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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郯武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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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地。
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尤其在严重缺油水的情况下，人的腹肠特别大。计划供应的那点粮油副食根本不够吃，六亿中国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饥荒”。
但是这一代中国人没有气馁，无艾无怨，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紧紧拥抱着祖国共度难关。
城里的人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便吃山芋、胡萝卜，青黄不接时甚至以树皮、草根充饥。许多人家在大锅里煮着山芋、胡萝卜，甚至山芋干、山芋梗、山芋叶、榆树叶等，而把计划粮里摊的那一点点精贵的白米用纱布包起来放在锅里一起煮，留给年迈的老人、残弱的病人和年幼的儿童。其他人只能吸点儿味儿。青壮年偶尔有吃上几口的机会，必是将去大田或河工上干那些只有整劳力才能干得了的重活。这其间，一家人还得推来让去，往往是进了老人和孩子的肚皮。给老人，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有敬老的美德；给孩子，是因为大家都在遵循一条古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们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困难定会过去，中华民族总有出头的一天。
农村的情况就更苦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计划供应物资。长年难见荤腥，甚至连素油都没有。许多地方的群众用蓖麻籽榨油炒菜，吃了滑肠子久泄不止；有的饿急了吞食“观音土”腹胀而亡。幸存的人虽是占大多数，可是浑身浮肿、精神萎靡是普遍现象。
高宗藩就是在国家这个极度困难时期调到郯城县食品公司工作的。这一天，他到各门市检查工作，发现那些地方都多多少少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剔净了肉的猪骨头、牛骨头。他心里就盘算：好肉都调拨走了，次一些的都卖了，连那些剔骨肉都供应给机关食堂了，这些骨头轮到我来派用场了吧！
当晚的公司支委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建议各门市把这些鲜骨头集中起来，逢集时在集市上支几口大锅，熬骨头汤给进城赶集的农民们喝。
支委们大多数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当然，这异议并非是恶意的反对，相反是向着高宗藩的，怕他上任伊始就弄个错误在身上。人家是这样说的：第一、肉骨头。是公家的，随便拿去烧汤给群众白喝不要钱，以前没有先例，是要担责任的；第二、这类救济性质的事，应由民政部门来做。食品公司出面做了，是不是越俎代庖？是不是出风头？是不是抵了别人的“相眼”？总之是耽心到头来会不会弄成“老公公驮儿媳妇，吃力不讨好”。
高宗藩耐心地说：剔净了肉的骨头，不在调拨和计划供应之内，要是有责任，由他来担。郯城县食品公司是国营企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群众办点好事，功劳会记在共产党名下，作为党的干部、职工为党争光，为密切党群关系，不需要讨谁的好。
最后一锤定音，把这件事定下来了。大家把铁锅、大碗、水桶、煤炭的准备工作布置停当才散会，因为后天郯城就逢大集。
逢集的日子到了。说是大集，其实并不热闹。无论是什么庙会呀，还是逢大集呀，群众手里没钱，买的没有卖的多，集上就显得冷冷清清。快到十点半了，也就是当地人称东南晌了，集上的人还是稀稀朗朗的，直到正晌午才上有几百号人，看来这个集也就这样了。由于粮油是控制物资，街上连卖吃食的都没有。何况就是有，群众也没钱和粮票。所以远路赶集的人，都是怀里揣着两块山芋干煎饼或窝窝头来的。正在大家想找个地方讨口水吃点干粮时，几个路口同时有人喊起来：“骨头汤，不要钱，都来喝啊！”
起初大家认为是有人寻开心或者是神经病人瞎吆喝，后来看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果然煮着骨头，还飘着厚厚一层油花，那扑鼻的香味像磁石一样把人都吸引住了，再也迈不动步子。
“你刚才说白喝不要钱？”有人前来打听。
“不要钱，谁愿喝谁喝。”
“真的？”
“真的！”有几个小伙子呼地一下子围了上来，但仍没人动手盛汤喝。这样的好事来得太突然了，他们不敢相信，就向一位老者投去征询的目光。
老人颤巍巍地分开众人走上前指着汤锅说：“按说早年间遇上荒年也有过大财主行善施粥的事，咱郯城颜家就搭过粥棚。可凭他那么大的家业也只是施粥，如今这位施骨头汤得是多大的来头啊，你不把这位大善人的大名报出来，谁敢乱喝？”
正巧此时高宗藩就在这口汤锅前，他忙迎上前去扶住老人说：“老人家，你尽管放心地喝，大家也来喝吧，这是共产党派俺给熬的骨头汤，毛主席知道大家这几年太苦啦！”
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各自拿碗盛汤泡干粮吃起来。那位老人边喝边流着泪说：“共产党打败了小日本，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咱们，现如今看俺遇上了灾荒，又派人来搭救俺，咱可不能忘了这份大恩大德啊！”
接着各处的汤锅都挤满了喝汤的群众，有几个喝过汤的青年大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年每次逢集郯城县食品公司就在各路口要道上设放汤锅，熬了多少锅汤谁也记不清，有多少人喝过谁也说不准。但人们都能记得高宗藩带领着全公司职工们为群众做下的这件好事，让群众永远记住共产党的恩情。
第三件事：雪里送肉。
过了腊月二十四，一场鹅毛般的大雪竟纷纷扬扬地飘个不停。这是一场罕见的大雪，田野、村庄、道路、河流，全部罩上了厚厚的银装。这场雪一直下到腊月二十八才停下来，大地到处白茫茫一片，连个路眼都难寻。二十七八乱打乱抓，再穷的人家也得办点年货呀！大人还好说，孩子们眼巴巴地盼了一年，少油无盐地干靠了一年，不给打打牙祭，做父母的心里怎能安？萝卜、白菜各家的窖里都存下了一些；白面，也都按计划供应从粮管所买来几斤，包顿饺子也够凑乎的，只是猪肉问题就难解决了。初一的饺子可以用素馅，图个一年到头素素静静。三十晚年夜饭的桌上连碗肉都没有，孩子们不哼哼叽叽的才怪呢！各家各户着急，各村的村干部们更着急。上级一再强调要求在春节期间搞好拥军优属工作，一定要照顾好五保户老人，慰问品中怎么能缺了肉呢？可是这铺天盖地的大雪中，食品站到哪儿去弄肉？特别是一些边远村庄的人们，只好望着茫茫大地摇头叹气了。
他们又哪里知道，还有比他们更急的人，那就是郯城县食品公司经理高宗藩。实际上过了腊八食品公司就忙得不可开交了。上级调拨的任务不能拖延，全县春节供应还得保障，这就够操心的了。本来腊月二十之前就把猪调配好，准备二十六开宰，三天时间分别送到各食品站，群众就可买到肉了。哪知天公如此不作美，…下起雪来就没完没了。高宗藩一见情况不妙，就动员大家不要等住雪，提前动手往下送。广大农民群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过节吃不上肉，还要我们食品公司干什么？
于是一切行动都提前了，二十三号就开宰，腊月二十四也没休息，边宰猪边在城区供应，二十六就开始往农村送。因为那时雪还没停，根本就找不道路，无法用板车拉。高宗藩就和几个副经理带着公司里的职工们每人扛着百十斤猪肉分头往各村送，高宗藩当然是拣最边远的村子去了。每到一村，群众看到他们踏着雪、淌着水走来，泥浆冰碴和血水糊满一身，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郯城食品公司的职工算是真的服倒高宗藩了，在他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公司搞得红红火火，生猪出口任务年年超额完成，成了郯城县首屈一指的先进单位。高宗藩上任的第一年，年终评比时，全县商业七个先进单位，食品公司占了五个：四个食品站，一个公司总部。
正当高宗藩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一场惊天动地的“红色风暴”跃出中南海的红墙席卷神州大地。新中国将经受一场骇人听闻的磨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它是从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开始的，渐渐地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对于那些头上有点“火亮”的人来说，这不啻于是一场炼狱。高宗藩头上的“火亮”虽不算大，可这食品公司经理毕竟也在“带长字”之列，文革的“炼狱”，他是非入不行的。只是这个共产党里芝麻粒大小的“官”，能不能走出这座“炼狱”呢？
第六节
“打倒走资派高宗藩！”
“把反革命分子高宗藩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彻底砸烂食品公司阶级斗争盖子！”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郯城县食品公司和高宗藩家里所有能利用的墙面。而且标语、大字报上凡是“高宗藩”三个字都被打上了红叉叉。
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郯城县食品公司是个大红大紫的单位，高宗藩是全县先进工作者榜上有名的人物，怎么可以在他的名字上画红叉叉？这样的好人也要押赴市曹“开刀问斩”？上了年纪的人想不通，都说“乱了，乱了，整个乱套了。”年轻人却高唱着：“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下来就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到后来就分不清喊些什么了，只听一迭连声地“打倒，打倒”、“砸烂，砸烂”，别的内容就无关宏旨了。
在源于中南海的文革风暴席卷之下，整个中国大陆成了一片红海洋，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自诩“捍卫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如一支异军突起，煽风点火、扎根串连，大有要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闹个天翻地覆之势。他们上面寻根子，下面瞄靶子，要在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找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理人来。所以凡是单位的领导、学术上的权威都成了他们怀疑、打倒的对象，都得受到冲击。一时之间，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高宗藩既然是一个公司经理，手中掌握一部分权，理所当然就在“靠边站”之列。至于你官大官小，那是不管你的。造反派的理论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越是资格老的干部，受黑线流毒越深。解放十七年来他们都是走的资本主义路线，必须触及灵魂，让他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戴高帽子、游街成了当权派的必修课目，打倒、靠边、亮相、解放、结合、站起来，是干部们在这段时期中政治生活的必由之路。
文革之初，郯城县食品公司基本上是风平浪静的。社会上的“造反”之风对公司虽有波及，但无非是转抄几张大字报、向领导班子提点意见之类的小动作，尤其对高宗藩没人去触动他。因为他在公司一直威信很高，人缘也好。以他为首的几个领导班子成员也都是本本分分，干工作没走过大扯子的人，所以社会上有个造反派组织曾来了两个人，说郯城食品公司是“老保窝”、是革命的铁扫帚没扫到的角落，是一潭死水，再不起来造反必将成为全县文革运动的绊脚石。可是内部就是没人响应，他们朝来夕去地在公司泡了两个多月，见这块骨头实在啃不下来，只好丢下一大卷油印小报和传单，说了声“铁板一块”，悻悻地走了。
但好景不长，公司下属门市的一个会计，扯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麾师”进攻公司机关总部。
此人原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在担任门市会计期间，曾贪污过养猪预购订金。案发后，公司让他退赔，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扣发十五元。所以他对公司领导班子记恨在心，尤其恨高宗藩这个一把手没给他垫句话。社会上的造反组织来两个人折腾两个多月没见成效，并没使他知难而退。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他把十几个知识青年抓到手里当了王牌。这些人嘴巴能讲，讲起造反理论来一套一套的；胆子又大，打起人来毫不留情。他们怕什么？已经从城里到这儿来修理地球了，还能咋着？反正又不是本地人，作过恶拨拉拨拉腚就走人，没一点后顾之忧。所以有了这帮文武全才的“革命小将”，一夜功夫刷它几百张标语、大字报，还在话下吗？
高宗藩想不通：自己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出身，是共产党救他出了苦海。自己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共产党呢？从闹土改、搞支前，到当村长、组织供销合作社、担任食品公司经理，一步一个脚印，都是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的社会主义，怎么一下子又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呢？要说个人在革命工作中的表现吧，为了工作自己起五更睡半夜埋头苦干。说是当干部，哪件事不比别人多操心，哪样活不比别人多出汗？职工生病了，自己掏腰包买营养品去瞧；职工家庭有了纠纷，自己拖着劳累过度疲惫不堪的身子去调解，有时苦口婆心地一讲一劝忙到二半夜；职工有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总是比自己事还要上紧；单位搞工资调整，自己把指标让给工资较低的同志；许多临时工都转正了，唯独没给自己的老伴转，还得叫她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要不高宗藩在群众中咋会有这么高的威信，食品公司咋会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县里的流动红旗到了食品公司咋就像生了根似的，一直挂在会议室不走了呢？
但是造反派们不管这一套，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小恩小惠。他们认为这是“打着马列反马列”、是假道学、是伪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不拿枪的敌人”在搞和平演变，“披着羊皮的狼总归是狼”。虽然在战略上他们渺小如一粒灰尘，但是在战术上不可忽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于是他们对郯城食品公司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了“各个击破”和“逐步升级”的战略战术。
各个击破，就是先从高宗藩头上开刀。通过批倒斗臭高宗藩揭开郯城食品公司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端掉这个老保窝，搅活郯城商业系统一潭死水。逐步升级，就是先贴大字报、小字报，再开批判会、斗争会，揭批以高宗藩为首的走资派的反动言行，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们。接着再给他们戴高帽子、拉他们游街，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打，当然是要打的。不通过触及皮肉，怎么能触及灵魂呢？不给点颜色看看，不在他们背上猛击一掌，那些死硬派是不会轻易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
这天这些造反派又拉高宗藩和几个走资派到批斗会上去“洗心革面”，不过常押送他的革命小将换了两个彪形大汉。因为常规的“别烧鸡”已不过瘾了，今天要换个花样，叫作“坐喷气式飞机”，简称“喷气式”。就是要被斗者的头拼命往下低、往前伸，“革命小将”们很喜欢这个动作，认为很够刺激。但做的人不易达到要求标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更是不堪忍受。不过不要紧，小将会给以援助的。他们一边一个抓住你的双手，拚命往上掀，腰不弯到九十度、两臂之间不张开六十度、臂与躯干不成四十五度的标准，他们是不会罢手的。摆成这个姿式，还得坚持几个小时，两边架飞机的人也是挺累的。原来戴眼镜的书生们受不了，所以换了两个壮实些的工人来执行。
“喷气式”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虽然已蜚声全国，但是高宗藩没见过。整个郯城县都少有人领教过，是几个革命小将从外地取经学来的。可见这些知识青年还就是有知识，把整人的姿势和现代化交通工具——飞机联系到一起，这种科技意识和创新精神就足够人钦佩的了。但高宗藩是土包子，他只见过地主把抗租的农民手脚捆在一起，插上一根棍子抬着往县衙送，听说那种困法叫做“四马倒攥蹄”；见过有钱人家逮住偷粮食的长工，面朝下绑起来吊在梁头上。听说那叫“寒鸭凫水”。要不是赶上挨批斗的机会，还真没有见到这种洋玩艺儿的福分。旁边一位商业局领导被架了起来了，听到他“哎哟哎哟”撕心裂肺地喊声，高宗藩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八月八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学过多少遍了，上级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伙人是在革命还是在要命？是在造反还是在造乱？就在他动脑筋思索时，两个彪形大汉说他思想不集中，不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是个死不改悔的顽固蛋。不由分说，抓起他的两只胳膊就往上拼命地掀。眼看扳到极限了，高宗藩本能地束身一个孔雀抖翎把两个凶神恶煞的手挣开了。这两位彪形大汉经常打人、绑人、架人胳膊，高宗藩这一抖，别人看不清，他们可感觉到了。知道此人不仅会武术而且功夫不凡。他们自己不敢上前，却也不向同伙们声张，一个劲儿地喊着“上呀，上呀”，鼓动别人动手。十几个小将顿时围住了高宗藩。他们一拥而上，踢的踢、捣的捣、拉的拉、拽的拽，对高宗藩大打出手。
说实在的，凭高宗藩的武功，像他们这样武大郎耍扁担——不讲套路的打法，再有几个人一齐上也奈何不了他。但他想到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是抗拒不了的，谁抗拒运动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谁破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个罪名谁担得起？高宗藩只能忍，权当是练了一会儿排打功吧！
批斗过，游完了街，造反派还是不肯放过高宗藩，把他关进了一间小黑屋，说是隔离审查。高宗藩被搡进屋还没转过向来，那个会计带着两个小将也跟进来了。他们连话也不讲，抡起手里的棍棒劈头盖脑地对着高宗藩就是一阵毒打。
老子跟他们“拼了”，这些狗日的欺人太甚！高宗藩想，还能怎样？“大不了一个死呗。”他真想和这伙人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又忍住了。他想到了家、想到了孩子、想到了朝夕相伴的老伴。这些年来，自己当干部，做领导，出席先代会，戴大红花，风光占尽了。而把背后的一切事都甩给了老伴，自己欠她的太多了。到临了还得叫她背个“抗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黑锅，于心何忍呢？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对方的棍棒像擂牛一样打来，他既不躲也不喊，只是用手护住自己身上几处致命的部位任他们打。
小黑屋的门是紧紧关着的，高宗藩也没哼没叫，可是棍棒打在他身上的声音很响，传得也很远。一位职工听了多时，后来见屋里没什么动静担心出事，连忙跑到高宗藩家报信，说高经理可能给那伙人打死了。
高宗藩的老伴一听这话，顿时三魂六魄被吓掉了两魂五魄。她两腿发软，哆哆嗦嗦地连路都不能走了。还是在孩子们搀扶下，来到造反派的办公室。造反派头头说：“人没死，有一口气也得交待问题。现在是隔离审查，是革命派在挽救他。这个期间是不能见任何人的，发生了串供什么的，反而害了他。”说来说去，胡扯八拉了半天，总归一句话：不让见。
高宗藩老伴只好哭哭啼啼地带着孩子们回家。
他们对高宗藩不明不白地审了几场、不明不白地打了几顿、又不明不白地把他放了。更不明不白的是，给了他一个写着“四类分子”的黑袖章，让他整日戴着回家改造。其实也没什么可怪的，那时不明不白的事也太多了。他只得忍气吞声地戴上。
半个多月的折磨，高宗藩虽然咬着牙挺过来了，可是身体受了很大的亏，就来到医院看病。人家一见他是批斗对象，根本不愿给他看病。医生喝过来、护士推过去，谁把他当人待？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高宗藩穿了一件大衣，把那个人见人恶的黑袖章盖了起来。谁知小将们“心明眼亮”，鼻子比警犬还尖。他们很快就看到了“阶级敌人的新动态”，闻到了“没有火药味的战争气息”。于是当机立断，在高宗藩的大衣上缝了一块白布，仍写上“四类分子”几个字。
这回高宗藩的病加重了。按说一个长期习武之人是不应该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的，可这回他是身心交瘁。庄邻一位姐姐来看他，见他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连饭也没吃，哭着走了。
士可杀不可辱，高宗藩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凌辱，于是再次想到了死。他想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以死来表示对那些倒行逆施的人进行抗议和控诉。
细心的老伴觉察到高宗藩近期神情恍惚，意识到他可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劝慰他，指着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让他念。文革刚开始，高宗藩是食品公司第一个在家里设置宝书台的。当时全国各地许多人都在家设了。所谓宝书台，就是在迎门的墙上端端正正地贴一张毛主席像，下放一张小桌，实际上就是供桌，制不起供桌的，就用土坯垒张供桌，放上一摞《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等红宝书，也有的放毛主席塑像的。每天早上一起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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