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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逻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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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6)
可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让大家都变成工薪阶层,按月获得工资收入,工资不一
定高,但,每个月的收入基本等同。为了适应这种变革了的新方式,针对个人的金融借贷支
付安排也应该是“次数多、金额小”,月供最理想,与月薪相呼应。于是,很自然地,以分
期多次付款为特色的贷款安排就普及开来。
借贷消费不道德吗?
美国经济向借贷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并非没有争议。事实上,美国以基督教为主,教会
最初极力反对借贷消费。19世纪中,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那些借钱消费的人一定是自我约
束力太差,道德境界欠缺,因为他们是这么贪图享受,以至于今天的收入用完还不够,还要
透支未来。
就像中国社会一样,美国社会历来对借钱投资、借钱经商,都能接受,因为这些投资是
赚钱,是用钱赚钱,所以,付利息投资、借钱投资不是贪图享受,而是进取向上。可是,如
果是借钱消费,那不能接受,因为那是在把钱花在吃喝、花在享受上,而吃喝和享受又不能
创造价值,是纯粹的付出。
随着借贷消费越来越流行,19世纪末就有许多美国人呼吁抑制消费欲望,警告人们不
要被贪婪所淹没,被债务拖得不可自拔。“借贷消费是恶魔”!美国当时的主流文化对借债消
费看得那么负面,以至于即使自己借钱消费,也害怕别人知道,怕别人小看自己。在1926
年,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尽管有近一半人认为分期付款消费“蛮好”,但被抽样的人当中,
每四人中有三人说“我的邻居借贷消费得太过份了”!也就是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分期付
款消费不是坏事,但是对别人借钱花费的态度还是很负面的。而另一项民意测验中,只有四
分之一的人赞同分期付款消费,剩下的都持否定态度。
尽管借贷消费到1926年时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但社会舆论对这种做法继续很负面。因
此,在伦理上,借贷消费面对一场社会文化挑战,就好像今天中国年轻人借钱消费,也被社
会普遍责备一样。
1927年,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
这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E。R。A。 Seligman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
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stallment Selling)。他的第一个论点是,不存在什么“生产性信
贷”和“消费性借贷”的本质差别,因为“消费也是生产”,没有什么只进不出的消费。他
说,表面看,好像个人消费是把钱享受掉了,好像没有产出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人的消费
开支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如果个人住房舒适、开的车好、穿的
正装潇洒,那么他工作得会更卖力、更勤奋,能做成的生意、能创造的价值也会多。亦即,
个人消费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他的第二论点是,根据对大量个人借贷消费数据的研究分析,他并没有发现借贷消费使
人堕落的证据。恰恰相反,正因为分期付款消费后,大卫每个月有月供,表面看这给他压力、
使他日子难过,让他成了“房奴”、“车奴”,但实际上,那些分期付款消费的人反而因为定
期要交的月供,使自己变得更有财务纪律,自律能力强。
Seligman教授的研究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
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到今天,大卫也好,其他人也好,不通过按揭贷款买房、
买车、买家用大件,那反倒是让人觉得不正常了。
从学理上讲,你今天买下房子、汽车,不只是今天、今年从中得到好处,而且只要你还
住在其中、在开着车,今后每年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今后当然应该每年为其付费。这种
分期付款的安排对于理顺个人收入流程跟消费流程的关系,不愧为精妙之作。
借贷消费模式还会继续
过去几年,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
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蔓延,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尽管
这次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但是,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
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
道理在于上面讲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已大大提
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最终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
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
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
100层衣服,否则,这些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消费继续是经济增长的瓶颈。
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来缓解人们因
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
金融品种,其目的也在于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
从而促进消费。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
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
这种借贷促进消费的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
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否则,中国
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和出口市场。
第二部分 审视传统,展望出路
第34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1)
第二部分:审视传统,展望出路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
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
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
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
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
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
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可能成功,
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结束。试想,在以矛和盾、木棒和斧头为
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木棒和斧头,你的武器
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往往热情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而士气低落,那时
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
地下党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
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
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
重新定义。
第35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2)
而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
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代的概率。
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
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限债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的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
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
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
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
济在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
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
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
年开支的9%左右。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
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如图1所示,那年新发行
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5。7%。
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行国债408亿元。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
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和
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
三年共新发行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
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
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
下水。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3715亿元。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
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和之后保持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
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
担率。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
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有4、5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
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
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在达到危机线之前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这种持
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发生在王朝时期,那情况又会怎样?今天的选择跟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第36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3)
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管是宋、明、清还是其它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是
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最终致使改朝换
代。以往,学者主要以腐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正是
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
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
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
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
当前中国的差别。
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
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
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
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
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
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
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 。
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
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
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
统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
美国要富有。只不过,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的钱,它并不
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
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
收支情况 。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
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
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
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
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
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
1300万两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
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第37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4)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
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节流”。在
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很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
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
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
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余额2。9万多亿元。这种靠
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
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没有赤字的时代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
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
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有民主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像那
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就怕天塌地陷。可是,
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不久明朝就被改朝换代。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
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
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任何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过来别人不愿花的钱,他们是
透支过多,可正是这种经济国策使美国保持世界最强的地位。
晚清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对清政府是致命的冲击。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中国
人都不能忘记的,那两次赔款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如果我们暂时把对战争以及
赔款的道德评价放在一旁,那些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假如中国当时的证
券金融业已很发达,清朝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一些数据。按照陈锋先生的估算 ,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它外债支付,清政府
在1902年后每年要付约4700万银两,这相当于1903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4。7%(那年的财
政收入为10492万两)。但是,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8。6%。
跟今天中国的赤字相比,这种规模是否很离谱呢?2000年财政赤字是中央财政收入的
18。6%,从1999到2003年间,该比率维持在13。5%与18。6%之间。从这些比值看,晚清的
财政赤字并没比今天中国的高太多。如果跟英国早期比,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
支付是它的财政收入的3倍,1710年时是后者的近4倍 ,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
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
相对于GDP或国民收入而言,3000万银两的赤字、6。5亿两赔款债务并非像以往历史
书说得那么可怕。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 ,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
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
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那么,3000万银两的赤字只是1903年国民收入的0。9%,低
于1998年后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比如,2002年该比例为3%,2003年为2。5%。
第38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5)
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
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
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为比较,1650年时荷兰的国债总额是国民总收入的1。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
那时英国国债为其国民收入的80% 。但那些负债率并没有使它们灭亡。今天,美国国债余
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单从这些数字看,晚清的负债并没有
以往说得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问题出在在国家理财策略
上。
靠增税缓解财政危机的陷阱
财政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像战争、天灾、人祸等突发或者一次性事件所至,这些事件
虽然不是每月、每年发生,但一旦发生,其成本开支一般会很高,容易冲乱正常的开支安排,
说不定还会将一个国家置于灭亡之地。这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元,
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
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抢劫而发生,
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
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
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
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
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
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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