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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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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魂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仍会有突变的可能。
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厩，以提供他们方便。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他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零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ohn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也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因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予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那么我应该见他？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是的。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到处都有朋友。〃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 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 and 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他对中国友好吗？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约翰先生作为朋友接待，这是很不一般的。我今晚请他在东风饭店赴宴，同时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可以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为了尊重他，是必须再请几位陪客，他是位大使。〃老李说。
〃他想在晚餐后，到我家里来看看瓷器。我该怎么答复他？〃可怜的老李着实吓了一跳。〃哦……〃他紧皱双眉，抚着自己下巴似在寻思什么。我知道他想到那些小棚屋了。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北京南京都呆过，那些比我们门外的小棚屋更糟糕的地方，他都见识过了。〃我提醒他。
〃对，你说得很对。反正，你不能拒绝朋友到你家的要求。晚餐后，就带他来吧。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老李问我。
〃大约九点左右吧，可能还要晚一点。〃我说。
那晚，当我与约翰及渣打银行经理，坐了出租汽车来到我家时，我发现整条弄堂都杳无人影。小棚屋外，也不见晒有衣物之类，连收音机声都消寂了，堆在在我家门口的杂物，也都搬走了。弄堂里洗刷得千千净净。约翰在凉台上伫立一会，往花园四处张望一下，直夸我的住处很安静。他说：〃你过得比我想象得要好多了。〃我没跟他说，可能老李已命令棚屋里的居民，要静静地呆在家里。
我将约翰的来访如此这般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表现得很有意思。我是在他管辖地段之下，他本不需要费这番心思的。因为本应当是我按他指示办事的。几乎大多数干部都是只会指手划脚的。当然，老李是个颇通人情的户籍警，因为他本质上是很善良的。
在我一一取得过境国的各国领事馆签证之后，我要求上海旅行社为我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租一幢房子，我想在山上作为期两周的隐居。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现在，我马上要离开了，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薪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祈祷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
由莫干山回上海后，妇联的学习小组特地为我召开了欢送会。我们的组长在小组中宣布了我将赴美探亲的消息，随后我也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妇联能给予我在这里参加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她们的爱国心及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表示她们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令我受益非浅。其他几位学员也相继发了言，她们要我转告海外亲友有关中国的新变化，并动员他们回来观光。何同志告诉大家，我已定好了新开航的沪港航线的船票，并邀了几位小组成员届时与她一起为我送行。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我告别了上海。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般送客是不准进入码头，因此只有何同志和五位小组成员，以妇联的代表身份来送行。她们开着一辆新近由日本进口的小面包车，将我一直送到码头上。这里对旅客出境所持的行李及外币，控制得很严格。因此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和一只拎包。手袋里只有从中国银行外汇部兑换来的约值二十美金的港币，我在银行的存款和其他物品只能留下了。待我们抵达码头，天开始飘起蒙蒙细雨了。这时，即使何同志持有官方的证明，但那几位学员仍未能被准进入候船室。，我只得在一片凄迷的雨幕中，与她们一一告别。她们祝我旅途愉快，早日与妹妹团聚。谁也没提及我的回来。想来她们也估计到，我是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这里留给我太悲惨的回忆。
好久，海关的办公室才开门。旅客都涌了进去。我的皮箱皮包经过海关人员的仔细检查。他们也察看了我的手提包，查核了港币的金额。完了后，我随着人流上了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送上停泊在相当距离之外的轮船边。
雨越下越大，夹着闪电，瓢泼而下。我既无雨衣，也没带伞，只得顶着大雨，手持行李，踩着给雨水冲得滑溜溜的舷梯，趔趄地上了船。这是中国政府买来的英制轮船，经改装后行驶于沪港之间。我住的是特等舱，里面设有淋浴室。我换下淋湿了的衣服，冲了个淋浴，再回到甲板上向上海作最后的一瞥。
起锚了，为了转向，船缓缓往上游开去。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着的亚细亚大楼乃至我办公室的窗口。往事已成为梦幻中的浮云。船速加快了，直向吴淞口驶去。待它到达吴淞口时，已雨过天晴了。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
跋我在大型喷气客机的特等座舱里，进行着横贯太平洋的旅行，从而开始了几曾中止的我的西方生活方式。机票是我以前服务的雇主亚细亚石油公司送我的。
我在午后，由香港登机。起飞后，一位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俯着身子问我：〃你要'碧血玛丽'还是'螺丝钻子'？〃我肯定是显出了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态，因为她身后的一位年轻先生对我说：〃或许，你还是要一杯香槟吧？〃这时我方才明白〃碧血玛丽〃只是一种饮料。如此看来，〃螺丝钻子〃，也不是那种旋转铁钉的工具了。
在我礼貌又有点结巴地谢绝了那位年轻先生的香槟后，那空中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杯清橙汁。
我花了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四处寻亲访友，试图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加拿大是我定居的第一个国家，我在美丽的首府渥太华住了两年。但那边漫长又寒冷的冬季，对我的关节十分不利。一九八三年，我南迁至华盛顿，那里的气候与上海很是相似。我在那里买了所房子住了下来。我一面力图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级市场的购物及银行自动储存提款种种，另外，我便开始我的写作。
在华盛顿，我每天都可凭着自己心愿安排日子。我不必征求任何人应诺就可以四出旅游，并有各种丰富的商品和笫一流的服务供我享受。在美国，〃后门〃只是走入居家住户的厨房的途径。我可以与朋友坦率地谈论任何话题，而不必考虑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准确，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人曲解或误会我的谈话。在这样轻松的无拘无柬的气氛之中，我觉得十分舒坦快乐。最让我欣慰的是，这里有那么丰富的书本杂志。报纸上的报道也都是人们所关切和感兴趣的，还有就是意趣相投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互访。
我的生活丰富又忙碌，只是不时内心会萦绕着一阵伤感。特别在黄昏，当落日渐渐西沉，而我的体力也开始渐显疲乏之对，一种惆帐有失及阵阵乡愁之感会袭上心头。但待次日清晨，我仍准时起床，乐观地和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富有启迪和信心的又一天的开始。
在写到女儿之死及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悲痛经历时，我心痛得厉害。这时，我不得不暂时丢开稿子而去做些别的什么事，使自己内心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有什么强迫着我，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以便让那些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我在中国的生活。与此同时，我那些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刹亚、加拿大及这里的许多朋友，也鼓励我写下去。我特别要感谢一位退休记者柏盖·特狄（peggy durdin）。她与我是四十五年的老朋友了。一九八零年，我去加川拉尤拉看她和她丈夫，在她那摆满东方古董的宅第里，她是第一个建议我把我在文革中经历写下来的友人。且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不断指点我鼓励我一鼓作气，坚持下去。
我的中国护照早巳过期了，我没有去更换，美国移民局及归化服务处已发给我证件，我可以出国旅游。我希望不久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适宜住在美国。这里有经过大屠杀而幸存的犹太人，坐过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乘船投奔而来的越南难民，还有反对暴君的政治逃亡者。在这样的人中生活，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也相信，要是上帝，在天堂中辟有特殊的一角，专门安置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话，那么我的女儿曼萍，在那个世界之中，一定也不会寂寞的。
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我总是细细阅读来自香港及中国的报刊。就是读美国的报刊杂志。我也十分留心那些来自中国的驻外记者的报道。此外，我的一些邻居朋友也为我收集散见在其他城市的报刊上的这方面材料。我还仔细阅读上海的朋友们送来的中国政府发放的文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千里迢迢飞去香港，会见由内地来港作短期访问的亲戚。
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对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而出现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我常常回顾中国在极左路线统治时代所浪费的岁月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疯狂。我为许多无辜牺牲者难过，很高兴听到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文化革命一是场大灾难。
对那些处于贫困，然而已醒悟了的中国老百姓来讲，那些过时的口号也已失却号召力。共产党为了唤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只能诱发位们的爱国心，教诲人民群众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从而使中国恢复历史上有过的繁荣，并在国际上取得相应的地位。作为一种激励，共产党应诺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
自邓小平作为最高执政者以来，已有五年了。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基本已取得成功；海外商人及旅游者，潮水样涌向中国境内；中外合资金额，巳达几十亿美元；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生产率有了惊人的增长。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有少数工作勤奋又聪明肯动脑筋的老百姓，已经富裕起来了。自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共产党领导表示，再过三年，中国将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包括中外合资、技术合作以及劳务输出等等。国营工业将重点依赖市场的供求规律而非中央的严格计划。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指服务性行业如饭店、成衣业等，正在日益发展。对于这种新体制，邓小平及其部下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实施，也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些老干部，认为邓的政策背叛了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革命原则。也有些反对的人，只是因为改革方案影响动摇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而这种对改革不满而引起的非议，已超过了一般的批评的限度。然而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之下，邓仍能不屈不挠，昂然前进，取得了胜利的成果。
自一九八二年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邓小平以优惠条件，完成了奉劝一百万共产党中层干部离休的任务。继而又通过共产党内部整党，将他认为最顽固不化的基层干部清除出党。自一九八五年年初以来，他调动了国务院几个干部的领导人的职务，并在全国廿九个省和自治区中，任命了廿六个中青年任省长和省委书记。一九八五年八月份，他竟完成了改组军队的艰巨任务。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举行一系列会议时，他要求位于梯形顶峰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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