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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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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杂问。＇14＇换句话说，他在梅溪才几个月，就已经学到中卷的最后一章了。相对之下，他在英文方面的进步就比较缓慢。《华英初阶》只有32页，居然还没有读完，可见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英文还没入门，确属实情。当然，这种缓慢的进度所反映的恐怕不是胡适，而是梅溪英文课程的进度。无论如何，最惊人的是，他在一两年以后，居然就能读原文书了。这点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说明。
除了在课堂上所吸收的新知识以外，胡适在课外所得的恐怕更为重要。胡适在上海求学、成长的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他在《四十自述》里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5＇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篇，都是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里刊出的，而这一年的《新民丛报》也就是胡适跳升到第二班，遇到作文要写“原日本之所由强”那个难题以后，他二哥帮他挑选出来的参考书之一。然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并没有对十二岁的胡适产生立时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的时候，是他提倡“破坏、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16＇我们在前面引了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增订残稿里的话：“《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段话是很可以相信的。对于一个初从徽州乡下独闯上海，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日本在哪里，不知道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是人还是东西的十二岁的小孩子来说，那新思潮对他的心灵、对他的整个人的震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这些新思潮里，最能够让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产生共鸣的，自然是那最能让人血气沸腾（visceral）的民族主义了。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从这最激烈期的梁启超对他的影响说到邹容的《革命军》：
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然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
更巧的是，1904年胡适到上海念书的那一年正是日俄战争爆发的一年。胡适说：
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17＇
在这样的排满、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下，怪不得胡适会在1915年他在美国写的那篇残文里，说“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胡适说他在梅溪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这句话并不算夸张。因为他离开梅溪，就是一个十三岁孩子的革命行为。原来梅溪学堂在那一年要改为梅溪小
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胡适跟王言、郑璋和张在贞四个人听说学校要送他们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他跟王言、郑璋既然都已经写信去痛骂了上海道台，自然也就不会愿意去考试了。不等到考试的日期，他们就已经离开梅溪了。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1。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2。
＇3＇《胡适外文档案》，E005022066。
＇4＇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19121940（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pp。2627。
＇5＇ 转引自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Appendix A； Table A2，p。304。
＇6＇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pp。2526。
＇7＇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pp。2728。
＇8＇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18519。
＇9＇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http：//。china18401949。/thread。aspx？id313，2009年9月22日上网。
＇10＇ 黄恽，《中国最早的英语课本——〈华英初阶〉》，http：//。booyee。。cn/bbs/thread。jsp？threadid27257＆forumid87，2009年9月21日上网。
＇11＇ 郭大松，《狄考文研究》，http：//。lw23。/lunwen_829752347/，2009年9月22日上网。
＇1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354。
＇13＇ 胡适，《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1：137139。
＇14＇ 王全来，《〈笔算数学〉内容探析》，http：//。kongfz。/trade/trade_reply。php？id20493 7＆tcgs＆tn％E7％81％8C％E6％B0％B4％E4％B8％93％E5％8C％BA，2009年9月22日上网。
＇1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859。
＇16＇ 请参阅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页5985。
＇17＇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556。
澄衷学堂
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总结了他在澄衷学堂的成绩，他说：“在澄衷学堂的一年半，是我进步最快的时期。算学和英文都有进步，文字和思想也有点成熟的样子。严复的译本，梁启超的散文论著，夹杂着一些宋明理学的书，都给了一些思想的材料。”＇1＇在《四十自述》里，他也说：“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总教，即现在的教务长＇自己虽然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因为考试的成绩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故每个学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资高的学生，可以越级升两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等于降半年了。”＇2＇
澄衷学堂是宁波富商叶成忠办的。原来的目的是教育宁波的贫寒子弟，后来规模变大了，就渐渐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1956年改为上海五十八中学，1985年恢复旧名）。澄衷学堂共有十二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一直到“西六斋”。胡适说当时没有什么严格的学制规定，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他说，前六班可以说是中学，后六班则为小学。胡适说澄衷的学科完备多了，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以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科。分班的标准，是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学程度过低的，都不能入高班。胡适说他初进澄衷的时候，由于英文、算学的程度太低，被编在“东三斋”，即第五班。然而，聪明又不甘落人之后的胡适，很快地又重演了他在梅溪辉煌的纪录，一年内就升了四班。原来澄衷的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到前三名的学生都有奖品。由于胡适每次考试常常都是第一，他进澄衷半年以后，就升入了“东二斋”（第三班），翌年春天又升入“西一斋”（第二班）。＇3＇
胡适用功的程度，可以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无怪乎，在他一生中，他常常谈到一个人成功，天才与努力所占的比率如何的问题。胡适有时候会说，天才不重要，努力才是成功的要素；可是，他有时又会说光靠努力是不够的，没有天才还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总括胡适自己的经验，说胡适的成功，是天才加上努力的结果。我们看胡适在澄衷的时候，为了要跳班，如何废寝忘食地学代数：
我这时候对于算学最感觉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卧房里没有桌子，我想出一个法子来，把蜡烛放在帐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因为下半年要跳过一班，所以我须要自己补习代数。我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这样的用功，睡眠不够，就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有一个时期，我的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4＇
胡适好不容易三级跳，升到了澄衷最高的第二班，再升一班以后就可以毕业了，却又横生了意外。这一次跟政治、跟民族主义没有关系，而是跟澄衷教务长白振民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远因，是为了一堂体操课。＇5＇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06年5月16日，那天天气极热，由于学校新定做的夏季体操制服还没到，作为“西一斋”班长的胡适，于是用天气太热没有适合的体操服为理由，跟舍监要求当天罢操。舍监要他们穿旧的体操制服。胡适去找了以后，发现不够十件。于是，就自行决定当天罢操，大家相率到教室去温课。舍监与白振民到教室来责问的时候，胡适以“天热”作为答复。白振民大怒，说胡适集众要挟。谁知道“东一斋”也跟着有样学样而罢操。于是白振民说：东一斋不操，要怪西一斋；西一斋不操，要怪胡适。后来因为胡适的国文老师杨千里的说情，才息事宁人。没想到事情却急转直下，因为那天后来下了一场小雨，热气稍退，同学于是出去补操。白振民觉得东、西两斋学生后来出去补操以后，并没有人生病，这表示原先以天气太热而罢操只是一个借口，他于是悬牌告示：“胡洪骍、赵敬承（东一斋班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说他反正已经不想当班长了，因为当班长使他荒废功课，所以也就不予计较。只是为了解释清楚，他写了一封信跟白振民解释。由于胡适同班同学余成仁说白振民说胡适好辩，胡适在这封信里，也对这一点作了辩解。白振民在第二天看了信以后，要胡适找余成仁来对质，于是事情弄得越来越僵。5月18日，白振民一天之中悬了两次牌，上午悬的牌说胡适“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下午悬的牌诘问胡适是否能担保将来不会再发生失序的情况。白振民每悬一牌，胡适就写一封信反驳。当天傍晚，胡适收到他二哥的信。由于胡适的二哥跟白振民从前是同学，他二哥责备胡适好名，要胡适去跟白振民谢罪。胡适只好写第三封信给白振民，在信后“略表悔意”，并说明他将辞去所有职务以为谢罪的表示。白振民收到了胡适的道歉函以后，在19日悬牌说胡适已经悔改，姑许其自新，不再追究前情。
五月间的体操事件虽然落幕，胡适显然愤愤不平，完全是看在他二哥的份上，忍气吞声。两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显然和胡适无关，可惜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胡适当天的日记没写完。我们只知道在7月16日那天，白振民又悬了一个牌说：“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显然胡适为了余成仁被开除的事情，又跟白振民起了冲突。他在《四十自述》里也谈到了这件事情：“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了。”
胡适离开澄衷这件事情，其实反映出他性格中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有他气盛的一面，这是他在澄衷所写的日记里所一再自省的课题，这也是除了跟他有深交的人以外，所不知道的一面。他日后给人的理性、温文和煦的形象反映了他在内敛上所下的工夫，也更反映了这个被许多人攀龙附凤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胡适，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他的人。无怪乎胡适后来会对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诉苦，说他过的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生涯；说他常常在半夜三更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却没有可以分享的对象；说他多么渴望能找到知己。＇6＇胡适不但是一个一辈子没有知己的人，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他恐怕是一个最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公众人物，然而，他又是最被人所误解的。当然，这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是很有关系的。他1921年8月26日的日记，在这一点上其实透露了不少。那天晚上的饭局上，夏威夷出生的华侨郑莱，用西洋手纹相术替大家看相。郑莱是胡适留美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不会说中文。胡适是在康乃尔大学念书的时候认得郑莱的。后来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郑莱则念哈佛商学院。胡适说郑莱很了解他，所以他说中的许多话是不足为奇。可是，有两点，是准到连胡适都私下称奇的，因为那是他“不足为外人所道也”的秘密：
一、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二、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7＇
韦莲司对胡适气盛的一面其实很了解。她在193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这样老实不可气地批评了胡适：
你在朋友圈里，会轻率地说出你对公众或社会事物的看法。你这样作是因为你脑筋很快，而不是因为你有了理由充分的意见。因此，当你在矛盾之海泅泳的时候，你也许看到了某些字句（相信它们是对的），就说：“我宁愿我是对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意思是，哲学或行为的对错，并不像历史问题那么容易来判定。由于我不清楚你在中国的生活，也无法看你用中文写的杂文，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定很不公平，你可能老早就把你大学时代的习性摒除了。＇8＇
＇1＇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19。
＇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3。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657。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57。
＇5＇ 以下有关胡适跟澄衷教务长的冲突，是根据胡适的澄衷日记，请参见《胡适日记全集》，1：2948。
＇6＇ Hu to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October 31，1936，《胡适全集》，40：311312。
＇7＇《胡适日记全集》，3：294295。
＇8＇ Williams to Hu； August 31，1938。转引自拙著《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281。
中国公学
年轻气盛的胡适既然已经两次跟教务长起冲突，现在又被记了一次大过，他也就决定离开澄衷了。1906年夏天，他去报考中国公学。他被录取以后，就在那年的秋天进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这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取缔”在日文是“管束”、“整饬”的意思。然而，在中文听起来就很刺耳。当时谣言极多，比如说，传言说取缔规则将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当时韩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殖民地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是一个侮辱。又加上这些取缔规则里面，还有对中国留学生住宿以及行为的管理，有侵害留学生权利之虞。在抗议无效之后，中国留学生便议决罢课抗议。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估计有八千人之多，其中，有三千人回了国。这些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该年12月底，在
上海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拟定了自治规则。1906年1月18日，各省代表选定了第一次公学职员。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起草了学校章程。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行开校典礼。校址所在，在上海北四川路黄板桥之北。
中国公学是在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激荡之下成立的。然而，慷慨激昂过后，许多实际的问题就出现了。首先，罢学归国的学生虽然号称有三千人之多，然而，清朝政府当然不想让他们都留在上海。其命令是：“劝令迅速各回本籍，不许逗留。”此外，根据报载，驻日公使又威胁所有学生必须在一个月，最晚两个月内，回东京上课，否则官费生停费，自费生则不送入学。于是“印斩烧叽蟀耄铛舅纳⒄哂职胫保粼谏虾５模坏桨昭Щ毓氖种弧Ｒ虼耍泄ЭУ氖焙颍挥辛桨倭父鲅�
更严重的是中国公学的财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所以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基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1＇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的条件之下，捐款和赞助都不是恒久之道。我们只要比较表2。1所列出来的中国公学1906和1907年的财务报告，就可以看出端倪。中国公学第一年，也就是1906年，总收入是52，779元。其中，捐款收入是15654。53元，占总收入的29。66％。到了次年，虽然总收入增加了一万多元，达到64371。96元，但捐款的收入却骤降到4272。16元，仅占该年总收入的6。64％；与前一年相比，降幅几达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姚弘业的自杀，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同情，使中国公学得到了大量的捐款，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是办学的人所能仰仗的。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国情大不同的一点。美国的私立学校靠捐款、靠投资维持；中国的私立学校则主要
靠学杂、膳宿费的收入。1906年，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是21，582元，占总收入的40。89％。1907年，由于学生增加，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增加到29741。22，占该年总收入的46。2％。如果我们在把该年制服费的收入也加进去，就将近该年收入的一半。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7681。＇2＇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学的财政实际上是不稳固的。中国公学在1906年12月向两江总督端方呈请补助，得其允自1907年正月起每年由江南财政局拨银一万二千两。此外，中国公学又得到粤督张人骏批准，由广东批银三千两。这两个拨款使得中国公学在1907年的补助款项达到21606。73元，占该年总收入的33。57％。这个来自官方的补助，加上捐款，占该年总收入的40％。当然，我们在此也必须指出表2。1的统计并不是很精确的。首先，当时的钱币单位并不是统一的，比如说，端方跟张人骏的拨款是以银两计的，而社会通用的是银元。表2。1的统计所用的单位是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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