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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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
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樱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
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
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是一对夫妻。他俩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久，B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同居，向A提出离婚，A一直不同意。一天A却突然通知B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
　B
于是携
　C
及
　C
为之打工的餐厅
老板一同前往。
　A
先是客气地招呼三人进屋，接着走进厨房，端出茶水；第二次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便有了一把枪。
　C
面部首先被击中，应声倒地。
餐厅老板在莫名其妙中也被打中；但他随身竟也有枪，立即掏枪还击，打伤了A。此时。惊慌失措的B欲夺门而逃，已经受伤的A不肯放过她，向自己的妻子开了枪，然后开枪自杀。
　B
挨的这一枪没有致命，
　C
虽破了相，但也活
了下来。原本毫无牵连的餐厅老板却与
　A
一同命赴黄泉。听着像电影吧？却
是真人真事。联想到两年前依阿华大学的一名中国同学，因为教授把奖学金颁给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气愤难当，竟拧枪闯入教授办公室，枪杀数人，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初他们留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吗？这仅仅是夫妻离异和一笔没有得到的奖学金所引发的吗？社会原本就有许多不公正，人生原本就有许多磨难，他们在心理上有应变的能力吗？如果没有国内优越感的丧失所带来的不平衡，没有长期生存危机所带来的郁闷，没有因歧视和文化隔阂所带来的孤独愤懑，他们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方式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吗？如果不是在充满暴力的美国，这些曾是温文尔雅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举起枪吗？他们能随意买到枪吗？但你又能把这些悲剧统统归于美国吗？它可没有哭着喊着求他们来这里呀！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被抛人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有些人毁灭了，有些人无所谓了，也有些人不仅存活下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念了。人的命运如此不同。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你相信吗？
　L
四年前只身来到美国。在国内他是高收入的导游，如今他已成为纽约不少一流摄影师的指定洗印师。我称赞他洗印工艺的细腻和艺术品味的纯正，他一笑说：“还不是走投无路嘛。别人洗出的照片上允许有一两点灰尘，谁会注意呢？但我要有生意做，就必须做到哪怕在放大镜下也一尘不染。有时候，艺术也是‘生存’逼出来的。”
我知道他在国内各方面关系很熟，随便做点生意，挣下个舒服的日子并不难，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发展？他沉思片刻说：“我十七岁去了北大荒，一呆就是六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一天我在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里听音乐，周围的一切，豪华高雅。我突然想哭。不是为了过去吃过的苦，而是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而在我最舒服悠闲的日子里，我是最没出息的。我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在美国我又尝了一次洋插队的苦。我最终是要回国的。但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如果因为怕苦而在纽约半途而废，将来我在国内也同样做不成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活得清醒而独立。在美国，许多人固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统统被打碎。有些人望着一堆瓦砾不知如何收拾，而那些审视过去，审视未来，重新补充、组合自我的人，往往是那些极有自爱精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只属于他们。
当我听说95％以上的留美中国学生都取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其中四分之一在工作的第二年就拿到了五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当我看到又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权组建百万美元的实验项目，又一批不甘寂寞的中国留学生打入了华尔街，我真的感到由衷的振奋。一个群体的素质，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成功的标准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大多数人的成功是在经历了生活、心理环境的大震荡后，又找到了新的平衡，也超越了自己。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他们都不会替中国人丢脸。
今天在地铁站等车时，忽然听见委婉的二胡琴声，是“二泉映月”。一听就知道是专业水平。我走过去，向拉二胡的年轻人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他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周围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侧转身，朝向琴声。他们大概不认识这种陌生的乐器，却又分明被这种奇异动人的旋律所触动。年轻人很平静，毫无卖艺的窘迫，不卑不亢，缓缓拉来，如行云流水，如置无人之地。在这份真实坦然中，你品得出美国式的处世态度：从不顾影自怜，无需矫揉造作；而曲子中的中国味儿似乎因此更地道了。
我的眼圈有点湿了。

放松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
自从学期开始时为追求刺激，一下子选了十八个学分的课程（一般学生只选十二个学分）：这半年就没有了所谓的周末。进入十二月，期末考试一拥而上，真有十面埋伏的架式：三篇各二十页的论文，一部电视纪录片。两周之内必须交齐，外加三个小时的当堂考试，真让我悟出了“绞尽脑汁”的形象性和准确性。每天不足四个小时的睡眠，使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不再有意义。连滚带爬地熬过这“黑色双周”，神经已磨成细细的一根，绷得透明。
实在不忍心再撩动它，便把所有的书都塞进柜子，视野之中绝不允许任何笔记的存在。
呼呼大睡三天，然后收拾行装去维尔（VAIL）。
去滑雪，生平第一次。
蓝天、雪山、松林、麋鹿，来不及惊呼，心中所有的禁铜在一瞬间瓦解，我大口呼吸着科罗拉多高山的空气，它湿润寒冷，微微刺痛着喉咙，却让我有说不出的快感。我没有缘故地放声大笑，几乎吓着了自己。
在沉闷的计算机房里呆了太久，情感都长了皱纹；白纸黑字看得大多，眼睛只习惯于最短的距离。终于有一片大大的天空在头顶，有飘扬的雪潮湿着干燥的肌肤，我感到自己的神经在山风和树香中变得强壮，和着远山起伏的旋律轻声地吟唱；我看得见自己眼神中的闪光，通过别人看我的神情和视线尽头那一团亮色的云霞。
维尔的人们单纯而快乐，像一群孩子，最鲜艳的滑雪衫、最大胆的玩笑、最好的体力和胃口。有穿着短袖布裙在室外餐厅穿梭的侍女，有手臂上吊着绷带，仍不忘大口喝啤酒和吹牛的男人，也有在黄昏时分缓缓驶过灯火融融的街道的那辆马车。
维尔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连麻烦不断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也来到了维尔。新年之际，她与所有来维尔的人一样，寻找一个几乎变得陌生的权力——快乐。无论王妃还是村夫，在快乐面前变得平等，自我内心的满足使世俗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滑雪和寻找快乐使他们的沟通不成问题。
但滑雪还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滑过雪的人。过去对滑雪的唯一感官认识是梦见自己从雪峰疾驰而下，忽然在转弯处发现正前方一棵粗壮的松树，眼看就要迎面撞去，脚下却无论如何不能控制。。幸好同行的朋友中有滑得不错的。在他们的悉心传授下，第二天我就掌握了要领。在照顾脚下的同时，居然能不时抬眼四下张望一番，颇为自命不凡。
雪无拘无束地下着，时密时疏，根本不理会什么章法。溪边灌木丛裹着层层霜花，没有了春华秋实的点缀，倒愈显得雅致。高树枝丫上有一只黑羽的鹰，在瑟瑟的风中纹丝不动，缩颈向天。额顶一簇金色的绒毛，是银色世界中的亮丽。没有老树昏鸦的凄凉，也没有冷眼向人的孤僻，它承受着寒风朔雪，却安详而自得；自信得不必显示，清高得无需证明。
我停下脚步，望着它，算是不周到的致意，它也不怪。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直到身后的朋友大嚷我挡了道路。
一滑就是五公里，心情松快得像雪花。这才知道雪中的景致和雪中的心情才是滑雪的真正乐趣。

离开维尔的前一天，我和朋友们有了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这一天格外晴朗。彩虹般颜色的气球膨胀起一个饱满的惊喜，我的心情早已轻飘飘得不能自己。
几乎没有震动，已经飞行在半空中。刚刚还置身其中的大地转眼成了渐去渐远的风景。热气球的驾驶员DON有十二年的经验，但他承认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调整气球的高度来捕捉不同的风向，至于气球的具体航线及落点，实在是听天由命的。大家一致说：这才是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既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这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来得更刺激。你既不能盲目自信，又不敢放弃努力的机会。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
大家一路赞叹着身下的景致。
当我们俯瞰世界时，有没有一双眼睛在俯瞰我们？
回到纽约，期末考试成绩揭晓：除了一门功课得B＋，其余全部是A，这在哥伦比亚大学绝对算得上是好成绩。在美国的第一个寒假就这么结束了。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

老人啊，老人
“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六十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
我的爷爷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长出新牙，大家都说他返老还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八十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泪来，似乎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皇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恐惧。在那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凡是轻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经历过死亡的考验，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说，老年的来临之所以可怕，便是因为它与死亡的距离太近，让人没了退路。也有人说，比生理的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力不从心的烦恼和不再被需要的沮丧，精神的空虚与孤独无异于慢性的自杀。年轻人不愿自寻烦恼，不愿设想六十岁以后的麻烦事，全不顾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
然而时间并不搭理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下个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我认为，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我所认识的高寿老人几乎都很豁达乐观，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她幼年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整夜地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的她和外公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渐渐殷实起来。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一视同仁，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时，她和外公被划为“资本家”，家业被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非常困难。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没听她怨恨过谁。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我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长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主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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我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啊！
《杨澜视线》的选题之一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为此我采访了位于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人院标准是取得绿卡三年以上，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里60％以上的居民是华裔老人。他们在养老院的吃住由美国政府负担，另外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我走进这家养老院时是上午十点左右。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一楼的活动大厅，这里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窗边一排排的沙发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念念有词，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对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连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们的杨女士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谈。她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女儿在上海工作，一个儿子已在纽约成家立业。几年前她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而现在则一个人生活在老人院里，儿孙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想他们吗？”我问。她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他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
“你在来美国之前想过会住在老人院里吗？”
她摇了摇头。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摇了摇头，说：“回去没有地方住了。”
“女儿们呢？”
“提她们做什么？我不想她们。不想了。”老人眼角渗出了泪水。
记者的本能促使我再问下去，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分明会触动她的伤心事，使一颗在彩色绒线中稍得安慰的心又伤痛起来。而一旦伤痛起来，我又如何安慰？她泪水后面的细节我无法了解，我也宁愿不知道。当初她即将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该是非常兴奋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们该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该是与现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别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业和寄托，如今她一贫如洗，言语不通，把岁月时光编织进一只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离去，又望见沙发上那些乖乖坐着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两个正聚精会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线中舞蹈的灰尘。对比蔡老太，他们显得幸福多了。
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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