重拍。
当观众对《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质量表示赞赏时，我认为头一份功劳应该归滕导。
从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们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我的先生吴征承担了这份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我们采访的基辛格博士，美国电视主持人的元老级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前局长等人都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与他们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他们迟迟没有确定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写了这么多，似乎该收笔了，但我的确还有不少感受无法一一铺在纸上。
《杨澜视线》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划和制作上的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我自己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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