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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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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了几天前麦克东纳教授关于国际法制裁的演说，都会记得他指出了几种制裁的方式：一、用军事力量；二、用经济的压力；三、用舆论。第三种方式是最重要的。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难道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有警察吗？当然不是。我们每天遵守法律，完全没想到警察。
英国的大法官侯定（Lord Haldane）……指出法律最后的制裁力是黑格尔所说的“人伦”（Sittlichkeit）；中国人叫它作“礼”；卢梭称之为“公意”（general will）。由公议（public sentiment）、至上的道德、文学、社会制度等等所构成的“人伦”，是法律背后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国际法最终赖以维持的是舆论，是迪肯森（Lowes Dickinson）称之为“和平的意志”的公议的形成。这种公意、“和平的意志”会让我们下意识地去遵守国家或国际的法律。这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这篇演说的第二个主旨，是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如何善尽他们的角色，来帮忙建立这个“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胡适说可行之道有二。第一，是用功利主义的方法：
法律在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绝对的。然而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思想家开始怀疑法律哲学的绝对论。他们开始问：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英国的边沁与德国的耶令（Jhering）试图去找出法律的“目的”（Zweck）。法律因此失去了其绝对性，而变成了达成目的的方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功利主义者说，那就是功利、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试图用它作为衡量任何法律或制度的标准，看它们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后再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个法律或制度。
能适用于国家的，也可以适用于国际。在国际关系上，我们痛切地需要一个理性的标准来衡量政府的政策。就以军备为例，军备是否能促进一个国家最大的幸福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让我们舍弃所有其它建设事业，而把全国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军备。如果我们坐下来想一想，过去和现在的国际关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非理性的因素存在。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真正利益的所在，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每一个政策上，并且有理智地去评断它。这是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一个贡献。
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去发展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大同主义：
如果人类的历史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类的“吾邻”的概念一直在扩大中。十八世纪初年英国巴特勒主教有一篇“孰为吾邻”的讲道。他对“吾邻”定义：“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知晓、能去影响、必须与之交会的那个部分的宇宙、人类与国家。”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用在今天，这整个世界就是吾邻。这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趋向。我们这些对人类的进步具有信心的人，不能相信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理想。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指出并教导一种新的哲学，让整个世界知道爱国并不是人类最高的理念，人类完全可以奋力地向侯定爵士很适当地称之为“更高的国家”（higher nationality）的理想迈进。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教导人类不要以牺牲别的国家的权利与土地的方式，来尊崇自己的国家，而毋宁是以这个“更高的国家”的福祉为目的来发展自己的国家。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鼓励人类为那理想的世界国的境界来奋斗。用康德的话来说：“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安全和权利，不是建立在其国力或自己所认为的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国际联盟（foedus amphictionum）之上，建立在一个集合起来的力量之上，建立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共同的意志的决定之上。＇54＇
胡适的这篇演说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我们记得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夏天，就是胡适1936年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他“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那个暑假。然而，他这篇演说中缺席最明显的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观点。第二，他在哲学观点上糅杂、挪用、调和的倾向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时，他还没离开唯心论大本营的康乃尔大学。但是，他的演说里，已经挪用了功利主义跟康德的观点，交叉互补为用。第三，这是胡适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最后一篇宣言。他这时还是不相信军事和经济的制裁，所以才会说：“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无怪乎他相信舆论，相信靠舆论去凝聚起来的“和平的意志”，才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根据他在《留学日记》所记，讷司密斯在讨论会的最后一夜，“嘱余讲‘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余略书所见，约十五分钟而毕。”＇55＇信然！他这篇演说急就章的痕迹斑斑俱在，迥异于他一向行文与论述的洗练与周密。安吉尔对胡适征引功利主义的理论显然不能苟同。胡适演说完了以后，安吉尔作了一点短评。他说他只想点到为止。他说功利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假定道德就是自身利益（selfinterest）的扩充。他说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一个人决定要好好地教育他的孩子，可以完全是因为那攸关着他自身的利益，但也可以只是因为他就是想这样作而已。当然，安吉尔说，这两者并不必然起冲突，道德与自身利益可以并行不悖。只是，什么是自身利益呢？我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把同侪心、伙伴们对我们的好评等等不可捉摸的东西都剔除掉了。但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人类的利益。如果你把这些也加进去，你会发现利益与道德的调和其实是一码事。但是，即使你证明了那一点，这并不等于你证明了功利主义的观点，亦即，我们行为的动机是自身的利益。安吉尔说：“这形上学的话说够久了。”他于是就此打住。＇56＇
最耐人寻味的是，胡适是带着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来参加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然而，他所敬仰的安吉尔以及他所佩服的讷司密斯，都走向以不同方式来制裁的道路了。欧战的发生，使原来投身于和平运动的讷司密斯彻底泄气。他于是参加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后来还担任该联盟麻省分会的秘书。安吉尔在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已经开始主张用国际联盟的方式来维持和平。以往的军事联盟带来的是更多的战争，非军事联盟的组织，像海牙会议，又因为没有制裁力，而等于虚设。他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所有会员国承诺一致行动。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拒绝把争端付诸公决，所有会员国就拒绝与它往来。从前的杯葛、拒绝往来不成功，是因为那不是全面的。只有全球性的、全方位的杯葛、拒绝往来才能奏效。试想，有哪一个现代国家能够自外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而得以生存呢？他认为这种非军事的制裁方式，远比军事的制裁方式要有效多了。＇57＇
更更耐人寻味，恐怕当时也让胡适震动莫名的，是大会最后所作的几项决议。那是一组主张国际仲裁的决议：
鉴于：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在在显示了美国就是参战，也不可能确保美国及其它中立国家人民的生命，以及美国与它中立国家在海上行使商业的权利。这是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曲解、违反了法律，而且它们对法律的诠释所造成的后果是，这些权利在未来无法得到适当的保障。
我们敬谨地认为，要保护美国的权利，就必须开发并改订现行的国际法，以便：
一、一个制定法律的国际立法机构；
二、一个公正诠释法律的国际法庭；
三、一个能视情况所需，使用最有效的经济或军事力量来执行法庭决定的国际组织。
我们更进一步地谨促美国政府——因为这是立时可行，而且可以作为达成这四＇三？＇项结果的第一步——邀请其他西半球的民主国家进行咨商，以探询它们是否愿意立约支持在战后的和平会议里，以协同一致的方式，去争取保障中立国的权益。
这几项决议将呈递给威尔逊总统、国会议员以及泛美联盟（Pan American Union）的董事会。＇58＇
＇1＇《胡适日记全集》，1：415416。
＇2＇《胡适日记全集》，1：438。
＇3＇《胡适日记全集》，1：461。
＇4＇《胡适日记全集》，1：520521。
＇5＇《胡适日记全集》，2：138。
＇6＇《胡适日记全集》，1：521。
＇7＇《胡适日记全集》，1：523。
＇8＇《胡适日记全集》，1：524。
＇9＇《胡适日记全集》，1：524525。
＇10＇《胡适日记全集》，1：551。
＇11＇《胡适日记全集》，1：553。
＇12＇《胡适日记全集》，1：555556。
＇13＇《胡适日记全集》，2：366。
＇14＇《胡适日记全集》，1：547。
＇15＇《胡适日记全集》，1：547。这首诗后来收入胡适的诗集时，更改了几字，此处，根据他的《留学日记》。
＇16＇《胡适日记全集》，1：437。
＇1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December 3，1914，《胡适全集》40：14。
＇18＇ 胡适，“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胡适全集》35：135143。
＇19＇《胡适日记全集》，2：18。
＇20＇“Editorial：Adequate Defense，”The Public； XVII。871（December 11，1914），p。1177。在此特别向我任教的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同事Kathryn Millis致谢，帮我找到这个周刊和这篇社论。
＇21＇ 以下有关“充足的国防”的讨论，是根据《胡适日记全集》，1：565568。
＇22＇“Noted Men Demand We Arm for War，”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914，p。1。
＇2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61，76。
＇24＇“The Meaning of the War，”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1914，p。8。
＇25＇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22。
＇26＇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7576。
＇27＇ 以下有关“世界学生联合会”年会的叙述，是根据《胡适日记全集》，2：79。
＇28＇《胡适全集》里的日记的英文部分，凡编者所附中译都须慎用，因为错误累累。
＇29＇《胡适日记全集》，2：18。
＇30＇《胡适日记全集》，2：3538。
＇31＇《胡适日记全集》，2：44。
＇32＇《胡适日记全集》，2：5051。
＇33＇ Hu to Williams； February 25，1915；《胡适日记全集》，2：52；以下有关胡适因“二十一条”与中国留学生的辩论，请参阅拙作《星星·月亮·太阳》，页4953。
＇34＇ Williams to Hu； February 26，1915。
＇35＇ Hu to Williams； February 28，1915。
＇36＇《胡适日记全集》，2：56。
＇37＇“Japanese Demands Arouse Indigna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6（March，1915），p。400。
＇38＇ W。K。Chung，“Korea or Belgiu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6（March，1915），p。334。
＇39＇ Suh Hu，“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7（April，1915），pp。425426；《胡适日记全集》，2：7376。
＇40＇《胡适日记全集》，2：8990。
＇41＇ Williams to Hu； March 25，1915。
＇42＇ Hu to Williams； March 28，1915。
＇43＇ Hu to Williams； April 26，1915，Enclosure。
＇44＇ World Peace Foun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1916）。
＇45＇ 以下有关胡适对“国际关系讨论会”的记载，请参阅《胡适日记全集》，2：134144。
＇46＇ Gee Nasmyth，“Preface，”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
＇47＇ William Walling，“The Soc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r，”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9233，此处的引句在第216页。
＇48＇ 以下有关马克辛的演说及发问，请参阅Hudson Maxim，“Defenseless America，”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9146。
＇49＇“Unbloodthirsty Mr。Maxim，”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915，p。10。
＇50＇ Lewis Gannett，“Mr。Maxim’s Audience，”The New York Times； July 4，1915，p。10。
＇51＇ Hu Shih to Lewis Gannett； July 15，1915，Lewis Gannett Papers，16811966（inclusive），19001965（bulk），MS Am 1888（586），deposited a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52＇ Major G。H。Putnam，“The Question of Increasing the Arma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0，129。
＇53＇《胡适日记全集》，2：138。
＇54＇ Suh Hu＇Hu Shih＇，“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47351。
＇55＇《胡适日记全集》，2：140。
＇56＇ Norman Angell，“Discussion Following Address by Mr。Hu，”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51352。
＇57＇ Norman Angell，“NonMilitary San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Law，”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77194。
＇58＇“Resolutions，”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84385。
国际仲裁主义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所以你＇注：唐德刚＇现在可以了解我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一个早期的皈依者。”＇1＇从字面来说，这句话当然不能算错，因为“早期”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多早才算是早期呢？“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是在1915年6月17日成立的，而当时的胡适其实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所作的这个回忆，适足以掩盖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原来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一个人。
但是，就像我在前一节的分析里所指出的，“国际关系讨论会”是一个转捩点。“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凝固起来的思维，最后是体现在大会结束时所作的决议，那就是国际仲裁的主张。这对胡适而言，一定是震动莫名的。然而，这对胡适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毕竟，在他走到绝对不争主义的心路历程中，他的起点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他的思想渐次蜕变的历程中，他从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先是转变成一个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公民；再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从世界公民，他再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现在，是胡适再一次蜕变，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肇端。这就是胡适仲裁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他此后一生所服膺奉行的。
在我们开始追寻胡适转向国际仲裁主义以前，我必须改正三个我自己先前所犯的错误。我在英文版的《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说：胡适从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这与其说是一个转变，不如说是他世界主义在逻辑上更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其次，我在那篇文章里，还认为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转向成为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主要的影响只有杜威。第三，我在那篇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到安吉尔对胡适的影响。＇2＇现在，这三点我都需要作修正。按照我在本书的分析，胡适转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就意味着他扬弃了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那不是他前一个阶段的立场的逻辑延伸，而是转向。因此，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的是正确的；他说他“放弃了不抵抗主义，而开始接受这个比较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对力量的看法，这个用法律的条件来更有效、更经济地使用力量的哲学”。＇3＇其次，从上节的讨论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转向的契机是在他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安吉尔提出仲裁的主张很显然对胡适有极大的影响。这发生在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主要在于为他提供了分析的观念与语言。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从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转捩点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胡适在会期当中就意识到地层的移动。他在会议期间，6月21日，给韦莲司的信上说：“我在与会代表当中找到了几个不抵抗主义的支持者：一个匮克派的女性、一个天主教徒、还有妳离开旖色佳那个晚上所认识的洛克纳先生＇“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始终是不抵抗主义者＇、讷司密斯先生＇后来变成“强制维持和平联盟”麻省分会秘书＇、甚至安吉尔（或许有所修正）、以及我自己。”＇4＇他7月1日在会后追记的日记里还只用“不争主义者”来称呼自己及其同志：“会员当中乃有持‘不争主义’者二十余人。”但是，他在当天写给韦莲司的信就把“道义的抵抗”加进去了：“另外一个令人欣喜的特色，是有一大批不抵抗主义或道义的抵抗的支持者。七十多个与会代表里，至少有二十个是。”＇5＇胡适在这封信里附了一些简报，可能也包括了“国际关系讨论会”在会后所作的几项决议。
韦莲司在7月13日的回信，在在地说明了她跟胡适“智者”所见略同：
这自然让我在脑海里刻画出一个世界舞台的形象。其中，国际法与法庭已经成为事实，反映了国际警卫队是实际的需要的信念。这至少在教育能作得更深、更广以前必须如此。在群众暴动等等危急的情况之下，道义的抵抗，如果没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来作后盾，是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想这或许就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态度。我起初很不喜欢那个联盟的名称。你的看法如何呢？＇6＇
胡适在次日给韦莲司的信，石破天惊，完全一反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
妳说国际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甚至在遥远的未来）都必须使用武力，这句话是对的。旖色佳的讨论会有很多支持道义的抵抗的代表。但是，当讨论会作决议的时候，全体一致地宣告说他们支持用军事或经济的力量来做国际法的后盾。诺曼·安吉尔主义者（Norman Angellists）＇胡适意指所有与会代表都是安吉尔的主张的支持者＇从来就不主张裁军。＇7＇
曾几何时，胡适居然从一个反对“以暴制暴”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从来就不主张裁军”的人？我们记得在五个月前，也就是2月中，他还去参加了“美国限制军备联盟”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当时成立的“废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的名字还是他取的呢！他的“必也一致乎”到哪儿去了？胡适在两个星期以前，也就是7月1日追记“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还在歌颂“和平非攻”呢！他当时还说：
今之持和平之说者类多少年。一日余与克雷登先生谈，先生感叹世风之日下，以为古谚：“老人谋国，少年主战”（Old men for counsel； young men for war），今乃反是。少年人乃争言和平非攻矣。余以为不然。今之少年人之主和平，初非以其框怯畏死也；独其思想进步，知战争之不可恃，而和平之重要，故不屑为守旧派之主战说所指挥耳……孟子言勇至矣：“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也。孔子困于匡，厄于陈蔡而不拒；耶稣钉死于十字架而不怨；老氏不报怨：此大勇也。其勇在骨，其勇在神。＇8＇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胡适已经乱了方寸。在他所景仰的安吉尔提出制裁的观念，在他的和平运动的同志讷司密斯转向“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立下军事或经济的制裁的决议案以后，他的绝对不抵抗主义顿然进退失据。这是在不久前才成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的他，再一次的转向、蜕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开始。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困难。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倒退五十步的做法。制裁之道，从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以暴制暴”，或者说是“以霸道来制暴”。倒退了五十步以后，他大可以把它合理化，说成是“以王道之力来制暴”。当然，即使只是倒退了五十步，其所代表的是从“激进”倒退，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向右移动了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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