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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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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振纲是一位华侨大亨，早年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感到失望，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茅山开办“茅麓”公司。为了这个“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不仅自任经理，经营生产销售，而且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自卫队，配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达到了每人装备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成为一个集军人、土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为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代表几次上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托四，不肯就范。
陈毅十分重视这支力量。有的同志看中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主张“吃掉”。陈毅分析了纪振纲的情况，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想经营好自己的茶叶公司。
陈毅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本鬼子，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名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成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性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拚，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镇定地对他笑笑：“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派部队配合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对陈毅越发敬重，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身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毅，连声说：“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过来，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根。
1。4 与国民党区长称兄道弟
陈毅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吉是凶，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上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热情款待。
陈毅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有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毅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毅的期望，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分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陈毅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若学习，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
在陈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茅山地区的溧阳县有一个名望很高的地主陈湘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回乡后，只想将祖宗书香门弟的家风保留下去，没想到家出败子，儿子陈练升一天里不是牢骚满腹，就是花天酒地，老子的训斥如耳旁风，《四书》、《五经》束之高阁，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针对这样一个地主，陈毅的统战政策自然也未“放过”他。
陈毅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有爱国之心，只是苦于无报国之路才一时误入歧途，可以首先把他教育过来。于是陈毅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受到新四军环境气氛熏陶感染的陈练升渐渐地变了，牢骚少了，建议多了，言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新的名词，生活方面也收敛了许多。看到儿子精神面貌的改变，陈湘甫是既高兴又忧虑，高兴之中夹着烦脑。儿子卷入政治旋涡，非儿戏啊！正在他政治思想动荡不平之时，陈毅直接找他来面谈，提高他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陈湘甫终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等许多谣言，转而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工作。陈练升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改掉了旧习气，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共产党是“奸党”。在一次训话中，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以达到离间新四军和群众关系的目的。
此时的陈湘甫已不是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的陈湘甫了，他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看着国民党士兵的枪，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而新四军陈毅司令却担当父职，把我那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好手。对此，我感激新四军！而你们，”他指着国民党军官；“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抗日救国的新四军作对，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天地良心，你们扪心自问吧！”
一个深受国民党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短短时间里，改变如此之大，国民党也不禁大为惊叹陈毅的统战政策高明了。
1。5 陶勇改名
为了更好地领导部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有一天，陈毅通知四团团长张道庸和二营副营长朱传宣、二营政委姜茂生，一起到指挥部来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他们三人到来的时候，陈毅正在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他连忙招呼大家说：“来，咱们先研究一下形势，然后再给你们谈任务。”
接着，陈毅打着手势继续说：“现在，苏北地区形势很复杂，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暗中与日伪勾结，摧残抗日力量。”
张道庸他们三人等不及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说怎么办好？”陈毅问道。
“冲破蒋介石的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三人一齐回答。
“对呀！向北发展才有出路！”陈毅脸上现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指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啦！”张道庸他们听了这话，心里都在动。
陈毅说：“现在军部主要负责人反对这样做，我们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北发展。今天找你们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陈毅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为了迷惑敌人，迅速插入敌后，顺利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部决定将你们二营改为苏皖支队，由张道庸同志负责领导。”
“那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张道庸着急地问。
“嗬，沉不住气啦！”陈毅用手指着地图说，“你们把部队迅速开到仪征，六合、天长一带，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争取尽快同西面的五支队，东南的挺进纵队联接起来。要记住，此举与打开江北抗日局面，和为大队渡江北进有重大关系哟！”
“是，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一齐回答。
陈毅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背着手在屋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回张道庸：“张道庸，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什么，改名？”张道庸不解地问。
“对！改名。”
“改名干啥？”
“为了斗争的需要。”陈毅解释说，“现在，蒋介石天天在找我们的事，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企图以此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当然我们也不怕他。但是也要尽量不给他们找到借口。”陈毅把视线对着张道庸说，“我们打着苏皖支队的旗号，你再改了名，国民党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队伍。”
“叫什么名好呢？”张道庸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很愿意改名。
陈毅说：“我已替你想好了一个。前面去掉一个‘张’字，剩下两个什么字？”
姜茂生在一旁抢着说：“道庸呀！”
“对，我起了个和道庸音韵相近的两个字——陶勇。姓陶名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你们看怎么样？”
姜茂生和朱传宣一齐回答：“这名字起的太好了，团长，这回你可更神气了！”
“那当然，陈司令员起的名字还能不‘帅’。”张道庸格外高兴，“首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们做好思想动员，做好准备工作，14日出发行不行？”
“行！”他们三人一起坚定地回答。
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按时出发了，他们在新的地区，开始了新的战斗。这位陶勇就是后来我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陶勇将军，说起他的名字知道者不在少数，但说起张道庸，知道者就恐怕廖廖无几了。
1。6 攻上孟良崮 活捉张灵甫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前不久，陈毅兴致满怀地写下了一首《决胜之歌》的歌词，在部队教唱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这歌词，表达了陈毅对解放战争必胜的豪情。
莱芜一战，歼灭李仙洲集团共五万余众。
当时，我整个华东解放军刚刚进行过整编。中央任命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前委书记。
由于我军在华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蒋介石集中了大批兵力，派出陈诚亲自指挥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让欧云领着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分左、中、右三路从南面向我临沂城杀来。另一路三个军九个师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由胶济铁路明水、淄博段从北面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妄图用这三十万人马从腹背两面夹击我军。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连日来，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振林不分昼夜地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两道命令下达了：一是加强对北面李仙洲集团的侦察，一是派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
在一般人看来，这两道命令都是为了保证侧背安全和尔后的机动，为了打好双方酝酿已久的南线大战！
谁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敌人外，我军突然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
临沂城，当时华东解放区的首府。放弃临沂，这是许多人想不通的。而敌人则得意忘形，叫嚷“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已经受我迷惑的陈诚，也大吹大擂：“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之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其实，我华东野战军这时正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开赴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命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可陈诚只相信我军在运河上架桥，是要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以切断我西退之路。陈诚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只好命他的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颜庄地区。
正当敌军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陈毅指挥我华东野战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完成了对新泰、莱芜之敌的包围。
二十日夜战斗打响。我军先是歼灭了从博山南下的敌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道路。二十一日夜，又歼灭了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新三十六师，切断了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城南和西边的重要高地都被我占领。敌人四面告急：王耀武感到济南空虚，命令李仙洲向济南靠拢。敌人的统帅部也醒悟了：所谓“陈毅残部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之说。只好让空军司令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想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
李仙洲在慌乱中，率领他的人马回师北上，当他们刚刚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时，一声令下，我事先理伏在两侧的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这时，敌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军的迎头痛击。敌军一片混乱，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军切成断段。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李仙洲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早预感到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他说：“就是捉五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功夫啊，何况是五万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大势所趋呀！”
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带着俞济时从南京飞到了济南，把王耀武骂了一顿：“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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