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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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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价值论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在追求快乐而不要痛苦，所以，他们关于好与坏的决定是以此为基础作出的。能够成为促进快乐的工具的行动具有正面价值，而那些不能促进快乐的工具或导致痛苦的行动的工具则具有负面价值。英国的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哲学就强调这种观点，把善的基本定义说成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内在价值论则假定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判断善恶并从而做正确事情的推理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会给自己或所有人带来快乐，但也有时不是这样。大陆哲学强调内在价值论，如康德就是这样。他的“至上命令”就是推想出来的行为原则：“行为应总是把自己或他人看成是目的，而不应只看成是
一种工具或手段。”
这是一个目的论的原则，而且，同样可以肯定，有关价值的各种非目的论理论都极有可能是工具论。
可是请注意：当达尔文在考虑高级文明拯救其弱小成员这一事实所显示的自然选择似乎有退化这一问题时，他显然更倾向于站在内在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这一方。他不可能选择走让病弱之人得不到照顾这条路，尽管他像所有文明人一样认识到让这些人生存下去就会削弱他们整个种族未来的生命力（见ｐ．３２）。为了取得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现代文明在自然选择的道路上倒退。斯金纳对这一事实见怪不怪，因为自从他出版了《沃尔登第二》一书以来，他已成了那种文化设计的重要鼓吹者了。由于他坚持认为他能够用以取得这种文化设计的因果载体是生物进化原则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就有意把斯金纳的这种方法称为“引导性自然选择”（ｇｕｉｄ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这种文化设计的实际效果类似于增加人们可允许的行为抉择的中介论。正如斯金纳所说：“……一种竭力使人们相互雷同的文化完全可能滑入某种无法从中逃避的标准模式。这将是一种糟糕透顶的设计……唯一的希望是经计划的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中，变化的重要性得到认可。”
很多批评家指出，斯金纳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他相信文化设计可行这一事实之间似乎有矛盾。一个无目的性的有机体如何能为将来设计？斯金纳回答说：这种设计是以科学地证明的发现为基础的，而且，由于设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一切形式的讨厌刺激及惩罚的控制，所以不应该有反对意见存在。对那些想知道“谁控制着控制者”的人，斯金
纳却以反控制措施的说法作为回答。选修心理学的大学生们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一只老鼠对另一只老鼠说：“看，我让斯金纳教授受到条件作用了。我每按这根杠杆５次，他就给我那边的食物盒里放上一小份食物。”对此，斯金纳说，撇开笑话一层意思不说，受控制的有机体确实对控制者有反控制的影响。所以，斯金纳的论点是，在一种设计得好的文化里，也会体现这类相互控制。
目的论者觉得对人类关系这样解释是不适当的，并不是因为这一解释需要一个对人的控制者，而是因为它所作的关于这一控制如何实现的解释。人们的确是受文化控制者控制的，但他们又反过来影响这些控制者，其结果是公民与自己所选举的官员、警察、自己的雇主等等之间具有相互作用。但这不是动力因动作的交换，不是一个动作触发另一个动作的盲目发泄，而是在行为发出来以后两者才结合成意义。斯金纳的行为控制技术在有关修改既得行为的论断方面没有错，我们还会在以后的章节（第六、八章）谈到这一点。它的缺陷只是理论解释不完整。在这方面，司各脱的独到见解对斯金纳的解释可能有极大的帮助。
行为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不能抓住这一活动，把它看作一个心理过程。这还不如它对控制的精微描述能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的幻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存在就如隐藏的控制。虽然我们可能恰当地从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抉择方面来理解政治上的自由，可是，说监狱里的囚犯在意欲的行为方面比监狱外的人具有更少的心理自由，就像说一个买得起最好的牛排的人与一个只得靠粗玉米面生存的人的消化过程
不同一样。通常，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所以，我们虽然或许意欲穿墙而过，但却办不到。富人在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有更多的抉择可供考虑，但这并不改变他们的基本心理过程。行为主义对自由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动物。一只受过更多的中介线索训练的动物在心理上是否比一只没有得到如此训练好处的动物更自由？行为主义者会倾向于回答“是”，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因为他们把自由意志等同于抉择的增加——这常常导致不可预测性——而不是行为中抉择的减少。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司各脱对动力因的解释生活，我们就会不断减少我们在行为中可能得到的抉择，抛弃那些具有我们预先认为不道德或有害的相倚情境的抉择。有道德的人可以把外显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心理上看，一切人的自由意志水平是保持相同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强迫性价值决定的“潜在”水平是保持相同的。例如，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并不常常愿意考虑一个罪犯在决定采取何种行为时最容易考虑的“那个，为此缘故”的选择。事实上，遵纪守法的人越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考虑行为的相倚性，他的行为变得比以前更能预测的可能性就越大。各种行为统计论无法解释的正是行使自由意志的这一界限。单凭这一事实就足可以使它们在作为基本人类行为的理论描述时信誉扫地。
第六章 实验室里的目的论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ｐ．９１）谈及斯金纳时所说过的，那些最反对对人作目的论描述的心理学家极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定向上比他们的同僚更为科学一些。威廉詹姆斯曾经把这些心理学家称为讲究实际的人，以与脱离实际的心理学家相对照。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的全盛期大约从行为主义开始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的１９２０年起至４０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里所作的扎实可靠的实验室研究大部分都是以低级动物为实验对象，然后以由此建立起来的解释老鼠、家鸽和猴子学习的理论为基础再外观地推广到人类。这一时期对人的研究调查主要集中在建立尺度和测试手段来探索人的态度、个性性格、智力水平等等方面。
这些研究的结果是，除了所谓的投影测验（墨迹测验等等）以外，由实验心理学得来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建立在外观的基础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ｐ．８０）指出的，测试仪器只
是在一个测量面上从受试者的行为中“抽样”，然后对生活场面的另一个测量面作出预测。这样跟踪现实并不一定能不断加深我们对所预测的东西的理解。即使智力测验能准确地预见到学校课堂中的表现，但智力究竟“是”什么，这或许还是一个谜。事实上，那些建立经验测试的心理学家或者把人变成一个准电脑，或者把解释行为的细节留给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弟兄们。无论哪种情况，这样得出来的描述性解释都是纯机械论的。
为了对行为作一个目的论的描述，我们得开始透过发出行为的有机体的眼睛来作一番观察。我们需要一个第一人称的内省性解释。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只老鼠，那就显得无稽荒唐了，因为我们无法使这一有机体对事物的看法公开出来以供人考虑。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低级动物就没有这种通过内省建立的关于经验的前提。可是，由于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们“控制和预测”被他们构想为“在那里”受到操纵的一系列事件的行为，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合成化合物或分解原子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他们的自变量操纵就如在现实的海洋中航行的轮船的舵柄一样，而在经验上证明他们确实能操纵他们所相信的行为时，他们已完全掌握了这些操纵是“如何”发生（有哪些原因？）的选择性解释了。有机体被他们证明是一系列变化着的因变量，别无其他。与此相对立的理论只是正在走向死亡的生机论的苟延残？。正如斯金纳在５０年代中期所说的，“当我们对有机体取得实际控制时，行为的理论就失去意义了”。此时，他已经把马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见第五章，ｐ．８５）。
可是，尽管斯金纳表达了这种机械论的观点，研究实验室里还是不断地发生着一些事情，给我们带来全然不同的信息，显示了科学地建立人类目的论的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对人的研究一直在急剧增长。在此以前，社会心理学家与工业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人，但是，他们的成员不多，从来未能足以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实验室”心理学家们的身上移开。这些心理学家常被称为老鼠心理学家、刺激反应心理学家或被直称为认知心理学家。战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这无疑得益于社会对建立一门与人类问题联系更紧密的心理学的要求。此外，随着把人放在实验仪器中的专门心理学研究开始增多，传统的动物实验的重要性降低了。
对以人作为实验对象的新强调促使多种问题在以前从未有过的实验条件下取得进展。到６０年代初期，一系列发现开始出现。这些发现暗示，在人研究人时，实验的舵柄上有两双手。在第六章里，我们不可能指望把心理学研究中这一极其重要的进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顾。可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几个重要的片段，以向读者揭示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其周围耍尽花招的东西，因为它预示着他们的机械论大厦有坍塌的危险。
公众没听说过这些进展情况，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有关心理学方法的技术问题。这是正式的见解，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经验心理学家都看不到这种对经验中发现的解释最终会给机械论的人的形象造成有害的影响。目的论者觉察到个人自由问题被这些老掉牙的花招掩盖了。在本章下文中，我们将
考察三个研究课题，用以表明尽管目的因被套上各种相反的（方法的和理论的）控制，但一旦我们认识了它的含义，它的意义就继续贯穿于各种心理实验的发现之中。
需求特性与实验者偏见
心理学家们从来都知道受试人对实验设计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习惯上对这种“受试人的偏见”所取的态度是尽力消除或至少减少它对“真正的”或“较为重要的”发现的影响。这样，这些发现就被假定是在排除了这类影响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这种受试人怀有偏见的倾向以及针对这种倾向采取的反措施后来成了６０年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马丁。Ｔ。奥恩是第一批表明人们在扮演他所称的“优秀受试人”这一社会心理学角色时所能达到的限度的人之一。奥恩的研究助手们请受试人完成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如在纸上把两排数字中相邻的数字相加，在每张纸上需要相加２２４次。在受试人的面前砰然放下一迭厚达２０００张的纸，然后他就按要求开始运算。没有人告诉他这样运算要多长时间。
奥恩的目的是要找到一种受试人愿意参与的实验工作，但又由于其枯燥乏味而可能最终撒手不干。他希望研究一些接受催眠术后干这一工作的人，以观察他们持续的时间是否超过没有受过催眠术的人所能持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奥恩发现，未受催眠术的志愿受试人一直坚持把这项工作干了
５个半小时，以致使实验者而不是受试人最后甩手不干了！甚至在因要求受试人一而再地先把一列列数字相加，写在卡片上然后要求他们把刚写好的卡片撕毁，他们还是按照实验的要求继续干下去。当实验者后来问受试人为什么坚持干这种荒唐可笑的工作时，他们都一成不变地赋予“他们的工作相当的意义，把它看作是一种耐力测试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奥恩认为，当人们扮演“优秀受试人”的角色时，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场合都可以肯定研究能毫无障碍地进行，并因此而取得实验设计中所预期的发现。受试人常常还表达出害怕没有做好实验的想法。由此看来，知道他们“甚至在〔实验〕不具目的和意义时也会赋予它目的和意义”可能就不令人觉得惊奇了。受试人这种“为了科学的缘故”而干工作的倾向的有力证据，可以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关于服从权威的研究实验中找到。米尔格拉姆发现大多数受试人都允许实验者作为科学权威来确定他们行动的道德性，所以他们让自己成了给别人施加痛苦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自己正在给别人旋以电击（但实际上并没有）。
人们不难看到目的论者会对这样的实验程序和结果作何解释。目的、角色、允许权威来确定一个人的意义等这类说法会被构想为目的因的决定作用。目的论者还会把重点放在被受试人构想为自己对面临的情境的断言上，而不是放在以动力因的方式诱发出他的反应的、假定的环境线索上。但奥恩后来却没有这样来构想他的经验发现，尽管他赞同受试人在实验背景中并不被动的观点。在探索对他的受试人贴上一
种标签时，奥恩认为：“……把实验假设传达给受试人的线索（即环境刺激）的总体成了受试人行为（即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把这类线索的总和称为‘实验情境的需求特性’。”
这并没有说明这些线索是如何在人的心理中起作用的。如果它们出现在情境中而不是在人对情境的断言中，那么它们就可以按动力因的方法被想象为洛克式的输入了。这正是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对需求特性的看法。奥恩甚至把这些情境决定因素看作变量，反映了那种盛行于心理学界的、把理论与方法混为一谈的观点（见第五章，ｐ．８０）。他建议心理学家不应再试图抹去这样的变量，因为这大概是不可能的，而应努力“研究它们的作用，并在必要时操纵它们”。在后期的研究中，当奥恩访谈那些完成了实验任务的受试人时，他了解到，只有那些通过某种方法发现了待检验的实验假设的受试人才能使这个假设得到证明；而那些没有察觉实验者的设计究竟要操纵什么的受试人却无法受到操纵，即他们未能参与到有意义的发现之中。事实证明，这是后来很多事情发生的先兆。
与奥恩大约同时开始作研究的罗伯特。罗森塔尔在解决实验中假定的人为因素这一问题时则专注于实验者的偏见。后来，他把实验的资料收集整理成册，说明了这种实验者效应的作用，把它定义为：“……人的行为复合体中可以归咎于作为另一个人的实验者，以及可以归咎于他与受试人的交互作用的……〔那〕一部分。”在广泛地查阅现有的研究报告以及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罗森塔尔得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对
人类进行心理学实验的经验发现，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如实验者的性别、种族、对受试者的对待方式（热情还是冷淡）、对研究结果的期待、个人对受试人的吸引力，等等。甚至在使用老鼠作为实验对象时，如果实验者认为老鼠灵敏，那么取得的结果也要比认为它们呆笨时要稍好一些。
受到这些发现的鼓舞，罗森塔尔继而对儿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研究。他告诉孩子们的老师，从近期内孩子们的智力（智商）增进的潜力看，这些孩子可分为“成熟型”（逐步增进）和“迸发型”（迅速增进）两类。当然，这是一种烟幕，因为其真实目的是要在教师的心目中建立一种类似于实验者对待老鼠实验对象的态度那样的偏见。如所预料，虽然所有儿童的智商在这两年中都有所增长，但是，“迸发型”组的智商比“成熟型”组的智商提高更为明显。
这种自我实现预言是如何发生的？相信自己的研究会成功或相信受试者能完成工作的实验者，比不相信的实验者取得更好的结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老师对学生的期望究竟是怎么能影响学生的智力发展的？罗森塔尔对这些发现的理论分析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也是司空见惯。在谈到实验的背景时他指出：“影响实验对象反应的变量，除了特定实验中专门调查的项目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这真是对极了。从方法论方面说，在实验中，我们所看见、摸到或想及的每样东西都可以被当作变量来研究。可是，由于我们现在认识到没有理论根据变量就不能解释行为，所以我们怀疑罗森塔尔的理论能取得什么成果。令人失望的是，像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他开始倒退了，回头求助于动
力因的先行项。他在为此辩护时指出：“假如过去的行为与将来的行为无关，那么，促使我们研究行为的只能是人本主义者的（即目的论者的）兴趣，而不是科学家的兴趣。”
在总结他的理论解释时，罗森塔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人似乎都习得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期望的动机。预测一个人的将来从而稳定其存在（正强化）可以令人满意，而不这样做（负强化）大多数时候都使人为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习得的动机大概就会发展而喜爱上前一种情形。这就暗示着无论什么时候对经验作出成功的预期，某种形式的准内驱力就受到削弱。罗森塔尔继而强调从心理实验中清除这种自我实现预言成分的重要性。
在讨论前面说过的师生关系时，罗森塔尔就儿童智商的差异如何发生这个问题提出了几种见解。老师们对迸发型的孩子可能更觉得合意，更友好并给予更多的鼓励。他们很可能对这些孩子照管得更紧，因而给他们的“正确反应以更迅速的强化，结果就使学生的学习有了长进”。老师也极有可能在课堂活动中“传送出”某种进步的期望，这就可能改变孩子的自我形象并提高孩子自己取得智力增长的期望。把所有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后，罗森塔尔呼吁更多地研究“可能使教师的期望转化为学生智力增长的机制（强调记号系引者加）的范围”。
十分明显，奥恩和罗森塔尔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上都有某些重要发现。他们两人都是十分能干的科学家，都尽力改进自己的方法。可是，他们是否真正抓住了他们的资料最独特的方面？在这一点上，目的论者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把奥
恩、米尔格拉姆和罗森塔尔三者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很容易地作出一个理论解释，即在行为方面，人被证明是断言者，而不是中介者。受试者的心灵中有打算并把它带到实验任务中，而实验者的心灵中也有打算。如果受试者了解到实验者的打算（实验设计）并实现成为优秀受试人的协约，那么，实验的证据就会出现，就会证明我们正在检验的假设。当然，受试者并不总是促进实验设计（假设）。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中有三分一以上的人在施行（假）电击的全过程完成之前就放弃实验了。做过的一些实验也表明，当把一件“硬行推销品”强加给实验对象以使实验符合实验者的预期时，这种努力可能会使实验者“自食其果”，实际的结果可能会削弱实验的效果（所谓的“负面”发现）。实验对象显然对他们应该如何做有所认识。撇开斯金纳的否认不说，优秀受试人这一角色也涉及到人的尊严问题，即在处理人们称为心理实验这种人际关系时，也有个正确与错误的问题。
用决定论（第三章）的话说，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论点是，使实验成立的“控制和预测”方面是动力因的，而自变量原因变量操纵的实现过程赖以为基础的实验设计得出来的结果，则总是由实验者与实验对象二者的目的因决定。一切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都必须把这种目的因决定性加以考虑。实验者发出行为是“为了”计划（设计）的缘故。教师给学生讲课是“为了”期待于学生有某种表现（也是一种计划）的缘故。实验者和老师在他们与实验对象和学生的关系中都分别使用了纯机械性手段。实验者发出指示，交给实验对象一个任务，给他装上测量装置，等等。老师布置阅读，指着黑
板上的符号，纠正印刷和书写中的机械性错误，等等。可是，证据似乎表明，实验者与教师“为此缘故”的断言对发生在实验对象和学生身上的行为进程来说，至少与那些机械性手段同样重要。实验对象迎合实验设计；学生迎合老师所期待的表现。我们应该不断加深对这些实验发现的研究报告的理解。这些发现使我们觉得，控制人们的是他们接受了别人的断言（意向、态度、偏见，等等），然后又为了这些断言的缘故而发出行为，推进了蕴含在这些断言里的意义。可是，这些“科学地写成”的发现却几乎没有反映过这样一种马赫式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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