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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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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是由于幻想的类比导致的。这种类比把头部与身体的另一端等同起来（两个地方都有毛发—两颊和臀部—嘴唇和阴唇—口腔和阴道）。所以，偏头痛可用来代表强奸，疾病就代表愿望的实现。”当然，这种类比并不是有意识的。这个妇女并未意识到自己把性欲表现在头痛里了，因为她成功地抑制了这种“不正当”的欲望（把它排除在意识觉知之外）。还有一个女病人听说过口腔性欲便产生与男人实现这一行为的潜意识幻想，结果发展成喉咙不舒服而导致连续不断的咳
嗽。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意识或潜意识性质的种种愿望、欲望和幻想并不是一个在闭合系统里被试图重新分配的推动的无目的运动。诸如此类的概念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事件正采取的发展方向。在对行为的描述中，弗洛伊德表现出一种最不推崇托尔曼的样子，使用了目的一词的传统含义。人类似乎甚至能够指导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以表明某种观点，表达某种愿望，或许甚至能在这个过程中惩罚自己。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有形的，而是完全精神的东西。弗洛伊德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与物质现实适成对照，……在神经症领域，精神现实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布洛伊尔和弗利斯来说，很显然弗洛伊德至少在两个方面正在与科学上所抛弃了的东西调情。首先，他喜欢从每例神经症中去找性的根源；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叙述心灵是如何影响物质的过程中，他热衷于运用目的论的解释法。他收藏的病历读起来更似小说，而不似科学的描述。尽管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和弗利斯两人之间的分道扬镳还有其他原因，但是，无可否认，这与他们在如何对行为进行正确的科学描述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紧密相关的。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就把自己的解释方式同时运用到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身上了。
心理学中最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因为弗洛伊德确信潜意识的行为决定因素，所以，他的理论描述与物质决定论者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种理论都认为，意识不是控制的“独有”起源，由此可知它们说的都是同一回事。这
种观点把物质决定论与精神决定论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它忽略了如下事实：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活动的本质是潜意识；意识只是冰山的尖端，由我们出生于其中的那种完全的潜意识状态发展而来。观念始于潜意识，然后发展成觉知。因此，潜意识总是知道心灵中的一切东西。抑制就是抵制那些因某种原因心灵的意识方面不能接受的观念。所以，处于意识觉知以外的东西并不处于心灵之外，而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物质决定论中则正是如此。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决定论的观点把形式因和目的因的意义结合起来了，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它称为行为的“概念决定”论。他使用过的具有概念性质的最明显比喻之一是弗伊罗（ｆｕｅｒｏ）。这是一个西班牙词语，指古代赐予省郡并永远成为其法律制裁一部分的一种特权。一个拥有弗伊罗的省郡，就有权要求皇家作特殊的考虑，而且，当弗伊罗被提出来时，必须受到尊重。各种潜意识观念就像弗伊罗。它们可以就过去出现过的某个问题对现时的人格施加影响，而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是以固结或“障碍”的形式出现的，如今行为则为此而实施（通常，现在则象征性地再创造出这一早期障碍的意义）。意识并不觉知到弗伊罗现在所表达的意义，就如弗洛伊德的病人并未觉知到自己的潜意识的性幻想一样。这样的意义是在梦中和某种症状的选择（如那位妇女的“咳嗽”）中表现出来的。但潜意识则总是知道。也就是说，在人格的潜意识中某些被称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本体点知道被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因为正是它们达成了妥协而确定了神经症的外部症状（头痛、咳嗽等）。与托尔曼不同，弗洛
伊德把本体的问题置于其理论的首位。事实上，我们有几个本体以及几种不同的、这些本体于其中活动的意识层次。弗洛伊德总是坚持认为，我们人类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关于心灵（精神）的概念扩大到包括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次。这又一次表明，意识认识以外的东西并不处于心灵的认识之外（因为潜意识知道一切！）。
弗洛伊德的信奉者很容易把我们那个正在发脾气的小孩视为正在再次表演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中某种恋母情结的主题，而母亲则也可能在这一关系中有些潜意识的想法（例如拒绝的想法）要表达出来。
实际上，根据弗洛伊德的原理，两个个体之间是有可能在潜意识中互相交流并互相影响对方的行为的。这意味着有目的的影响，尽管这种目的不是意识到了的！这显然是对行为的目的描述。弗利斯认识到这一事实，并把弗洛伊德称为“思想读者”，即：弗洛伊德不是从外观研究行为，以恰当（即培根式的）科学术语解释行为，而是用人们的内省性想象来作为他们如何发出行为的令人满意的理由。换言之，弗洛伊德不是在描述潜能的冲动，而是用（似乎的）生机论来解释病例。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思想读者”这一指责一直困扰着弗洛伊德，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担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使用可接受的科学术语的愿望，他在自己的里比多理论中逐步转向了一种伪常恒原理的解释。
在此之前，医生使用里比多这个术语已有好几个世纪了。这是指一种类似于寻求性欲满足的物质性内驱力。赫尔本来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见上文）。可是，弗洛伊德
却改变了它的含义，把它视为一种由性本能释放出来的、但完全在物质领域外起作用的一种精神能。在给了自己的批评家们一种思考的能以后，现在弗洛伊德可以开始自己的毕生实践了。他把纯心理的解说（含有精神的决定）转变为似乎是赫尔姆霍茨和冯特式的缓解论解释。他不说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取某些欲求的目标，而说人把精神倾注在这些目标中（即人在心目中把里比多注入于这些目标里，然后可能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受驱使而追求这些目标）。那位咳嗽的妇女在听说过那种作爱方式后，就在潜意识中把精神倾注在各种男性的阴茎上；在幻想自己处于这种情境中（本我愿望）的同时，她还惩罚了自己，即抑制了这些想法，给身体的那一区域即潜意识的想象中能得到快感接触的地方加上一个症状（咳嗽，即以惩罚形式出现的超我愿望；自我还作出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妥协）。我们那个正在发脾气的小孩可能以前已在恋母情结中把精神倾注在自己的母亲身上，而随着这一潜意识的家庭动力的不断发展，他本质上是在与他的前生殖性欲（ｐｒｅ？ｇｅｎｉｔａｌ ｌｕｓｔ）的对象进行“情人的争吵”。
从弗伊罗转到被倾注的里比多并未使行为的基本解说有任何改变。我们依然看得见支持人的目的性形象。可是，弗洛伊德才华横溢的巧立名目却使很多人相信他偏爱生物学术语并的确用了这种术语来描述人类。然而，他的著名同事荣格并没有如此容易地受他愚弄。他曾一度迫使弗洛伊德给里比多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但没有成功。从常恒的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假定的能，里比多在其基本特性方面肯定是最非物质的。也就是说，它（甚至在原则上都）不能通过其本
身的诸多表现被加以测量或给予一个可靠的值。而且，里比多不是围绕人格这个封闭系统的诸元素运动，而是常常充当实现这些元素追求的目标的工具，即本我、自我和超我都“把比分拉平”，甚至以它们占有并能随意处理的里比多为条件而互相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毫不罕见的是，人格的一个不那么强大的方面可以通过诡计和欺骗给更广大的人格施加与它本身实际储存的里比多能不相称的影响。这绝不是关于一个封闭系统内到处运动的盲力的弥散论解说。
弗洛伊德坦率地承认，他的里比多理论更多地依赖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设想，而不是依赖精神分析所积累的证据。即使如此，由于受过布吕克的训练，以及受过布洛伊尔特别是弗利斯的威胁，弗洛伊德恰恰不能使自己的心理学带有公开的目的论色彩，而这一点荣格和阿德勒后来在与狭义精神分析分道扬镳之后做到了。弗洛伊德曾为使用过目的论描述而道歉，并补充说：自此以后，“我将放弃猜测大自然的目的的企图，并将满足于描述事实”。但是，弗洛伊德注定要完成这一任务，而且，他不想让自己的见识被生理缓解论歪曲。我们觉得他正是这样干的。他不是像托尔曼那样把目的论术语变为非目的论术语，而是相反，用非目的论的术语构筑毫无疑义的人的目的论的形象。在弗洛伊德的解说中，行为总是由精神决定的，它随有机体所表达的象征性意义而定，而这个有机体已不仅仅是物质运动中由简单到复杂的多种力的总合（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了。
第四章 意义的含义
随意翻阅一下字典我们就知道“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一词来自古英语的词根“愿望”（ｗｉｓｈ）与“打算”（ｉｎｔｅｎ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一个词语、一个视觉印象或一个嗅觉印象“有意义”时，这只是因为它与所指的东西有关系才具有这种性质。意义总是指事物的相关性，即把一个词语或印象与它的指涉物结合在一起。心理学家们普遍都承认意义的这一相关性本质，但在解释某个有意义的东西（词语、形象、感觉，等等）怎样跟它有关的或所指的指涉物相结合的方式上却有分歧。根据这个词的历史意义，有些心理学家给它以内省性解释。例如，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在室内大叫“起火了”，我们很自然就会把它理解为“那个〔意义〕”，即有人“为此缘故”而意在向我们提出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警告。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基本上是表达目的的。
有的心理学家对意义的含义则采取外观性立场，用严格的机械论来对待词语或感觉经验与它们所指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看作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之间没有意向的联想。经验中相邻近的因素很容易有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的
神经系统似乎正是这样工作的。例如，一个婴儿在某个人的脸庞附近反复听到一个词语就会自动把这两种东西联想（联系）起来而学会妈妈（即那个词语），最后随着自己发育成长而把这个词语发展为母亲。这个脸庞的意义或母亲这个词的意义绝不是有目的地与经验联系起来的，而只是反映了这些因素与孩子个人经历的成长周期相联系的频繁程度。
在有关人类学习与语言的研究中，这些对立的观点被称为对意义所作的象征性解释和符号性解释。弗洛伊德相信，人首先希望思考某种东西，然后选择词语特别是形象来表达这一愿望的内容，即他“为此缘故”而思考的“那个”。如果我们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我们就是假定意义本质上是象征性的。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词语和形象是一种代替现实的生理性编码，并且是以个体与现实事物相联系的频度为基础在过去自动输入的，那么，我们就是假定意义是一种用符号表达的活动。大体上说，英国哲学是联想主义的，并倾向于符号说；而欧洲大陆哲学则更倾向于象征说。
对人来说，随着一个词语或一种感觉具有的意义越来越多，这个词语或感觉基本上也与越来越多的指涉物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陷入一大堆这样的参照点中，我们就不可能讨论任何事物的延伸意义。再谈谈上面所说的“母亲”这个例子吧。那个孩子最后认识到，除了他自己的母亲的脸庞以外，这个词语还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东西联系起来。他终有一天会学到这个词语字典上的定义，即规定了一个妇女对她的子女的关系。这叫做一个词的外延（特定、明晰、“一般”的）意义。另一方面，每个孩子都把一些独一无二的个人特征与他的母
亲联系起来，如奶水的味道或哼曲子的调门儿。这就叫做一个词的内涵（联想、模糊、“私人”的）意义。在心理学中，意义阈（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ｎｅｓｓ）一词被用来描写一个像母亲这样的词语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或重要性程度。随着意义阈增大，关系的范围，特别是那些内？性关系的范围也随之增大。
由于意义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关系的两端称为极，就如我们把地球的南北两极看成是由一条想象中的直线通过地球中心而有意义地连接起来一样。它们的意义关系就是通过地球的这条想象出来的直线；在这条直线的一端是词语、形象、感觉，等等，而在另一端是它们所指向的（意义的象征性解释）或被联想到的（意义的符号性解释）指涉物。当然，意义关系很少如此简单，只涉及一个词语和一个指涉物。在一极上有意义的词语或感觉在很多关系的另一端通常是与很多指涉物、很多极相连系的。例如，如果我们要给“汤”这个词下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我们就得极力找到具有不同指涉物的各种关系，如汤里各种形式的肉食和蔬菜、肉味的浓？、烹饪用具、做汤的程序，等等。加上我们个人与汤的做法和喝法有关的内？意义，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甚至存在的日常生活方面也纵横交错地包含丰富而大量的意义。
尽管如此，为了教学的目的，我们还是可以把意义的概念抽象化为这两个极，即表示或象征某种东西的词语（形象、感觉，等等）以及与它相关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是以地球的南北两极作比喻来表示一个意义关系的这种抽象，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意义关系这两端的每一端本身都是一个最小单位。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两端看作一个原始单极与另一个原始单极发生关系，其次才创造了一边与另一边相连的双极关系。英国的联想主义就是这样解释意义的本质的。可是，正如我们将在本章里展示出来的，在意义的含义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这些关系中至少有些原来就是原始双极性的。在人类的理性中，可以说某些概念是从双极对立甚至矛盾的共同内核中“抽出来”的，而不是靠联系单极创造出来的。
辩证与实证的意义关系
某些名词，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母亲”这个词，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单一性，即它们所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人或一类有别于其他的人；它们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与这一名称有内在对立的意义。如果我们说“母亲”并指着我们附近的一位妇女，我们就把我们的母亲的脸庞（单一项）和这个词语（单一项）这两个单极联系起来了。还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个人（单一项）与我们自己（单一项）之间的关系。当听到我们指着一个人说这个词语时，我们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确实是在指我们的母亲，尽管非母亲或“那不是（他的、她的）母亲”的暗含意义总是存在。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到这种否定含义，那么这种想法所指的也只是我们跟我们指着的那位妇女的关系，而不是指我们跟母亲这个词语本身的关系。这个词语是清楚明了的；它具有意义。除了习惯赋予它的定义
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与它直接相关。
可是，对于像“道德”之类的名词和“好”这样的形容词，情况又如何？如果不借助于它们的对立面“不道德”和“坏”，我们能使用这类词语吗？我们可以把一个像“左”这样的词语同一个意义并不与“右”相关的定义单极地联系起来吗？让我们假定一个人指着一幅图画说“真美”。我们可以推测到他是在对这幅图画作出评价。当我们也看着这幅图画时情况又怎样？我们不也对它作出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不也试图理解“美”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吗？但请注意，为了取得这种理解，在评价的过程中有时我们得用“丑”或类似的意义。在评价一件事物时得用美丑这一尺度的两个极，就如用母亲非母亲这一尺度的两个极来提出怀疑一样。可是，在此例中，我们不是对一个人认为一幅图画美这一事实提出质疑，而是试图弄清为什么作出这种评价。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同时运用意义的双极尺度的两个极。
现在，我们可以引入两个术语以抓住刚刚描绘出来的这种差别。这两个术语引自亚里士多德，但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它们所表达的观念所指却更为广泛。实证意义关系连结单极的名称。对意义作符号性解释就是实证性的，因为它给词语（符号）及其代表的指涉物之间假定了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有意义关系（通过外延或在内涵上）被引进意义的复杂总和中，这些单极可以倍增。具有对立关系的词语如高低、冷热等等，常常通过单极联系出现，以致我们往往认为它们具有内在联系，尽管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记住的另一种有关意义关系的观点称为辩证观
点，即假定某些意义本质上就是双极的，所以，它们不是互相联系起来，而是本质上互相排斥而成为对立；这种对立使一个意义生成两个极却又不影响意义总和的完整性。左的意义不是一个通过经常重复而与右联系起来的单极名称。左只因为它对右的关系才是左，所以，确切地说，左必须也参与右的意义，反之亦然。在我们的语言中，这样的词语关系有很多。而且，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这些词语一般具有的意义，可以被认为是评价、评判和比较性的。换言之，意义上的辩证关系通常与品质问题有关；而与此适成对照，实证关系则与数量有关。
意义的象征性解释很可能以辩证的而不是实证的意义关系为基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据假定，象征性智性在表达自己意欲（愿望、想要）的意义时是从多种抉择中作出选择的（见前述）。抉择始于对立的各极，所以，当我们逐步从“是”走向对立的“不是”时，我们就开始描绘出不断增大的差别程度。我们可以说各种抉择是双极方向上的变异，它们可以把自己的意义一直延伸或不延伸到自己的对立面。
当我们谈到意义关系的延伸时，我们就遇到了连接论说的问题，因为在描绘各种抉择时各种词语并不是通过（联想或意向的）结合而简单地“跳到一起”，并不形成被称为逻辑的特殊关系线的。亚里士多德是最先指出人类按照某些公认无疑的设想进行推理的哲学家之一，在探讨他所谓的三段论推理的基本原则时，亚里士多德把这类设想中最重要的一项称为大前提。
在此问题上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著名的陈述句：“人皆终有一死。”这这一前提含有所谓的先行项（人）跟结
果项（终有一死）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在三段论推理过程中肯定先行项或结果项。现假定我们肯定先行项“这是一个人”，那么结论必然是“这个人终有一死”。这一恰当的逻辑结论是目的决定的一种反映（见第三章）。然而，如果我们肯定大前提的结果项“这是个终有一死的东西”，那么意义关系的另一端就不一定成立了。一个终有一死的东西并不一定意味着那是一个人。
使我们称之为智力与认识的理解得以丰富多彩的，是各种模式的构型、各种秩序的排列。在亚里士多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前，像柏拉图（他的导师）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导师）这样的希腊哲学家就运用过一种认识论，即认定任何已知的东西都是通过辩证意义关系与别的东西相联系的。认识是“一个整体”，所以，甚至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开始一系列理性调查研究，并通过使用某种研究方法（ｏｒｇａｎｏｎ）和通过这样运用智力而最终完全认识真理。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辩证程序，被苏格拉底用在对话中作为问答的战术。如果苏格拉底想要学会某种东西，他就根据论题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如“诚实是什么意思？”学生则尽其所知讲述诚实的意义。在实践中，答案可以有多种抉择。但为方便分析起见，我们仅谈谈立场Ａ与非Ａ作为供学生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的抉择。
如果学生采纳立场Ａ，通常苏格拉底的策略是沿着非Ａ的思路逐步提出相反的问题。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相信非Ａ的辩论思路比Ａ更为正确。如果学生选择非Ａ，他也会同样马上选择Ａ。这对苏格拉底来说都是一样，因为他并不认
为他的头脑里有学生所缺乏的“信息”。知识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此外，真理很可能会随时在Ａ和非Ａ之间的某个地方出现。学生一开始采取的立场被称为辩论的正题（ｔｈｅｓｉｓ），而反对的立场则被称为反题（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这样，正题就总是通过辩证的意义关系与反题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此时是在考虑复杂的意义和广泛的立场，而不单单是类如高？低这样的词语。毫无疑义，在近似于辩论的讨论中我们都是以辩证方式推理的。随着我们的对手提出观点，我们马上构想出相反的观点，期待着“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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