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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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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山本七平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道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写的报道，就知道她本人似乎还不知道她所说的“红枪队”就是“红枪会”的战士（《北岸部队随军记》便是抄录了《北岸部队》并进行若干加工后收录在陆军省报道部编、陆军画报社出版的《大陆战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这里，把“四、五百名中国人”改为“四、五日名中国僧侣”，而且还有“僧侣们”云云。日华战争爆发三年后，林芙美子看来还未了解红枪会的实质。这点暂且不说，关于“红枪会匪”的情况，山本七平所写内容与林芙美子的记述毫无关系。
再者，铃木二郎记者描述了俘虏们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一点，山本七平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是从城内看到此种情景，铃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远视力”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闻记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九页）。不过，这又是过甚的强词夺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铃木记者是从城内看到城墙上的现场情景的。当时，也许允许新闻记者登上城墙看屠杀情况。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从城墙下往上看到的吧。这时，如果也从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来的红枪会士兵的情景。而且，从城内远离城墙内百米之外遥望城墙上靠城外一边的俘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以望远镜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远视力”，不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情况了吗？
此外，铃木二郎记者在屠杀俘虏的报道最后写道：“据说，他们这些手持红缨枪的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认为即使中弹也不会死。此事是我后来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的。”因此，关于俘虏的精神气概，或许也是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并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当说“此事……”的提法写错了，应该写为“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当武断的发言， 说： “查阅了所有记录，但尚未看到关于（红枪会）在南京城内的记录”（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铃木明也说：“我的解释是，日本军称已为‘红枪匪’的红枪会经常在华北神出鬼没地活动，而关于他们出现在南京攻陷战中的说法，我则从未听到过，保卫南京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六页）。我虽然尚未看到这方面的记录，但也不准备因此而说南京城内没有出现过红枪会这个集团。 铃木二郎记者在上述报道中， 还这样说：“我多次听到，在这个战场上（指南京追击战。——洞富雄注）手持红缨枪（类似日本长矛之类的武器，但在矛头扎有红缨）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个接一个地冲锋，展开了使日本军感到头痛的肉搏战。”但在山本七平看来，这也全然是虚构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认为铃木二郎记者的报道中说在南京守军里有红枪会的战士集团，那都是虚构的，但他竟说出了如此大相径庭的话来，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议”。
所谓“南京大屠杀”“全是谣言”的根本“理由”
铃木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本书，但还未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可是，山本七平却说：“我认为虽无重复的必要，但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既不是说侵略是正义的，也不是说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未发生过暴行事件。它确实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找不到‘恩威并施的皇军’这样的军队”（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八页）。这似乎是说，在南京虽有小规模的屠杀，但绝不是“大屠杀”。
山本说出了与事实大不相符的话，他对铃木二郎记者的亲身经历之谈所作的批评暂且不说，其所以如此主张似乎只有两个理由。首先介绍一下他自己所说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的谈话中提到的。基本内容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已有发表。谈话条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会田问道：“关于支那事变中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看来基本上已调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议的传说啊！”对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是啊，在此之前，我就着手调查了，但越调查越发莫名其妙，结果是【我认为那全是谎言】。
【理由很简单】。……如果由此推算，幕僚作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的决定，大概是在十四日。因为十二日日本军攻入南京城内，十三日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地雷和尚未爆炸的炸弹，十四日之所以能作出决定，是因为已没有巷战。要是还有巷战，怎么也不可能在十四日作出决定的（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第二一八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二页〕中这样写道：“最近在十五日夜里，只要有关入城式的命令不下达，十七日就不可能举行入城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十四日夜里要召开参谋会议，司令官作出决定，第二天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如阅兵部队的组成、城内警备用的兵力配备计划以及为防止对城外的偷袭而进行必要的部署等等，必须在黄昏或夜里转知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集合’。而且，应当在十五日那天配备和部署完毕，十六日进行准备。要使之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十三日综合所有情报，作出大致可行的估计”）。
即使像马尼拉那样很少有障碍物的城市，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美国军队从攻进该城的一角到扫荡战结束，尚且花了三个星期时间。由此来看，南京攻陷战实质上等于兵不血刃地入城。我进一步作了调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因为如若杀了人，那末仅搬运尸体，加以清理，也很困难。我越调查越发感到莫名其妙。
【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在治安稳定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因此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出问题的，那只有十二日中午至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我认为，十二日攻进城内，而十三日乃是排除某种程度的局部抵抗，控制了全市。在这种战斗高潮中，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朝日新闻》所报道的“杀人比赛”之类人为的屠杀。】因为仅战斗及其紧张状态就够忙的了（《季刊：历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四页，【】内着重号系洞富雄所加）。
如前所述，《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德丁报道了十四日中午前南京城内进行战斗的情况（参照本书第三八七页）。我认为，这类战斗并不是怎么顽强的抵抗。于是，我估计在占领南京的十三日当天夜里，市内的治安已经全面稳定，部分地区的战斗旋即停止。因此，可以认为如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已在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进行准备工作。
然而，对山本七平后来所说的话，就不能表示同意了。山本说：“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他断定，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当在十二日攻入城内后到“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内进行大屠杀，那末“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他又说，“排除局部抵抗”，在控制了全市的战斗高潮中，“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杀人比赛’（即”砍杀百人比赛“ 。 ——洞富雄注）之类人为的屠杀”。入城后“不久”，不要说是“人为的屠杀”，就是将大批俘虏和“便衣兵”带出城外进行屠杀的“充裕时间”等等也是不可能有的。
虽然山本七平是这样说的，但问题在于入城后“不久”。我不知道什么“定论”不定论的，但所说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是发生在“入城后不久”，却是事实。然而，认为入城后“不久”是指十二日攻入城内到十三日中午确保治安稳定后的整整一天的人，除山本外，恐怕别无他人了吧。他认为，“确保在治安稳定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要是有屠杀，那必须在确保治安稳定的过程之中进行，而在此期间却根本没有充裕时间进行屠杀。不过，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大屠杀未必是以稳定当时的治安为目的而进行的。一般说来，占领不久后的屠杀是针对俘虏和“便衣兵”的，而这据说是发生在十三日夜晚至十六日夜晚。但是，就是在十七日进行入城式后，仍还对俘虏进行了大屠杀。
令人费解的伤亡统计
山本七平主张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后面要介绍的关于南京守军的伤亡统计，即使社会上也对这个伤亡统计感到不可思议。
山本就日本军发表的关于南京城内外的遗弃尸体数，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见《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即使根据铃木明的记述，他也表明上海派遣军于十二月十八日发表的“敌人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以及仅从其于翌年一月发表（实际上于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遗弃尸体看来也多达八万四千具”。对此，山本七平先是说：“人们如何解释，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对这种过于荒唐的说法只有表示叹息：”竟然如此地一直蒙骗了国民？‘“（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七页）
上海派遣军发表的数字是不是像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是夸张性的荒唐说法，这个问题暂且不谈。但继上述发育之后的中国军队伤亡统计诚然是奇特得很，是否是蒙骗不明真相的人呢？这可不能搞错，故决定如实照抄地引用山本七平的记述：
通常，会出现三倍于阵亡者的负伤人数，即便将负伤的人定为两倍，那么阵亡者、负伤者（即丧失战斗力者）的总数，便是二十五万二千人。
军队一般损失一半就是丧失战斗力。这，当然称之为歼灭战了。这样，说是在“南京之战”中歼灭中国军队五十万，这种说法何等愚蠢。在南京的中国军队，最大限度地估计也不过是五万，而其伤亡人数即使多估计一点，也在三千到五千（恐怕还不到这个数字）。这一点，中国方面是清楚的。
那末，上海派遣军发表的“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如果说是“事实”，那也只能说其中只有四千具是战斗人员，而其余八万具则是被屠杀的非战斗人员的尸体。不言而喻，这个数字是大本营虚报的，证明就略而不谈了。然而，这种说法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起作用（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七页）。
像山本这样通晓军队情况的人物，把这种奇特的统计强加于我们，真令人不胜惊讶。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保卫南京纯粹是背水一战地困守孤城。估计有五万至十万守军，除极少数幸存的俘虏（如后面所述，山本估计这些俘虏有三千六百名左右）外，几乎全都遭到了这样的命运：阵亡，或当了俘虏后被屠杀，或在日本军搜捕便衣兵时被杀害。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尚在那里，目睹了中国首都南京的最后时刻。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从上海发出的特讯中报道说：“南京被占领，是中国军队所蒙受的惨重失败，也是在现代战争史上最惨痛的军事崩溃。中国军队企图保卫南京而自己陷入了包围之中，以致遭到了有组织的屠杀。”（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山本之流根本无视南京攻陷战的实际状况，根据他们“军事算术”的粗略统计而得出的答案是，中国军队伤亡“三千到五千（恐怕还不到此数）”。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三千到五千”中国军队的“伤亡”，说的是阵亡者的人数。根据山本的统计来计算，五万军队被歼灭，其伤亡者必是两万五千人，其中按阵亡者占四分之一、负伤者占四分之三的比例来计算，那末阵亡者就是六千二百五十名。这个六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数，被换成“二千到五千”，肯定是巧妙地借用了德丁记者所报道的关于中国方面伤亡“三千到五千”这一推断。
诚然，德丁记者说过：“中国方面的伤亡人数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过此数” （洞富雄编前引书2，第二九四页），山本只是将德丁记者在这里所说的“超过此数”改成‘不到此数’，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过，德丁记者所说明的是因战斗而伤亡的人数，只是阵亡者的遗弃尸体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体上对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写成为中国兵遗弃尸体的总数。德丁记者就南京守军的整个伤亡情况，明确地记述道：“至少有三万五干人的兵力遭到了歼灭，这相当于南京守军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两万人被处以死刑”（洞富雄编前引书2，第二八四页）。当遗弃尸体的数目引起人们注意时，不提这一整个伤亡人数，而只说因战斗而伤亡的估计人数，这是一种欺骗手段。
而且，我想提请注意，德丁记者关于阵亡人数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虽然有在战斗情况下难以区别战斗伤亡与屠杀之类这种“战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绍一、两个比较确切的资料，能够推测战斗伤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达到了一个莫大的数目。
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亲自在其“军情报告”中写道，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于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两侧的江岸地区，“于各处遭遇了由南京逃脱出来的一万多名敌人，予以重创，出现了江岸遍地都是尸体的状况”（引自谷寿夫：《机密日俄战争史·序言》，第八页。在《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第一二五页〕中谈到交战兵力为两万，伤亡一万一千人）。而且，至于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在城北江岸下关地区的战果，佐佐木到一旅团长亲笔记述道：“这天（十三日），在我支队作战地区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如果将装甲车在江面上击灭的和各部队所俘虏的合计起来，那末仅我支队就解决了两万多敌人。”再有，这也是屠杀俘虏的例子，即沿着扬子江进军的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把于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虏来的、从城内溃逃出来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国兵，几天后在扬子江岸边全遭枪杀了。这起事件是发生在德丁记者离开南京以后。
从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阵亡和被屠杀人数之多。即使从其一个个的例子来看，也是山本所谓总数为三千到五千的说法所无可比拟的。但是，即使将这些阵亡和被屠杀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只是包括无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内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数的几分之一。上海派遣军发表说遗弃尸体为八万四千具，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有人推测说，遗弃尸体实际为这个数字的一倍。
不要说是我所推测的十几万具尸体，只要看了上海派遣军发表的八万四千具尸体这个数字， 山本就大为吃惊， 认为是“胡说八道”。关于这一点，高崎隆治在《现代之眼》一九七三年一月号中介绍了当时担任南京宪兵分队队长的栎派短歌作家崛川静夫大尉的诗歌：“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收录于歌集《南京》〔一九四○年出版〕）。因此，我希望读者重读一下这首歌集后再作一番思考。
正如高崎隆治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宪兵大尉所记录的数字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这大概是常识”，因而可见上海派遣军发表的八、九万这个数字，未必就是大本营所夸耀的战果。
这些资料，都只是对遗弃尸体数的大概估计。不过，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关于掩埋这些遗弃尸体时的统计记录，根据日本军的命令，主要从事遗弃尸体掩埋工作的是红用字会和崇善堂这两个慈善团体。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检证一七○三、一七○四）说，前者掩埋了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后者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一十六具，共计掩埋了十五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具尸体。
关于上述情况，本书第一编第2、3、6节和第二编第1节都有详尽的叙述，希参照阅读。
可以推测，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后约一个星期时间，市京城内外有尸体十几万具。对此，山本则认为，仅就中国兵而言，遗弃尸体不足五千具。只有这样认为的人，才对“太胡说八道”而感到哑然。诚然，可能也会由此而断言此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这的确比《“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作者铃木明有过之而不及了。
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比这个山本更进了一步。他在前面业已介绍过的与山本的谈话中，恬不知耻地断定：“即使在南京有一两百个死人，也不会有那种胡作非为”的事发生（《季刊：历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五页）。这才是自暴自弃的“胡说八道”，真不知何以对之，也不知打算堕落到何种地步！一个令人恐怖的时代已经到来。
看错了记录
在山本七平与会田雄次的谈话中，他又谈起了一个趣闻，是与掩埋遗弃尸体有关的，放在此作一介绍。
事实上，在南京曾出现过大量人骨，看来这似乎增加了南京大屠杀的可靠性。 不过， 在就“砍杀百人”问题进行审判时，中国辩护律师说：“这是过去墓地上的人骨，与此无关。这里原先就有墓地，出现人骨的现象是正常的，不能当作任何证据。”这位名叫隆文元的中国辩护律师是公正的。
虽说这个谈话是如何美其名曰“别具一格的谈话”，但这又是何等荒唐的发言？首先， 这个名叫隆文元的人物就令人奇怪。 山本原先称之为“催文元”（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上册，第二八六页），不久又改称为“隆文元”（单行本《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者的偏见》，第八十五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四六页）。然而，这都错了，正确的应是崔培均（参与砍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的辩护人）。而且，“公正的中国辩护人”不是这个崔塔均，而是M少尉的辩护人薛某（参照N少尉的狱中通信——《偕行》，载一九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二页，九月号第三十四页）。纰缪百出。
再说，“中国辩护律师”的发言，大概是指两个少尉被判死刑后所提出的“上诉申辩书”草案中的记述。其中只有“贵判决书虽说以出现为数众多的白骨丛葬地点为证据，但在被告等未到之处亦出现儿千具白骨，以此不足以成为断定被告的行为之某些证据”（铃木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八十四页）。所谓“原先就有墓地，出现人骨的现象是正常的，不能当作任何证据”等等，什么地方也没有写呀。铃木明从曾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的中泽三夫少将那里听到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是有多少多少具尸体。但是，在南京城外南面有无数墓地，因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等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前引书，第二三四页）。山本肯定是将中泽三夫少将的话改换成中国辩护人的谈话。他这样剪裁资料，实在令人费解。
此外，山本在与会田教授的谈话中还谈到了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会田说：“即使胡作非为，能杀一万个人吗？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山本回答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帕尔也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同一个人于同一时刻在各处目击屠杀情况，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杀人，大概是为了要在十二日至十七日间强行稳定局面。”（《季刊：历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五页）
应当认为，这里所谓印度代表、审判员帕尔的“话”，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少数意见而在该审判员的判决书中叙述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判决书里怎么也找不到所谓“同一个人于同一时刻”云云的记述。如果要寻找类似内容的记述，或许可以列举如下。
审判员说：“其证词需要慎重研究的，显然有若干过于热心的证人。”他列举了证人陈福宝的例子，说：
在此提及一下自称为陈福宝的证人。这个证人的陈述系法庭证第二○八号。在陈述中，他特地提到，在十二月十四日亲眼目睹了三十九个平民被强行从难民营地区带走，押到小池边，并在机枪的扫射下死去。据证人说，这是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十六日，他再次亲眼目睹了被日本军抓获的许多身强力壮的青年被刺刀戳死。同一天下午，他被带到太平路，看到三名日本兵放火烧了两间房子。他还讲出了这三名日本兵的姓名。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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