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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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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到北平后，被戴笠安排住进了有“东北四公子”之称的吴幼权的公馆里。因为吴幼权本身就是个贪图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他的公馆不仅场面气魄，还有最好的中西厨师，加上吴幼权的小老婆年轻美貌又极善交际，经常来往于吴幼权公馆的达官贵人，都称它为“安乐窝”和“香巢”。宋子文本来也是个吃喝玩乐的好手，自从进了吴幼权公馆后也就难以自拔了。行政院在北平临时设立的办事处完全由该处的主任坐镇，宋子文只是在接见党政军要员及开会讨论接收事项时才在办事处露面。
宋子文在北平的这段时间，正赶上一九四六年的春节。为了让宋子文过节日快乐，戴笠特地让吴幼权在公馆里举行了盛大的除夕舞会，请了不少的“名媛闺秀”来伴舞。因为戴笠率领其部属侦破了上海火车北站行刺宋子文一案，所以宋子文一直对戴笠有好感。自从这次以后，宋子文家的警卫人员几乎用的都是戴笠的人，所以宋子文家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戴笠都知道，并想方设法为其解决。如果说，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时时刻刻总是必恭必敬的话，那么在宋子文跟前他就要轻松随便的多了。戴笠常常在熟人面前戏称宋子文为“当朝一品”，而宋子文也会毫不在意地直呼戴笠的名字。所以在除夕舞会上，戴笠一再地怂恿那些美貌的女子与宋子文跳舞，让宋子文尽情快乐。戴笠平时很少穿军服，这天晚上他一身整齐的美式将军服，使许多参加舞会的人都吃了一惊。戴笠这样做有他的考虑，因为在白天里宋子文答应他凡是军统已接受的财物，行政院一律不过问。而且，宋子文还极力支持戴笠与美国海军合作的设想。宋子文告诉戴笠说，何应钦不久将要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美国，他要戴笠在何应钦走之前到南京一趟，请何应钦到美国后为其游说并打通关节，以利日后戴笠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戴笠心里明白，宋子文的这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是真心想帮他。为此，戴笠觉得当中国海军总司令的希望在一步步向自己走近，心里一时高兴也就穿上了将军服。
当除夕的钟声敲响后，北平上空响起了除旧迎新的鞭炮声。
跟随戴笠多年的贴身警卫贾金南，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支大的花炮。由于这花炮的威力很大，贾金南由于害怕，点了几次都没有点响。戴笠在一旁看见后，对贾金南说：“看你，笨得连花炮也点不着了，我告诉你这花炮要这样点。”说着，戴笠接过贾金南手中的火，另一只手拿着花炮点上了。这次，花炮倒是点着了，但戴笠还没来得及脱手，花炮就在他的手上爆炸了。戴笠的手被炸得墨黑，将军服上也被炸开的花炮烧了几个洞。幸好当时院子里的光线很暗，没有人看见戴笠的狼狈样。
戴笠原有的好心情顿时消失了，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第十五章
蒋介石开始对戴笠下手了。
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利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后，先是惊愕然后是极度的紧张。军统局不存在了，就等于没有了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蒋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本来戴笠想忙完了全国的肃奸工作，回到江山去看看老母亲。可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蒋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悬崖绝壁上。不过，戴笠毕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他要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戴笠借蒋介石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
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交通警察总局的主要力量由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约有十万人；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缜密，按照以上的几步棋走，撤销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
就在戴笠为军统化整为零的事苦思苦想时，蒋介石要到北平视察了。戴笠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表现军统能力的机会。他提前一个多月赶到北平，对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首先，戴笠急调自己的亲信祝维屏和倪超凡来北平，分别担任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而后，戴笠让祝维屏特别组建了一个“贴身”警卫大队，全部队员共为二百人，均为在重庆警训班受过美方特务的严格训练的年青学员。当这些学员用飞机远到北平后，戴笠亲自考核他们的思想和特种警卫技术。考核结果使戴笠非常满意，他边上人说：“我不相信明朝的锦衣卫，能超过我组成的警卫大队。”蒋介石到北平后准备下榻在交道口的圆恩寺内，戴笠带人对这个地方多次进行清理，累得他再度咯血。按照以前的惯例，蒋介石外出警卫工作都指定戴笠负责，而这次北平之行，蒋介石却要俞济时和戴笠两人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因俞济时对警卫方面不专业，他到北平后就把蒋介石活动日程表全交给了戴笠。
蒋介石到北平的头三天没有出过圆恩寺的门，第四、五天才去怀仁堂出席了茶话会。最使戴笠神经紧张的，是蒋介石离开北平的前一天。这天，蒋介石要在故宫太和殿前召见北平的大中学生和检阅美国海军驻北平的陆战队。为了安全起见，戴笠布置了四道警卫圈。可是当蒋介石检阅完美海军陆战队后，北平的市民夹杂在大中学生中一齐涌进了太和殿前的广场。蒋介石见此场面后非常高兴，当即操着浙江口音讲了一通要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精诚团结的大道理。就在蒋介石演讲结束时，市民和学生不由自主地涌向蒋介石，把戴笠和围在周围的二百名贴身警卫全冲散了。戴笠见状急了，拼命地喊：“不要挤！不要挤！”可此时，他的声音在人群中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也被人群挤出了故宫。好在蒋介石没有出事，很快返回了圆恩寺……
当蒋介石乘机离开北平后，戴笠突然觉得自己很累。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为此，戴笠把宋子文一送走，就在北平什锦花园吴佩孚公馆，召集龚仙舫、文强、马汉三等人就军统化整为零的计划进行座谈。在这之前，军统局化整为零之事，只有戴笠和局本部的毛人凤和龚仙舫等极少数几个核心人员知道。所以，当戴笠劈头问龚仙舫化整为零合法化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时，龚仙舫顿时紧张得不敢说话。戴笠马上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了，不会泄露。你说你的，没有关系。”于是，龚仙舫汇报了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痛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还汇报了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的十五万学员一律以中央警校毕业生学籍待遇。龚仙舫汇报完后，由于文强和马汉三等人不明了化整为零的做法，便向戴笠提问。戴笠解释说：“第一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郑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第三是已与交通部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和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的合法化就是如此。”戴笠把自己原先考虑好的计划复述了一遍后，惟恐在坐的人员因不明化整为零的内涵而泄气，接着又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就越显得重要。不过，我们军统局这个名称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好受，组织也太庞大了一些，筹措经费就有了困难，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别人的嘴。人言可畏呀，凡事要为领袖多想。我跟了他已有三十年了，是深知此道的。”戴笠没有把话说出头，但听得出他说这番话时心里透着凉意。特别是“我跟了他三十年，是深知此道的”这句话，在坐的谁都明白戴笠说的是蒋介石，但“深知此道”的道究竟是何种意思，也只有戴笠自己最清楚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戴笠为了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按照戴笠的意图，就是把军统里弱的和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和能干的人员留下来；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三百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三百人到内勤工作。这个口号的提出，表现了戴笠在特工工作上的思想转变，也是面对严峻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此时，戴笠的心里非常明白，通过国防、内政、交通三大部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这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从戴笠的内心来说，当然希望自己能一身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他戴笠就是要争也争不来的。不过，戴笠与郑介民以往的合作还算可以，由郑介民掌握国防部二厅要比换一个非军统出生的人要好得多。至于交通警察总局，戴笠估计由他亲自掌握或推荐心腹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问题是全国警察总署，这是个权力和油水都很大的机构，而且安置军统人员是最多的。对这个部门的主官，戴笠是最重视的。但是想竞争这个职位的对手会很多，最有可能的就是李士珍和唐纵。戴笠尽管非常想得到这个位置，但因蒋介石对他早就有戒备之心，况且这化整为零蒋介石就是为对付他戴笠而提出的，因而蒋介石不可能把警察总署的权力交给他。至于李士珍，他虽然在警察理论教育方面能拿出点东西来，但在特工工作方面是个门外汉。由李士珍负责警察总署，不符合蒋介石把全国警察总署办成警察和特工合二为一机构的设想。惟有有可能的就是唐纵，他多年来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已充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且也正是蒋介石借重唐纵来抑制戴笠的时候了。因此，唐纵应是蒋介石考虑的首选人物。尽管戴笠对唐纵有着许多的看法，但他仍然觉得警察总署的权力给唐纵要比给李士珍要好，并且戴笠已从蒋介石的一些言论里感到他的推测没有错。
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并以此与唐纵抗衡。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警坛社”的组织者是军统局训练处的邹风吟和《家风》杂志社的编辑罗肇棣，他们两人由于职务的关系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也很强，“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发展了五百多人。戴笠乘机让军统局人事处的徐风，把“警坛社”的领导权接管了过来。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一九四六年二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作了准备。在这同时，蒋介石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撤消军统局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不会有好的对策，干脆以肃奸案件太多为借口，请假到外地巡视去了。由于戴笠不肯出席，再加上原来指定出席月度会报的人员有了大的变动，会议已很难再开下去。于是，蒋介石下令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在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而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统和军统机构，从表面上看警察与特工在名额上四票对四票。这说明在蒋介石的头脑里，军统局化整为零后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形成特工与警察的合流。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除了以前的宣铁吾和叶秀峰，又多了李士珍和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已斗了许多年了，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可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自己拉下马的人又被蒋介石扶上马了，而且还要参与讨论如何撤消军统局的事。这对戴笠来说，是怎么都难以忍受的。但这是蒋介石有意的安排，戴笠还能说什么？至于那个黄珍吾，他是郑介民的同乡，原来戴笠与他的关系不错。抗战开始后，戴笠曾想让黄珍吾担任别动队的代总队长，后因黄珍吾靠上了蒋经国，先后担任了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和青年军第二零八师师长。日本人投降后，经宣铁吾和李士珍联手向蒋经国推荐，并在蒋经国的帮忙下，黄珍吾最终从韩文焕的手上夺得了首都警察厅长的职位。这使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和李士珍一派的人。还有那个陈焯，他的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剩下的还有唐纵和郑介民，他们虽然都是老军统，但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戴笠与他们其实已很难沟通。唐纵不用多说了，郑介民此时已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也不可能再跟在戴笠的后面行事了。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设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在对日伪财产进行接收的过程中，军统系统的有些人员上下勾结大发接收之财，有的一人就接收了二十多处的房产。当时，上海公布的敌侨和汉奸的房产有八千五百多幢（实际数远大于此），被军队、宪警、特务和流氓等侵占的就有五千多幢，其中军统占用的最多。还有，如北平的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佛像有数尊，每尊重达数十公斤……到了肃奸的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军统，而且会殃及他自己。于是，戴笠放下繁忙的肃奸工作急着回到了重庆。他当着毛人凤和沈醉的面语气极严肃地问道：“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迟了便要出毛病了。”戴笠说完，当即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在重庆待了没有几天，又乘飞机去了青岛。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戴笠必须要尽快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克柯将军见上面，一方面在克柯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另一方面想通过克柯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和进度。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首先在青岛登陆，为此青岛也就成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重要基地。于是，戴笠下令成立了军统局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很善于交际而且英文很好的梁若节任主任和站长。戴笠再三交代梁若节，他在青岛的惟一的任务就是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克柯将军。克柯虽是美国海军中的名将，但也是凡胎肉体，戴笠觉得克柯这老头金钱不会紧缺，可身边的女人不常有。对此，戴笠指示梁若节寻找一些漂亮女人供克柯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克柯若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而影响威信，故有些犹豫。戴笠知道后，吩咐梁若节改在星期三、四邀克柯上岸活动。克柯对戴笠在细节上注意很是感谢，他多次对梁若节说：“戴笠此人善解人意！”戴笠在青岛陪克柯的目的达到后，他又急着到了天津，拜会了美军驻天津司令爱德华将军和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戴笠按照克柯将军的要求，与他们一道商量策划美海军陆战队在渤海海湾登陆的事宜。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四万多人在渤海海湾一带登陆，这对蒋介石进行全国军事部署帮助极大。戴笠也正是看清了这点，利用与美国海军的特殊关系从中穿针引线，好让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也有利于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
此时，戴笠还加强了反共产党的活动。
整个抗战期间，军统局几乎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对付日本人。现在日本已被打败，而被蒋介石称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组织更加强大了。所以，戴笠此时敏锐地感觉到，反对共产党必定是蒋介石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所谓的“国共和谈”，这不过是蒋介石麻痹共产党，敷衍国内外舆论，争取内战时间的一种姿态。戴笠觉得，要使军统局有新的出路或者在化整为零时，具有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得迅速调整部署在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中做出成绩来。自从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后，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反共内战的密令，并向各战区重新印发了他在江西剿共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而且先后发动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战役。结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十一万多的部队被共产党的武装所歼灭。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多人在邯郸前线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共产党军队围歼，一时无法逃生当了俘虏。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俘虏，在国民党军队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蒋介石尤其感到心疼，连着几天没有睡好觉。戴笠得知此事后，觉得蒋介石的痛心不是因为失去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而是出师不利挫伤了他本人和国民党军队反共的信心。于是，戴笠想做一件国民党在战场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派特务把高树勋重新从共产党那边拉回来。这样，一方面可给蒋介石挣回面子，一方面也能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上的能力。为了尽快落实这件事，戴笠到天津专门召集下属人员开会，商讨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的办法。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仙洲曾在高树勋手下任过调查室主任，与高树勋的关系不错。为此，戴笠把任务交给了陈仙洲，要他不惜成本办成此事。陈仙洲考虑再三，让曾任新八军师长的张抚疆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去后一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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