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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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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他发表的通电最多，内容最广。他“左一个通电，右一个通电”，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他的行动完全控制了舆论界。对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史学界评价不一。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还是要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结合的原则。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矛盾时，还是要尊重客观效果。五四运动时，吴佩孚的激进表现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以后发生了质的蜕变。直皖战争和直奉一战之后，吴佩孚已代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目空一切，骄横狂妄。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在汉口，他下令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死３７人，伤二百余人，开除一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二七罢工的教训是深刻的。曹锟和吴佩孚联手篡夺全国最高领导权。通过贿买议员，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的。但由此，曹锟也名声扫地，声望一落千丈。上海举行“双十节讨曹游行大会”，散发“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的传单。可见，直系军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各省的直系军阀敲骨吸髓，民不聊生，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二次直奉战前，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呼声，日益高亢，成为政治交响曲的主旋律。在财政上，直系军阀也罗掘无门，陷入绝境。吴佩孚于９月１３日黄昏，乘专车由洛阳出发。列车三十余辆，宛若游龙，从者云集。午夜抵郑州，也许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将风度，也许是为部下此行壮胆，他在列车上，当着上车请示机宜的靳云鹗的面，展纸泼墨，挥毫画竹。他是很喜欢画竹的。但是，此次画竹，颇不顺利。大概因心中有事，屡画屡败，皆不满意。最后，勉强成幅，送给了靳云鹗。列车在此耽搁了４个小时。１６日破晓，才慢慢腾腾地迟至北京。吴佩孚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向世人显示，他没有把张作霖当作平等的对手。这也许是攻心为上的战略吧！在北京等待他的是由曹锟新改组的内阁。这个内阁对直奉二战，毫无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最主要的是财政部一文不名，财政部长王克敏束手无策。曹锟昏聩无能，只知道把吴佩孚调到北京，对军费和军械一概不予过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军队需要开拔的费用，官兵需要正常的军饷。吴佩孚当务之急是筹备战争军费，这使吴佩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王克敏筹款无着，气得吴佩孚要枪毙他。可见，军费让吴佩孚十分难堪。为解燃眉之急，吴佩孚只得命部下百般筹措，细大不捐。先后着手进行的有８笔：以外交部哈记存款２５万元作押，息借２５万元；借用中日实业公司存余官款１２万元；追讨山东盐商海防经费本银２５万两，另算息钱；责令承办东省官引４３县之３公司报效１００万元，由盐运使柴勤唐办理；责成河东盐商代筹２５万元，随课带缴；责令长芦盐商认筹１５０万元，均由盐运使张廷谔（即张直卿）办理；没收卢永祥在烟台所办济通银号二万余元，由张镇守使查抄，就近拨付关际堂经办之民船雇用费；向阎锡山乞助，仅拨到三门桥款５万元。这８笔款项，都带有强迫性质，类乎劫夺。最后，小数办到了，大数落空了。总之，仍然没有筹到应需款项。
奉胜原因（2）
吴佩孚到京二十余日，日日为军费着急。前方战事吃紧，又传来九门口失守的坏消息，令吴佩孚更为焦灼。当时直军财政组主任参议是谢宗陶。他追问谢宗陶：“今事已急，款无从出，奈何？”谢宗陶反问了一句：“为之主者不出力，为之宾者有何力也？”吴佩孚追问有无非常办法，能于一二日内立刻拿到巨款。谢无奈出了个下策：“请财神耳！”吴佩孚问财神指谁，怎么个请法，谢直言答道：“由曹锟出名约北洋宿将，如张敬尧、陈光远辈，以及李纯、王占元之后人筵宴，即席勒请各借助军饷若干万元，事后由财部筹还。”这真是个馊主意。吴佩孚认为曹锟不会同意，不成。追问还有别的高招没有，谢宗陶被逼无奈，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召中交两行负责者至本部，勒取尚未发行之中交币钞各２００万元，加印军字，作军用券行使，或者勒借各１００万元，亦事后由财部筹偿。”这是向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强借巨款的损招。吴佩孚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让谢去办。谢怕吴佩孚事后推卸责任，特意写了一个请示，得到吴佩孚的手书批准，然后去办。谢宗陶于１０月９日，电约张公权、钱新之二位总理来部议事。二位不知何事，不敢不到。谢宗陶说，中交两行代理国库，并独擅钞权，值兹国难当头，协助饷项义不容辞。首先讲了一篇大道理，然后再接触实际问题。开始商议借用新发行的钞票，二行长支吾不肯；继之商以息借款项，又都说库无现金，严词拒绝。谢宗陶眼看事成僵局，就故意露出了无赖嘴脸，严厉地威胁道：“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愿三思之。”说罢，拂袖径出，喝令二护兵守门，严禁其外出。实际是把二人软禁了。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５０万元，共１００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２００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１０万元，共得１２０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４０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３万支枪，２５０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６０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２５个师，每师扣２万元，每月扣５０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４０００万发，炮弹１０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
奉胜原因（3）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毫无疑义”。虽然，吴佩孚在对日外交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大。日本的军部一直是支持张作霖的。在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上，直系的战前准备和战中调动，和奉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直军的失败，可以说是注定了的。果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奉系大获全胜。奉系张作霖在战前的纵横捭阖，以及在战中的灵活调动，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但是，这场战争是军阀之间的战争，无正义与否可言。他们都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干着危害国家人民的勾当。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殷实地盘，扩大势力范围，进而武力统一全国。小军阀做一省的小皇帝，大军阀做数省的大皇帝，再大的军阀则要做全国的最大的皇帝。这就是他们之间战争的真正目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冯交恶（1）
二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秘密联合实际上宣告终结。当时的各种矛盾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三角同盟是在打倒曹吴这个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在打倒曹吴之后，已经没有合作的基础，三角同盟自然解体。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秘密合作，其目的也是为了推翻曹吴。现在目的已达，合作自然也就终止了。不仅合作终止，而且新的矛盾产生了。他们都在强占先机，接收败军，扩充地盘。这是军阀的本性使然。１０月２３日，冯玉祥刚占据北京，就任命鹿钟麟为国民军警备司令。冯玉祥利用占据北京，可以控制摄政内阁的优势，首先让曹锟下令，山海关一带直军，着督理直隶军务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彭寿莘接管。而王承斌和彭寿莘都是冯玉祥倒戈军队的一部分。冯玉祥又派孙岳的国民三军前往保定，解决了曹士杰的十六混成旅。派国民一军、二军的一部，阻击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派蒋鸿遇等旅往杨村方向移动，与吴佩孚的残军激战，吴部数旅不支，俘虏其数千人，获枪无算。派孙连仲旅进驻丰台，以为策应。从总的布局看，冯玉祥是想把直隶和北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张作霖在打倒曹吴后，早把同冯玉祥过去定下的奉军绝不入关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张作霖对直隶也是垂涎三尺，绝对不许冯玉祥染指。据当时任奉军上校参谋的何柱国回忆：“南下的事情搁浅之后，紧接着就是段张冯争夺直隶的地盘，先是冯与协同冯倒戈的原直隶督军王承斌分别在天津附近收编吴部残军，意欲保持这一地盘。这是我们奉军所绝对不能容许的。”１０月２２日，奉军张宗昌率马步军２万人由冷口突入进攻滦州。同日，李景林派马步军１．５万人由界岭口进攻昌黎。２８日，张部占据滦州。昌黎的直军不敌李景林军，退至滦州，被张宗昌军打败后收编。张宗昌部和李景林部都大举向天津推进。山海关战事结束后，奉军主力极大部分集结在津榆一线，成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任总司令，郭松龄任副总司令，实际由郭松龄负责。直隶的东部实际已被奉军控制。张作霖入关的时机成熟了，准备入关。入关赴津前，杨雨霆和姜登选向他提起如何应付段、冯之事，他满有把握地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比不得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耍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你们可再不用管了。”①１１月８日，张作霖声势煊赫地入关。共开车５列：一为前卫队；二为步兵队；三为总司令部；四为张之官车及外宾车；五为军需车。鲍贵卿、卢永祥、钟世铭、汤玉麟及驻奉日、英、德三国领事团等随行，张张扬扬，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进入关内。１０日，张作霖以战胜者的姿态到达天津。前一天晚间，冯玉祥从北京抵达天津。１０日下午，段、张、冯在段宅开会，这就是所谓的天津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当晚，奉军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之北仓冯玉祥部的武装。被解除的是国民军第三、第四两个混成旅的武装，奉军称这是他们在滦州以西与直军战斗之结果，直军败军的武器应为奉军所有。这使冯玉祥非常震惊。但事还没算完。第二天晚间，奉军李景林部把直隶督理王承斌新编的二十三师缴械，王承斌被迫躲入天津租界，通电辞职。同日，李景林又把孙积孚的第二十师缴械。至此，奉军李景林、吴光新共补军队４个混成旅，较抵津之初增加一倍半，达７万人，分布在天津及津浦、京奉两线。张作霖有意造成的这些事件，是在用实力逼迫冯玉祥让开直隶省，乃至津浦线。不给冯玉祥出海口，把他逼往荒凉的西北。对此，冯玉祥在实力不如奉军的弱势情况下，只得忍耐待时。１１月１２日，在李景林的授意下，直隶省议会及各公团，以直人治直为标榜，推举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并继王承斌任省长职。到此，直隶地盘完全归奉系所有。当天上午，张作霖、冯玉祥分别拜访段祺瑞，表示愿意服从指挥。下午，段祺瑞在私宅设宴款待奉军将领，张作霖借故未到。段祺瑞表示，京奉、津浦两线完全归奉军驻守。这是段祺瑞在向奉军示好。他甚至有意让李景林代替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但没有成功。关于这次天津会议，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里有一些记载，可供参考。他是应段祺瑞之邀赴津的。段祺瑞曾拍发数电，邀请他赴津。他知道这次赴津是要“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他本来希望等孙中山到达天津之后，他再赴津。可是，仅过了一天，段祺瑞即特派一位陆军部的军需司长去京，邀请他去。他想，如果坚执不去，必生猜疑而生误会，就决定去了。他是１０月９日赴津的。他写道：“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雨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闭先照一相，边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倒，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吗？’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冯交恶（2）
这里提到的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妻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７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司令。此时，任奉军第六军副军长。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他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陆军训练总监。吴光新突然说孙岳是共产党，这是对冯玉祥的一个挑衅。在北京政变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是紧密的三角同盟，没有孙岳顺利地打开北京城门，政变是否能够成功，殊难预料。对此，筵席上的诸位是心知肚明的。但吴光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偏要给孙岳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就是要使冯玉祥难堪。但冯玉祥在实力不如人家的情况下，也只得忍气吞声地巧妙辩白。本来，这次宴会也邀请了张作霖。但张作霖却没有出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作霖不是彼时的张作霖了。冯玉祥对奉军的言而无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满。不仅在天津会议上奉军表现如此，在会下奉军更是不讲信义，居然把冯军的部队缴了械，甚至逼迫冯玉祥的副总司令王承斌辞职。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在天津，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奉军的种种表现，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几天，北京传说他被刺或被扣，他为了消释这些揣测，便回北京去了。其实，张作霖的部下在此次会议中间，也确实在酝酿刺杀冯玉祥。有一次，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拟乘冯玉祥赴宴之机，中途设伏，暗中刺杀。此事被张作霖的副官长杨毓珣得之，向冯玉祥告密，冯玉祥有了戒备，才没有遇害。主要的是张作霖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此事也就被压了下去。天津会议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两派军阀共同推举出了一个国家首脑。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为什么拥段为临时执政呢？因为段祺瑞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军阀###有所谓一龙、一虎、一狗，龙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冯国璋。当时，冯国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只剩下了段祺瑞。此时的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它分为三大派。奉系是一派，冯军是一派，长江流域是一派。奉系的张氏父子和奉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都很尊重。他们对拥段持积极态度。张作霖原来是袁世凯所属３６镇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练兵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体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属于北洋军阀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是亲日派，张作霖也是亲日派，在对日的关系上，他们也是利益一致的。同时，在１９２８年秦皇岛奉军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大将徐树铮，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学的同学杨雨霆密报消息，才得以成功。事后平分了军械，从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成了亲密的伙伴。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张作霖虽然参加了倒段之战，和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段祺瑞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张作霖不参与，曹吴将要独占段祺瑞的家底，并且独霸北京政府。这对段祺瑞的东山再起是不利的。在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中间的主要联系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吴光新。因此，张作霖拥护段祺瑞是“铁定不移”的。冯玉祥读过三民主义小册子，对孙中山非常景仰，最先提出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但是，冯玉祥与孙中山的联合，也有增强自己力量的含义。因为冯玉祥同张作霖和段祺瑞相周旋，深感实力不足。有孙中山这一条线牵着，他也可以增加一些砝码。但是，在天津会议上，他已经陷入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包围之中。这个包围，是实力上的，也是舆论上的。他深感势单力孤，有恨难泄。在会上，他没有大胆地提出自己对孙中山的态度，知道处境险恶，自身难保，只好唯唯诺诺，装出好像对提出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全无成见的样子。这是他迫不得已的。他随机应变，把原来主张孙中山北上改为联张拥段。而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是拥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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