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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的女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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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样。”本意是说同为父女，感情的亲疏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想到护士长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的意思。护士长出身贫苦，母亲早年间去世，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串弟妹，她是家中最出息最有钱的一个，她父亲拿她当银行看待，来信就谈钱，全不考虑他的女儿已有了孩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弄得她一见她父亲来信就紧张，常跟我们诉苦。但是她说行，别人说不行，我的那句话当即就把她得罪了。冷冷地，她道：“是吗？你的父亲就高人一等？”我一听也急了，话赶话地说：“我是说你觉着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不必回去，我觉着必须回去！”“光凭你觉着行吗？别人能不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没看还有把自己亲妈都给杀了的人呢！”这本是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顺嘴就这么说了，怎么也想不到护士长竟会愚蠢到认为我是指她，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但还没等我理论呢她先又哭又喊地跑开了，一头扎进科教导员的办公室，非说我说她把她妈杀了，让教导员为她做主。教导员耐着性子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批评了护士长，并做主准了我的假。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很具人文情怀。过去我一向不太关心领导，那次使我印象深刻，感到了领导的水平和风格对一个下属的重要。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得相见而痛得麻木的心才突然感到了一丝细而尖锐的新痛，像有一枚锋利的刀片插入，使我立时清醒。开门进家后我就要往楼上冲，妹妹引我去了楼下的小屋，此刻，那里变成了母亲的卧室。父亲母亲一辈子了，只要都在家，永远是共用一个卧室，任凭楼上楼下其它的房间空着。父亲去后，母亲就拒绝再进楼上的那间卧室，甚至拒绝上楼。夫妻感情过于深厚是一种不幸。我们围坐在躺在床上不声不响的母亲身边，几天几夜，恳求她为我们着想，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曾因心梗抢救过两次。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我拉过母亲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妈妈呀她们都结婚了都有家了我没有，你要是再不在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就是孤儿了妈妈你不能不管我我求求你了！……
之后整整一年，母亲不接电话，不上楼，不出门。但最终，她挺过来了。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你母亲这个人非常坚强。
我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干脆转业回来吧，回家，陪你。父亲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妹们轮流回来陪一下但也不能长住，毕竟都有着各自的小家。母亲却说：怎么，你才这么年轻就打算混日子了吗？她当然希望有我做伴，但更希望我有出息。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你爸爸失望。
雁南带来的“奇正藏药”果然管用，用上的当天夜里，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二十四小时后揭下膏药的时候，不痛也不肿了。但我还是按照请假时获准的二十天，住满了日子才离开的家。
离家还有几天呢，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走张罗了。在海岛时每次探家归队我都要带走一大提包的点心、糖、花生什么的，到了北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花样品种还比家里能够买到的丰富高级，母亲就不再给我带那些了，而是带一些单身汉没有条件烹制的熟食，煎鱼，熏鱼，煮咸鸭蛋，临走再给我装上一盒煮好的饺子，让我到北京后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吃。但我一直从心眼里不愿母亲为我做这些事，可又不知该怎么跟她说，于是就很烦躁，常找茬儿发脾气。
火车票拿到了，车次是当晚二十二点四十。晚饭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小英在厨房里下饺子，母亲到处张罗着找盛饺子的饭盒。每次我走都要带走几个饭盒，却从不想着给带回来，家里的饭盒都快被拿光了。母亲边找饭盒边嘟囔：
“这么多饭盒都哪去了？叫你们想着带回来带回来，没一个记着的。”
“行了妈妈别说了！”我忍无可忍。
“怎么了？”母亲一下子站住。
“不就是饭盒吗？下回我带回来就是了，老说老说！”
“下回带回来？马上我就要用！”
“没饭盒就别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带。那么老远的路，进站出站的，为着盒饺子，还不够麻烦的！”
母亲一下子火了，高声道：“小英！饺子不要下了！”
喊罢转身回了她的房间。我镇定地坐着没动，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电视，耳朵捕捉着母亲卧室里的动静，什么动静没有。
片刻后小英过来了：“四姨，姥姥哭了。”小英十八岁，跟我大姐孩子同岁，一直随我们家第三代称呼我们。
我去母亲房间。“妈妈。”母亲不响。我说，“妈妈，我这两天有点烦……”
“你烦就冲着我来？我不是个尿盆子，谁想呲就呲！”
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我不愿哭，直露情感一向是一件使我不舒服的事，母亲没法了解这些。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够交流的，不能交流时只好宣泄，曲里拐弯地宣泄，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我昏天黑地地哭着，既然已经开了头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开口了。母亲说：
“再过几个月就春节了，春节不是还有假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都清楚。
春节我没回家，去了云南边防。我不愿回家过春节，姊妹们个个携夫带子，只我孤身一人，别人别扭，我也别扭。不关心我不好，关心多了我烦。当然对母亲不能这样说。我说：“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在春节期间去一下云南边防（ 也是真的 ），看看那里怎么过春节，自愿，我想我去算啦。主要是这么考虑的：与其春节呼啦一下子全回家，节后呼啦一下子全走，不如分开回去，细水长流。她们的假期什么时候过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我可以机动。你看怎么样，妈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好吧。”又说，“小心一点啊。”
清晨五点，我就由昆明住处乘一辆北京吉普往边防线上赶了。云南我是第一次来，第一个感觉，群山连绵。与北方山刀削斧凿般的陡峭、冷硬不同，这里山的线条极其圆润、丰满。如果山有性别，那么，北方的山是男性，这里是女性，深翠清新，笼罩在忽浓忽淡忽来忽去的雾纱后面，酷似一群群宁静典雅秀丽的少妇。我被告知，即使一刻不停，也得在晚上七点方能到达目的地，车上司机却只有一位，一个二十来岁的战士。他的年轻和势单力薄不能不使我担心，听很多来过云南边防的人说，这里的路况相当复杂，我今天的命就算交到这位小司机手上了，本能地想跟他套套近乎，他不说话，你说十句他可能一句不回，几个回合下来我只得闭嘴，汽车在沉默中驶出市区，驶过县城，驶上山去。
北京吉普沿着盘山土路向山上绕行，路很陡，陡到了人很快便会感觉到飞机起落、气压急剧变化时产生的那种耳鸣。路的一侧是丛丛密密的亚热带植物，植物阔大的叶片被无数驶过的汽车扬起的黄土遮蔽得失去了原有颜色；路的另一侧就是毫无遮拦、毫不含糊的绝壁，绝壁下随处可见各类型号的汽车残骸，视之毛骨悚然。我们的头上是天，脚下也是天，放眼看去，上上下下全是一块一块游动着的云和雾，车在天中行。汽车拐弯，刚拐出去就见迎面冲过来一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大解放，小司机向右急打方向盘，北京吉普蹦跳着与大解放擦身而过，右边半个轮子却因此悬上了绝壁，小司机又将方向盘向左一通猛打，方令北京吉普重新上路。我紧紧咬住牙关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惊叫出声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人说沉默的司机是好司机，但愿如此！……天光忽暗，左右太阳仍然灿烂，是路前面的中央，蹲伏着一方遮天蔽日的黑云，幽幽然，森森然，仿佛怪兽的巨口。汽车一头扎了进去，顿时，天昏地暗大雨如注，车身、车顶篷被击打得嘭嘭作响，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徒然摆动，狂暴包裹、摇撼着小小的北京吉普，如巨浪摆布一叶小舟，我下意识扭脸向身旁看去，小司机端坐如前，只是微微眯起了眼睛，好像一个被雨水眯了眼睛的孩子。我闭上了眼睛，听天由命。……突然，战鼓雷鸣般的喧嚣一下子消失了，我屏息静气等了一会儿，还是静寂，耳边只有北京吉普奔跑的喘息，慢慢睁开眼来，眼前竟真的是一片艳艳的晴天，路面干得不见一丝雨迹，汽车开过，黄尘飞扬。如果不是车窗上仍在往下流着的水印子，我真要怀疑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不是幻觉。再往前走，再如此这般地经历了几次后我方明白，这就是云南的山了，远观秀雅温静，近处暴戾任性，如一个美丽的悍妇。
凭着石头般的沉默和金子般的坚忍，小司机终于把七八百公里的盘山土路抛在了身后，把他和我带到了目的地，驻云南边防某军军部。在军部草草地吃了晚饭，我被送到了某师师部。
师部驻在山间的一个天然溶洞，当地人称它曼棍洞。洞的进口不大，进去之后无比巨大，且景观奇特。曲径通幽处如江浙一带的庭廊，九九十八弯寻不到尽头；宽敞开阔处像篮球场，容得下几个连的兵；洞顶悬石千姿百态，狰狞的，妖媚的，安详的。一个师的司、政、后机关全住在里面，还能够做到工作区、宿舍区分开，且有食堂，有会场。我被安排在了一个据说是师职干部才能够住的单间，那一排单间是在“曲径通幽处”用一块块军绿塑料布分隔出来的，每个单间一面是洞壁三面塑料布，左邻右舍彼此看得到对方的脚和头顶，就我看到的头顶而言均是男性，这令我觉着寂寞而且不便。最简单的问题，夜里去哪里方便？是夜，几乎一夜未睡，眼盯着在悬挂塑料布的木框上奔跑狂欢的硕鼠，心里为去哪里方便的问题焦虑。也曾想过是否用脸盆或茶缸，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左邻右舍等于是同处一室，一个轻微的翻身都听得清楚，哪里就能够这样的放肆了？结果是，越担心越要出问题，这一夜我起来了三次，且都是老老实实去的设在洞外的厕所，穿好衣服，打着手电，提心吊胆，通往厕所的小路两边据说都有地雷的。来回一趟得折腾半个小时，头一趟还差一点找不到回来的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师领导，坚决要求下基层，并且进一步请示，可否去医院之类有女兵的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驻云南边防部队的医疗所，认识了彭澄。彭澄是这个医疗所的护士。我是晚饭后去的，由师的宣传科干事陪着，见所领导，见科领导，一级一级，最后，到了彭澄她们宿舍。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铺在床铺边当座布的小毛巾被，马扎子，横贯房间两头的铁丝，铁丝上永远挂得满当当的衣服，还有气味，一种化妆品、洗浴用品、水果香和少女气息混合一起的气味，洁净的薰香；甚至连门后簸箕里的垃圾，都同我们海岛医院宿舍里的一样，果皮、纸屑、一团团的头发。情景也一样：晚饭后通常是女兵们最悠闲的时刻，趴在床边写信的，看书的，织毛活的，听半导体的，唱歌的。所领导和师宣传科干事带我进去，女兵们纷纷起身，带着好奇和微微的兴奋打量我。她们在这里很寂寞，无处可去，电视机也少。
“向大家介绍一下，”干事开口了，他的音调之高和态度之郑重使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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